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治党到治国：中国纪检监察机构改革的治理逻辑

纪检监察机构是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重要组织实践,也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界面治理理论范式,本文提出了一个“多层嵌套界面治理”的分析框架,将作为治理界面的纪检监察机构嵌入党和国家多层次治理界面体系中进行探究,以此深入考察中国纪检监察机构的长时段改革进程。研究发现,由于党和国家注意力分配的有限性,以及所面临问题的复杂性,中国纪检监察机构改革基本沿着“治党的逻辑”“治国的逻辑”以及“治党与治国一体化的逻辑”渐次展开。这是一个由纪检监察机构界面向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界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界面进行多层次嵌套的适应性过程,从而实现了纪检监察体系及其治理绩效的持续优化。协同治党逻辑和治国逻辑的双轮驱动,重组和整合其内部的多种功能,将是中国纪检监察机构的重点改革方向。     

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动态演化：寻求技术与制度的协同调适

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政府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以“八八战略”实施以来的浙江政府数字化转型实践为考察对象，依据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目标和效果的不同，可以总结出治理信息数字化—政务流程数字化—运行形态数字化的纵向动态演化链。建构“技术—制度”协同调适的分析进路，发现在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不同演化阶段，呈现出“技术嵌入—制度吸纳”的互嵌逻辑、“技术驱动—制度规范”的融合逻辑和“技术变革—制度重塑”的共生逻辑。面向未来，进一步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应避免陷入过度依赖技术的泥淖，注重发挥数字技术与制度机制的协同创新作用。     

跨界水生态协同治理体系构建研究——基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制度创新实践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先手棋和突破口，在率先破解跨界水生态协同治理难题方面具有示范意义和责任。基于文献梳理及国内现有实践，行政有界、生态无界矛盾背景下的跨界水生态协同治理体系框架得以构建。分析一体化示范区案例可知，跨界水生态协同治理体系作为一个复合、开放、多元的复杂系统，它的协同体系构建主要基于由政治势能、法律权能、经济动能、社会效能组成的外部驱动机制和流域内各行政主体、利益主体、参与主体间建立的内部协调机制，这都大幅提升了系统整体性功能的发挥，最终实现从“分治”走向“共治”，从分化走向协同。     

“数智化公共服务平台”供给生态圈建构逻辑及协同路径

“数智化公共服务平台”供给生态圈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的公共服务供给生态系统，具有数据化、协同化、交互化特征，可分为核心主体、支撑主体和边缘主体三类。从核心转换逻辑、模式共创逻辑、关系演进逻辑与技术转向逻辑四个层面可以提炼出“数智化公共服务平台”供给生态圈建构逻辑理路与形成机理，明晰“数智化公共服务平台”供给生态圈构筑发展的前提要素、必然条件、支撑条件、基础框架与动力保障，形成“信息圈”“主体圈”“工具圈”“组织圈”“价值圈”于一体的五“圈”融贯协同，实现不同圈层的交叉融合、横纵联结和迭代更新，提升公共服务治理智能化、智慧化供给能力水平和集约建设智慧服务圈。     

技术治理的适配性：基层治理数字化改革的效度及逻辑反思

技术与治理融合已成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实现形式和基本特征。技术并非简单植入治理场景并必然产生治理绩效，其赋能、赋权效应存在不确定性。技术运用的适配性是技术能否从工具转换成范式，变革治理模式，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技术适配张力和各种适配性偏差，是导致“技术反治理”现象的主因。从“工具—体系—行动”维度，通过适配性视角考察技术与治理互融互促的结构性、本源性逻辑，基层数字化改革应依赖技术嵌入、结构吸纳与社会协同的并进，达成“技术—价值—结构—生态”的多向度适配，实现系统性治理形态升级。技术与治理形成价值层、结构层、生态层互适融合，从治理工具、治理体系、治理行动全面驱动数字化变革。技术治理最终应走向系统性、适配化的整体治理。     

数字技术驱动科层组织领域化运作的逻辑——基于浙江“基层治理四平台”的案例分析北大核心

数字技术驱动下科层组织如何运作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基于浙江“基层治理四平台”的案例,研究提出“领域化运作”的概念阐释数字政府运作逻辑的倾向,即数字技术驱动下科层组织愈来愈按照模块化或系统化的思维构建决策与行动的策略和方式,以强化对现实问题的整体性回应,表现为行动模式由条条分割到块块融合、组织关系由线性联系到交互网络、功能价值由追求部门绩效到整体效能等。“领域化运作”倾向是对传统科层组织部门化运作的超越,有助于增强对复杂社会问题的回应,但也面临着科层体制惯性、数字技术应用以及技术简约与现实复杂之间张力的束缚。领域化运作逻辑拓展了数字政府治理的研究视角,为理解数字技术驱动下科层组织变革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     

“政府即平台”是可能的吗?——一个协同治理数字化实践的案例研究

条块分割的制度造成了政府治理的碎片化困境。为破解此问题,可从数据连接、流程驱动和结构再造三个层次建构“政府即平台”方案,而这种协同治理数字化实践的可能性仍值得探讨。对“基层治理四平台”的案例研究发现:凭借数字化手段,政府部门建立起无缝化、矩阵化、网络化的治理模式,从联动机制、要素结构和职能体系三个维度超越了中西方协同治理的传统经验和“政府即平台”的既有理论。就改革的预期而言,数字化功能的充分释放须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前提,以权责厘定及资源配给的有效性为基础。并且随着实践深化,一种遵循治理现代化的本土逻辑,愈发强调集中统一的整体性建构,立足服务需求并兼顾改革成本的一体化制度设计将成为应然选择。     

治理现代化下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逻辑与路径遵循

“社会治理共同体”将“社会治理”与“共同体”叠加使用，是对“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概括和延伸。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为了营造安全、稳定、和谐、共享的社会环境，治理主体通过平等协商、权责界定和协同合作等方式，在基本利益一致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情感联合体、利益联合体和命运联合体。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这是一种更加趋于融合型的社会建设思路，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从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四个方面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实践，有助于凝聚人心，助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治理现代化下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逻辑与路径遵循

“社会治理共同体”将“社会治理”与“共同体”叠加使用，是对“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概括和延伸。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为了营造安全、稳定、和谐、共享的社会环境，治理主体通过平等协商、权责界定和协同合作等方式，在基本利益一致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情感联合体、利益联合体和命运联合体。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这是一种更加趋于融合型的社会建设思路，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从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四个方面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实践，有助于凝聚人心，助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生态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

生态文明建设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污染防治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必须解决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传统生态治理的困境日益凸显,因而如何推进生态治理数字化转型,创新生态治理模式,提升生态治理绩效就显得尤为重要。从理论逻辑来看,生态治理数字化转型意味着传统生态治理必须实现价值、技术、模式和能力等多维度的重构。从现实路径来看,重点是完善生态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网络基础设施体系和综合协同治理平台,推进政务流程优化再造,加快建设天空地一体化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增强生态环境数据传感器灵敏度、智能传输、生态环境要素的预测预警、分析决策和处置能力,使作为公共治理资源的海量生态数据、现代数字技术与生态治理有效结合并转化为优化政府生态治理的“生产力”,系统提升生态治理的智能化水平。     

从“问题迭代”到“协同演进”:毗邻党建的逻辑转换及其治理网络建构

基于长三角地区毗邻党建实践的历时性观察来看，跨界治理中的毗邻党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根据跨界治理问题阶段性的差异，可以将其分为作为初阶问题的“专项问题”和作为高阶问题的“综合问题”。目前，毗邻党建已经从1.0版升级为2.0版，在迈向2.0版的过程中，其运行逻辑从聚焦跨界“专项问题”治理转换为聚焦跨界“综合问题”治理。为了克服跨界治理边界效应带来的协同难题，毗邻党建通过“以党领政”“党领共治”等方式建构“党政协同”“多元协同”两种典型的“政党引领型治理网络”。与逻辑转换相对应，在面向跨界“专项问题”治理时，毗邻党建1.0版着力打造“党政协同”治理网络，并通过“战略借势式协同”“双线工作式协同”“小组统筹式协同”“组织联合式协同”“项目助推式协同”“问题会商式协同”“数字赋能式协同”等机制推动“党政协同”治理网络的有效运行；在面向跨界“综合问题”治理时，毗邻党建2.0版着力打造“多元协同”治理网络，并通过“战略借势式协同”“小组统筹式协同”“组织联合式协同”“项目助推式协同”“数字赋能式协同”“资源整合式协同”“产业协调式协同”“文化连接式协同”等机制推动“多元...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协同治理路径研究——基于协同政府理论视角

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频发,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目前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面临监管缺位、监管越位、监管错位等现实困境。文章引入协同政府理论重新审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存在的问题。协同政府理论主张摒弃碎片化结构、实现无缝隙监管,整合组织功能、实现监管流程再造,突破一元治理困境、实现监管跨界协作,该理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实践具有适用性。文章借鉴协同政府理论分析框架,从目标整合、组织整合、信息整合和文化整合四个维度构建农品质量安全监管协同治理路径。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有机融合发展：理论逻辑、现实挑战与推进路径

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有机融合与协同互促,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途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具有深刻内涵和特征,存在三重基本逻辑：顺应产业变革趋势的供需逻辑、赋能产业创新生态的创新逻辑、引领社会效率提升的发展逻辑。面对要素流通机制不健全、“数字鸿沟”、核心技术不强、国际话语体系不健全等现实挑战,应构建“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的融合发展机制,加强数据要素市场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充分释放产业、区域间产业要素价值,科学引导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技术合作攻关,提炼数字经济治理“中国方案”,积极构建国际互利共赢的新规则。     

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特征、困境与对策——基于MSAF分析框架的探讨

近年，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治理的显著成效印证了纵向“权威型”跨区域协同治理方式的有效性。基于“激励—结构—行动—反馈”框架的分析表明，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存在政治激励、中央统筹、运动治理和中央督查反馈等特征，并相应地存在动力差异、结构不合理、缺乏合作以及逃避监督等问题。为进一步优化治理机制，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应建立包容性的激励机制、多主体参与的跨域环境治理机构、可持续法治化的治理过程和多元化监督途径，不断推进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建立高效可持续的协同治理模式。     

党建引领“三治融合”乡村治理的实践逻辑阐释 基于《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

从历史进程、现实探索以及实践逻辑来看,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坚持党建引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逻辑。以党的政治优势引领与协调乡村自治、法治、德治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关键。在总结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的基础上,本文对党建引领乡村“三治融合”微观层面的治理创新机制进行分析,认为党建引领乡村“三治融合”的治理创新机制构建的前提是认识和把握在“三治融合”中党的集中领导和民主协商机制的有机统一,在治理实践中凝聚乡村善治的合力,推进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只有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构建多元治理主体和谐、有序、有效的合作治理机制,才能达到乡村善治的治理格局。     

准确理解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保障。我们要深刻把握全面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之间的融合关系以及内在逻辑,两者是一整套相互协同、相互融通的国家制度,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体现在国家治理、执政兴国、人民幸福安康及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等方面的深刻革命,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韧性治理：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新思路

作为克服传统研究系统性、长远性不足的一种新型理论框架，韧性治理聚焦全过程治理的应对能力，具有整体性治理、协同性治理、适应性治理、内生性治理等系统性治理优势，是消除运动式治理、依赖式治理、跑腿型治理、谋生式治理及模仿式治理等乡村治理脆弱性隐忧，实现乡村善治的理性选择。基于韧性治理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嵌入-融合-实践”的逻辑，韧性治理的机制韧性、社会韧性、技术韧性、经济韧性和文化韧性与乡村治理现代化对治理体制、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基础、治理文化的要求高度契合。新时代乡村治理要着力推动常态化治理、协同化治理、数字化治理、造血式治理和内生性治理，全面增强乡村治理韧性，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数字法治政府”:概念认知、机理阐释、路径塑造与机制构建

“数字法治政府”作为数字政府和法治政府的统合概念,并非是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概念的简单相加,其具有“1+1>2”的双向重塑、互动融合与协同改造效应,是数字政府法治化与法治政府数字化的辩证统一。“数字法治政府”建设面临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双重叙事逻辑的耦合困境,具体表现在数字政府的法律因应迟滞、权力风险扩张、行政伦理消解、“技术—制度”失衡、职责体系紊乱等方面。“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难题在于如何调适数字政府/法治政府的“技术—制度—价值”张力。为此,“数字法治政府”的关键任务是切实加强信息权力结构再造的法治因应、准确把握“技术—制度”的辩证互动关系、积极防范数字技术对法治政府的侵蚀和解构、充分保障数字政府社会回应性与责任性的协调。其突破路径在于确保数字治理面向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数字权力融入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行政效能嵌入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当前,需要推进“数字法治政府”的系统框架塑造和基础机制构建,包括信息平台设施、权力监督制度、数字财政体系、绩效评估机制等的构建。     

参与式预算的中国探索:价值、缺陷及路径优化

公民对传统预算决策体制的不满以及参与式治理在地方治理变革中的运用,直接催生了参与式预算的产生。国外参与式预算的实践和发展为我国政府预算改革引入参与式预算提供了借鉴。参与式预算是我国地方参与式治理的一种重要形式,参与式预算的探索,深化了基层自治的实践,激活了基层人大的预算审议和预算监督功能,推动了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利益调整和社会稳定。但我国参与式预算的探索在制度化和代表性上依旧存在严重的不足,所以参与式预算改革需要针对这些不足,借鉴国外的优秀经验并结合地方政府财政状况,从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和预算评估这三个主要阶段进行路径优化,以此提升参与式预算在地方参与式治理中应有的治理绩效。     

地方治理创新活动的公共价值绩效解析——以贵州省凤冈县“四直为民”为研究案例

以人民为中心的地方治理创新活动能否产生公共价值绩效?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模型(PV-GPG模型)通过政府绩效的三大要素((A)价值建构(B)组织管理(C)协同领导)能够回答此问题。公共话语需求建构、公共事务公平合理、公共领导协同提升是"四直为民"协商机制产生公共价值绩效的三大来源;政策过程参与、行政体制改革、服务流程再造是公共价值生产的关键环节和重要路径。作为公共价值绩效产生结果和过程的阐述,公共价值绩效生产的三条路径与绩效生产结果的三个来源相互强化、相互吸附,合力推动公共价值的创造生产。"四直为民"需要与其他案例研究共同致力于迈向社会全体的可能性解释。未来的公共价值管理研究要聚焦国家治理改革和服务创新等具体实践,形成中国经验贡献于国际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