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认知的几点反思

空间理论探究近年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但从不同流派的空间认知中，可以发现他们对空间的认知或者基于空间理论展开的其他研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脱离对空间本体及基本属性认知的局限，因而从空间本体论、空间属性、空间方位、空间与时间关系角度全面深入地对其展开探究，是科学准确地把握空间基础理论的关键，也是进一步展开空间理论其他研究的前提。     

法律中的空间现象研究

法律中存在着广泛的空间现象,有的直接表现为"空间"语词,有的则隐藏在法律文本的背后。纷繁杂多的空间现象背后有其逻辑一致性,它们都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具有社会性和结构性。空间现象在法律中的存在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逻辑必然性。在空间的视角中,法律是以空间为规范对象的,法律文本是空间的符号化和表征。空间变迁与法律嬗变的历史进程中贯穿着法律的空间性。     

林白小说的空间解读

林白小说善于打破时间的线性结构,将叙述对象置于空间关系中,形成一种空间化的结构形式。本文通过隐喻的地域空间、女性的私密空间和多维的立体空间等方面分析了林白小说空间建构的特点。林白通过这些空间的建立来抗拒主流的父权社会,表现女性对男性的不满,为女性争得话语权,从而确立自己独特的艺术观念。     

认识一个捡拾和安放“自尊”的私人空间——对性服务妇女服务原则的一种理解

借助维特根斯坦对于语言的哲学研究的真知灼见,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自尊"回落到日常生活中:"自尊"只能是——也必须是一种个人对于自己是否尊重自己的判断和评价。由此出发,对性服务妇女个体在实施服务时所坚持的选择原则的解读使我们认识到一个捡拾和安放自尊的私人空间——边缘和底层者的自尊以私人体验的形式掏空了"自尊"原有的德性的意义,使之回归平凡;破坏了"自尊"原有的社会范式,使之成为一种私人体验;挑战了"自尊"原有的公共空间类型,使之具有了私人空间特有的张力。而也正是从这一人类原始精神出发的对他人生命—生活及其表现/表达的尊重和理解,使研究者能够突破自身"此在"和"此知"的疆界,进入研究对象"自尊"的"此在"和"此知"之中,并被研究对象的心理空间接纳,认识和了解/理解了有关自尊私人体验和私人空间的"能在"和"能知"。     

《聊斋志异》异类婚恋故事的空间叙事

异类婚恋故事是《聊斋》中的一大故事类型,其空间叙事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具有典型性:空间明显呈现类型化特点,反映华夏农耕民族的思维和经验特点以及民俗信仰。空间与人物身份属性紧密联系,通过陪衬或结构性对立来帮助塑造人物形象;且空间的发展往往是叙事时间的停顿,空间的停顿则是叙事时间的发展。空间在《聊斋》中有强烈的道德隐喻和象征性,并以考验特质展现出来,即空间具有诱惑性、惩罚性和奖励性,《聊斋》空间的隐喻性及其原因分析表明,中国文学的空间叙事研究与西方空间叙事学既有相通之处,更有独特性,代表了中国文学中道德隐喻至上的特点。     

权力、空间与知识:少数民族教育的异质性研究

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异质性研究主要集中在针对亚文化群体的人力资本探索方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文化理解的结构主义思潮进入学术领域,构建了教育研究与社会结构整合的宏观思路。本文受此启发,立足于少数民族教育在权力、空间、知识等不同社会维度的异质性表征,指出了少数民族教育中的隐性破坏力、学校空间控制对学生的结构性制约,以及地方性知识传播中的生活逻辑与学科逻辑,提供了看待少数民族教育的新视野。     

论空间叙事研究的起点、切入面与展开方向

空间叙事研究的起点是具有叙事功能的空间,而不是作为背景的、静态的被叙述的空间,因此在文学叙事中,需要在传统文学研究与经典叙事学等叙事研究的谱系中,清理空间的身体性、当下性等内涵。在文学叙事中,空间不断突破固化的惯性时间及其支撑的感知框架,凸显当下时空中的感性细节,以此动摇时间意识,找回被忽略的当下空间意识。本文拟在把握空间内涵的基础上,讨论空间叙事研究的起点、切入面和展开方向。     

论公共空间的隐私

传统法学理论主要关注个体和私人意义上的隐私权,忽视或者否认公共空间存在隐私关系。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之间不存在绝对边界,二者也不必然二元对立。随着司法经验的积累,现代隐私权理论逐渐承认公共空间的隐私权。如何理解公共空间,以及如何处理不同类型公共空间中的隐私关系,也成为了值得进一步讨论的理论问题。无论“公共”还是“隐私”,都具有接触、占有和目的三个层次的意义。由此,我们可以把公共空间划分为全开放空间、限制开放空间、组织空间、社区空间和信息空间五种类型,分别采取不同的隐私规制策略。     

基于地理空间的经济学新学科的研究与应用

经济学研究无法脱离空间。经济学研究地理空间产生了一系列关系紧密、研究对象各有侧重的学科,如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新经济地理学、地理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廓清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建立科学的学科体系的基础。空间经济学是经济学研究地理空间的前沿,这一学科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空间理论对法律的阐释

“空间转向”是当代社会理论的重要论域。在这一转向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空间理论是舌待法律问题的重要维度。私人空间和全共空间对于阐释法律、法律关系以及权力、权利具有重要意义。从逻辑层面分析,法律可以被理解为调整空间关系的社会规范,法律关系的本质是空间与空间之间的关系,权力是上升为法律的全共政治空间,权利是上升为法律的私人空间。备种具体法律关系是不同层面的空间关系的展开。从历史层面看,法律的产生是混沌空间分化为私人空间的结果,法律变迁的背后其实是空间的变迁。空间对于法学研究具有方法论和本体论的双重意义。     

数字空间视角下“玩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以信息编码方式的颠覆性改变为标志，经济社会经历了工业时代到数字时代的转变。“玩劳动”作为一种新的劳动形态出现，再次掀起了学界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否过时的探讨。实质上，从单一空间维度去分析“玩劳动”难以真正厘清其物质属性和生产质性。随着数字经济新形态的发展，“玩劳动”不仅符合马克思劳动二重性，同时还具有空间二重性。即在现实物理空间和虚拟数字空间二元空间视角下，“玩劳动”在现实物理空间中表现为休闲、娱乐等活动，在虚拟数字空间中进行着生产劳动。这种空间二重性的产生是数据商品化、数字平台资料化以及经济空间数字化重构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数字资本以更加隐蔽的方式榨取和占有“玩工”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进一步加剧了价值剥削、劳动控制和社会两极分化。     

乡村青年数字劳动中的社会认同建构与乡村文化空间重塑——基于浙江省L村青年群体的田野调查

数字经济的发展孕育了“数字劳动”这一新型的劳动形式和内容，乡村青年群体已经构成现阶段中国数字劳动的主力军。本研究尝试跳脱“剥削”框架，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以浙江省L村的青年群体为研究个案，在分析乡村青年数字劳动的组织与内容特征的基础上，重点围绕乡村青年数字劳动中的社会认同建构与乡村文化空间重塑展开讨论。研究发现：（1）个人社会资本增值构成数字劳动中乡村青年社会认同的底层逻辑，数字劳动使得乡村青年在职业向度实现由“农民”向“新农人”的个体认同转变，并通过乡村可见性的提升带来群体情感链接的强化，进而促进群体认同；（2）乡村青年数字劳动对乡村文化空间的塑造，对外表现为通过回归“真实”表达实现对城市话语体系下作为“景观”的乡村文化抵抗，对内表现为在数字劳动实践中对传统文化的开发和以多维在场的方式促进乡村交往空间的拓展。     

基于空间稀缺性的中国乡村空间优化分析

文章以空间稀缺性为研究前提,分别从乡村居民、乡村企业、乡村组织等三个视角,建立乡村空间的市场供需模型,分析乡村主体的空间需求与供给行为,以及影响供需的社会、经济、环境因素,从而摸清乡村空间演变规律,并得出乡村居住、生产、公共空间等动态均衡与乡村空间演变的关系。据此,我们提出了基于供求矛盾下的中国乡村空间优化政策建议。     

贵州黔东南苗族聚落仪式与公共空间研究

位于黔东南山地地区的苗族聚落因其特殊的地貌形态和文化渊源,形成了各类与平原聚落不同的、极具特色的公共空间。论文通过文献研究与实地走访调查,总结黔东南苗族聚落中的公共空间类型与特色,并探究其由内在的文化联系而形成的序列结构。黔东南苗族聚落的公共空间可分为生产空间、交通空间和仪式空间三类,其中仪式空间最具特色。黔东南苗族聚落的公共空间布局灵活自由,形态因地制宜;各类公共空间为鼓藏节、招龙节等重要仪式活动提供场所,作为历史的象征连通古今;模拟历史演变的仪式活动串联起各类公共空间,形成连通村落内外、村落之间的公共空间序列,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构建起到积极作用。     

空间的政治“突围”——社会理论视角下的空间研究

空间问题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焦点话题。空间概念在日渐被社会理论界所关注时,其内涵逐渐由自然属性转向社会属性。与"时间"在社会理论中被广泛重视不同,"空间"则是在不断地"拯救"之中才"浮出历史的地表",进而形成了以探讨世界体系与空间结构差异格局为主导的宏观空间政治研究和以分析权力支配与互动为特征的微观空间政治研究。而空间研究具有展现生活世界实践的有效性,当对空间问题的关注转至对日常生活的理解时,其又将可能推动生活政治的研究拓展。     

当代社会学理论的社会空间转向

潘泽泉在《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撰文认为，空间的社会学研究成为社会学领域近几年一个热门话题，空间转向，实际上表达了对传统社会学知识范式的某种修正，社会空间涵括了丰盈的话语场域、经验性事实或想象力限度，通过对西方社会学知识史的回顾和总结以及有关空间的经验社会学研究的思考，空间是一个重要的知识或分类概念且为整个知识的一个重要基础，空间的逻辑和运作机制能帮助我们重新推演发展出理解社会的一个不同的新的知识系统，将空间概念发展成一种重要的、旨在解释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     

空间资本化：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空间生产逻辑批判

从现代早期的产业资本主义到当今时代的数字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主导逻辑经历了从资本空间化到空间资本化的深刻转变。空间资本化意味着数字资本作为数字网络空间的控制力量，通过实质吸纳人的生命过程而获得全面改造和掌控社会空间的能力，空间生产由此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自主性和吸附性。从本质上说，空间资本化是由数字劳动推动的，数字劳动通过整合资本扩张的空间要求与人的发展的空间需求，消解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界限，加速空间生产的潜能向现实转化等环节来推动空间资本化的实现。空间资本化蕴含着一种超越肉体规训的生命政治范式，即数字资本通过微观场景设计，最大限度地占有剩余时间，营造媒介化的意义空间来完成对人的深层精神规训。     

大卫·哈维不平衡空间发展理论及其意义

20世纪后期,空间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被激活以后,不平衡空间发展成为分析当代世界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视角,其中哈维(D.Harvey--1935)的不平衡空间发展理论,既有理论分析研究又有现实社会批判,既总结了以往研究又提出了新的理论研究框架,特别是建立不平衡空间发展理论的四个核心要素: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物质因素、剥夺性积累、资本积累时空中的特点和在不同地理空间规模上的政治、社会和阶级斗争,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推动我们的不平衡发展理论等都有重要意义。     

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的空间成像及其治理

新时代中国之治的理论擘画和顶层设计，赋予整体性治理图景之下意识形态治理的合法性和必要性。新时代的意识形态风险日益表现出对空间的依赖和抢夺，亟待立足空间视域开启意识形态治理研究的新维度。对意识形态的空间性与空间的意识形态性的双向阐释，架构起理解意识形态与空间的交互视域，为洞察意识形态风险空间成像奠定了理论前提。时空压缩的社会结构、社会空间的分化转型以及个体化精神空间与总体性精神空间的对抗，加剧了意识形态风险的叠加性和不确定性，不断形塑着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的多重空间成像。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的空间治理，应以空间生产为基础、以空间整合为核心、以空间拓展为保障，构筑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空间布局，掌握意识形态治理的主动权和领导权。     

论“三生空间”的逻辑结构、制衡机制和发展原则

优化"三生空间"的结构和格局之所以成为完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空间布局的核心任务,是由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以及生态文明空间布局的现实状态决定的。其中,生活空间是人类进行吃穿住用行以及从事日常交往活动的空间存在形式,是延续和培育劳动者的主体场域;生态空间是自然基础存在的基本形式之一,主要界定了人类活动的地形地貌、活动区域、地理位置等场域内容,是维持劳动主体生命活动的栖居之地,同时,也为生产空间、生活空间提供生态前提,是任何社会生产活动顺利运转的先决条件。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的空间场域和空间结果,即构成生产空间。生产空间是劳动活动的空间存在形式。受自然和历史条件局限,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平衡的。只有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相统一以及集中性与平衡性相统一的原则,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传统发展模式的弊端,促进"三生空间"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