试论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检察监督机制完善

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具有明显的职权主义特征,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决定权集权于侦查机关。侦查机关可以还原案件真实的名义以强制的方式对有关人员和单位实施权利上的限制和剥夺,且受到的限制和约束很少,在司法实践中过分强调打击犯罪而忽视人权保障导致实践中侵犯人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检察机关作为侦查活动的主要监督者,理应为健全强制性侦查措施的监督机制做出应有的努力。     

试论刑事审前程序的司法控制与监督

我国刑事诉讼法由于长期受控制犯罪模式的影响,现行法律赋予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享有除逮捕之外一切强制侦查方法的自行决定权．其不受制约的权力是导致侦查阶段存在严重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的最大根源;同时由于我国检察监督的乏力与滞后以及侦查权与国家公诉权的同质性,寄希望于检察机关对审前程序中侦控权力的运行进行制约是不现实的,在检察机关自己侦查的案件中本身也存在着谁来监督“监督者”的疑问。在人权观念深入人心和司法权日益规范的背景和趋势下,在刑事审前程序中建立相应的司法控制和监督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试论刑事审前程序的司法控制与监督

我国刑事诉讼法由于长期受控制犯罪模式的影响,现行法律赋予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享有除逮捕之外一切强制侦查方法的自行决定权,其不受制约的权力是导致侦查阶段存在严重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的最大根源;同时由于我国检察监督的乏力与滞后以及侦查权与国家公诉权的同质性,寄希望于检察机关对事前程序中侦控权力的运行进行制约是不现实的,在检察机关自己侦查的案件中本身也存在着谁来监督“监督者”的疑问：在人权观念深入人心和司法权日益规范的背景和趋势下,在刑事审前程序中建立相应的司法控制和监督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论强制医疗制度中鉴定人出庭作证义务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设立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并将最终决定权赋予了法院。在此过程中，法官判断被申请人是否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关键证据是司法精神病鉴定意见，而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证则是确保鉴定意见客观、公正和准确的重要手段，针对目前鉴定人自愿出庭率极低的问题，应规定强制鉴定人出庭作证义务。     

试论刑事审前程序的司法控制与监督

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享有除逮捕之外一切强制侦查方法的自行决定权,易导致严重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现象发生;同时我国检察监督存在乏力与滞后的问题。因此,在刑事审前程序中建立相应的司法控制和监督制度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本文针对我国刑事审前程序司法控制与监督缺失的现状,对我国刑事审前程序司法控制与监督的原则和具体设想做了一些探索。     

略论司法警察在自侦案件中的地位和作用

目前,司法警察在自侦案件中没有决定权和指挥权,只有执行权和建议权,这是一种不完全的侦查权。要充分发挥司法警察在自侦案件中的积极作用,必须改革侦查权的配置,修订完善法律法规,赋予司法警察较为完整的侦查权。     

论羁押审查主体

羁押是法院作出生效有罪判决之前剥夺人身自由最严厉的措施,关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且与无罪推定原则存在高度紧张关系。因此,世界各国和地区大都对羁押采取严格的程序控制。羁押审查主体是羁押审查程序的基本构成要素,域外大都实行逮捕与羁押分离,将羁押的决定权赋予法官行使。在我国,刑事拘留的决定权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审前阶段的逮捕基本上由检察机关审查批准或决定。由于检察机关还承担着追诉职能,实践中难以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无法保证羁押决定过程的公正性。应当借鉴域外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实行逮捕与羁押决定权分离,将羁押决定权交由法官行使,相应地在法院内部设立羁押审查庭,设置羁押审查法官,负责刑事诉讼整个过程的羁押审查工作。     

侦查比例原则论

源自警察权力限制要求的侦查比例原则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狭义比例原则三个方面。适当性原则要求侦查措施必须与侦查目的紧密关联，必要性原则表现为强制侦查作为任意侦查的例外形态而存在，狭义比例原则以权利保障为取向，要求实现维护社会利益与保障个人利益的价值平衡。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尚没有充分体现侦查比例原则。从法治国家建设方略和人权保障要求出发，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应当确立侦查比例原则。     

我国刑事审前法官制度的建构

顺应各国司法改革加强司法控制的潮流，我国应当设立刑事审前法官，使其介入刑事审前程序。刑事审前法官应当与审判法官严格分离，单独建制，并应严格控制其资质条件；刑事审前法官行使侦查控制、公诉审查等多项权力；侦查控制应当强制启动；应设立羁押听证程序等等。     

侦查和解的适用理念

当下对刑事和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对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关注不够。应当赋予侦查和解决定权,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指导思想应当是注重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平衡。侦查和解应当遵从和解自愿、基本事实清楚、自主和解为主他主和解为辅、和解事后监督等诸原则。     

浅析婚内强迫性行为的法律规制

对婚内强迫性行为是否应予法律规制，特别是按婚内强奸罪定罪处罚，一直是近年来国内学界争论较多的话题。婚内强奸作为家庭暴力行为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对女性人权，特别是人格尊严和性自由的侵害是不言而喻的。本文从婚内强迫性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国外对该行为予以犯罪化处理的趋势出发，提出对婚内强迫性行为应予以法律规制，并宜单独定罪处罚。     

股东调查权的思考

股东享有重大决策的权利 ,实现决策权必须实现知情权。股东知情权的实现要通过调查权 ,调查权必须通过选任调查人的方式来保障     

留置、传唤、拘传的法律属性及适用中的相互关系

留置和治安传唤是行政强制性措施,刑事诉讼中的传唤属于侦查措施,拘传属于刑事强制措施。留置的使用在治安立案和刑事立案之前,传唤和拘传使用于立案之后。留置前后都不应该有传唤和拘传,传唤和拘传也不一定并用。留置、传唤、拘传在同一案件中不得对同一嫌疑人同时使用。     

论侦查程序中的人权保护

惩治犯罪与保护人权是刑事诉讼的不可或缺的双重目的,随着文明的发展,后者越来越为国际社会和现代法治国家所注重和强调。侦查是刑事诉讼的开始,有效侦查是刑事追诉成功的前提。侦查机关运用国家强力追究犯罪,极易侵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必须完善立法,从程序上对侦查权的行使加以限制,赋予犯罪嫌疑人防御权和救济权,切实加强侦查程序中的人权保护     

浅议行政强制措施

目前,我国对行政强制措施的定义、内容、性质、分类等问题认识混乱,有待于澄清。我国行政强制措施还存在法律规定欠缺、实施主体混乱、期限不明确等问题,需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完善。     

我国刑法中的抢夺罪之合理性追问 --比较法的视角

在对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诸国刑法关于抢夺行为定性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刑法规定的抢夺罪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倡导在我国刑法中拆解抢夺罪,将抢夺行为一部分归入盗窃罪,一部分纳入抢劫罪.     

论侦查程序的法治原则

侦查工作的基本原则包括侦查活动的技术原则和侦查程序与行为的法治原则,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将侦查活动视为目的理性的活动,理论上和实践中只重视侦查活动的技术性原则的研究与使用,以最大限度地达到侦查的目的。然而,在现代法治社会,经过长期的论争与选择,侦查程序不仅要符合目的理性,更要符合价值理性,侦查程序与行为的法治化是其价值理性的必然要求,确立侦查程序的法治原则,目的在于从法治的角度确保侦查行为的有效性、正当性、合法性,它应当是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真实与程序公正、正义与效率等各种价值高度协调的结果。     

对侦查阶段律师辩护人身份确立的思考

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在许多方面对侦查工作加强了制约监督,切实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理念。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应当顺应时势,牢记尊重和保障人权,转变旧的侦查理念和模式,积极适应侦查阶段律师辩护人身份的确立,不断提高侦查工作质量,切实提高新形势下诉讼效益。这无论从查明案情,还是从打击犯罪方面以及提高侦查公信力方面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是非常迫切的。     

新《刑事诉讼法》对侦查工作的要求及应对

新《刑事诉讼法》重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障，也加大了对犯罪的打击。在强制措施制度的完善、技术侦查措施的确立、辩护制度的完善、刑事证据制度与规则的完善等方面对侦查工作造成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侦查工作人权保障要求更加严格，侦查行为要求更加规范，取证环节要求更加精细，工作过程要求更加科学。侦查部门应当从树立现代侦查法治理念，强化人权、程序、证据意识；转变传统办案模式，合理运用各种侦查措施；做好案件质量审查，加强侦查自我监督；创新侦查工作机制，加强专业队伍建设的应对工作。     

判决是如何形成的——乡土社会语境中的法官判决模式研究

本文通过人民法庭对发生在乡土社会中的一起民事相邻权纠纷处理过程的叙述,力图展示承办案件的人民法庭的法官在形成判决意见的过程中考量的各种因素、法官审判案件所追求的目标、以及为达成目标所作的努力。透过对法官判决模式的界定与案件审理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基层人民法院法官为谁而作出判决的结论以及支持法官如此判决的决定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