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战略竞争与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变迁

世界政治领导国的对外技术政策很大程度上源于应对大国战略竞争的需要。当美国面临直接、迫切的大国战略竞争压力时,更愿意通过放宽技术进口和出口限制来争取合作者、应对竞争者,即"利用强者打败更强者"。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对华技术政策经历了从逐步放松再到加强限制这一过程。苏联的安全竞争压力迫使美国在加强对苏技术出口限制的同时,放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日本的经济竞争压力促使美国在加强对日技术进口限制的同时,放宽对华技术进口限制。应对直接、迫切的大国战略竞争压力,会促使世界政治的领导国更重视当期利益,同时也为潜在竞争者的成长提供机会。而当苏联和日本对美国构成的大国战略竞争压力逐渐褪去时,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再度面临调整压力,以致于今为甚,通过发起对华贸易战,打压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全面收紧了对华高技术进出口限制。美国的技术竞争将是今后很长时间中国技术进步难以绕过的阻碍。     

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分化”策略的新变化及对策思考

基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地缘政治的竞争和战略的不信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一刻也没有松懈。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迫使美国调整了对华实施"分化"战略的策略;同时,由于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改革深化的关键时期,社会矛盾的增多、社会冲突的加剧为美西方的"分化"活动提供了诸多契机和借口。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分化"活动出现的新形式与新特点,为了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中国不仅要在策略方面进行应对,还需要在战略层面提出适应国家整体发展的"顶层设计",更为重要的是在"软实力"上构建一套让全世界都信服且能与西方相抗衡的价值体系。     

特朗普政府对华军事战略评析及对策思考

在国际政治正重回“大国竞争时代”的背景下,美国已将中国视为全球、全方位、首要战略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对华军事战略包括军事战略目标、地缘战略重点、军力资源配置、作战思想、军事装备技术竞争等多方面内容,在美国对华战略判断日益消极的前提下,中国军力的发展、战略空间的拓展以及中美战略竞争将受到深远影响。针对中美实力对比、管控中美战略竞争、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中美军事冲突等,我们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自主回应“大国竞争”,军、政、经等多领域配合,“拆解”美国对华军事战略、努力寻找和扩大中美共同利益,缓解美国对华敌意。     

印度对中南亚地区战略评析

中南亚是一个主要为中国学界使用的东方地缘概念,指与我国新疆相邻的中亚五国、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北部。印度对中南亚有与众不同的历史文化感受和地缘认知。印度的中南亚战略有现实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方面的考虑,并以阿富汗为地区枢纽。印度的中南亚战略深受其战略文化的影响,也与印度的大国战略密切相关,是印度争取成为世界一流大国的重要一环。在中南亚,印度与美国协调多竞争少,有谋求亚洲均势和平衡中国的战略考虑。     

中南亚能源政治博弈中的大国竞合

地处欧亚大陆腹地的中南亚成为冷战后大国角逐博弈的战略舞台。油气储量丰富、出口潜力巨大的里海是各大国着力寻求的世界能源替补基地,而里海油气资源国自然也得以寻求"油气立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里海油气竞争不仅使中亚、里海乃至更大范围的中南亚地区成为大国在欧亚大陆战略争夺的敏感地带,也是21世纪全球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经济演变的聚焦点。中俄印三边合作有助于形成贯通欧亚内陆的油气管道网络,美国"大中亚计划"和上海合作组织在推进中南亚能源区域合作方面客观上存在异曲同工之处。超越零和思维,谋求互利共赢,当是中南亚国际能源政治演进之正道。     

浅析冷战后美国东亚大国战略嬗变下的中日关系

冷战后美国成为东亚大国力量结构中的关键角色,在美、中、日三角关系中起着重要的平衡作用。冷战后美国东亚大国战略的核心是如何平衡与中日两国的关系,其战略的嬗变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影响、制约中日关系的外部因素。美国东亚大国战略由均势战略转向优势战略不仅破坏了地区力量均势,而且进一步加剧了中日两国间在安全、历史等问题上的分歧。中日关系的趋冷将对东亚的安全、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寻求中美亚太良性互动

中国崛起、美国“重返”及区域内其他力量的发展，导致亚太地区格局正在发生近百年来最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的最突出特点，是中美战略博弈已经成为决定亚太格局走势的最主要矛盾，因为中国崛起势头难以逆转，美国亚太“再平衡”也是一次兼顾历史与现实、涉及内政与外交、得到美国两党共同支持的重大战略性选择，力量之变与战略之变同时发生，两强对立势难避免。但是，由于两国不存在领土主权争端和根深蒂固的历史积怨、在亚太地区各具优势彼此难以替代、在全球其他地域和领域的合作有助抵消亚太对抗，加之双边利益深度捆绑，中美博弈未必会走向战略对抗，而完全具备走向良性互动的条件。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处理一个根本问题（亚太主导权）的破解、两套体系的对接、三大海域的危机管控、四组三边关系的经营和五个多边组织的互动等“一二三四五”问题。这既是中美实现亚太和平共处的前提，也是能否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     

冷战后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特征

冷战后,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划分世界的中轴位置从原来的美苏之间改变为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美国赢得了唯一的超强地位，同时世界格局正在多极化发展。欧亚大陆仍然是全球地缘政治竞争的中央舞台，美国与欧亚本地大国争夺欧亚地缘政治空间。欧亚大陆内部的地缘政治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以大国关系为主线，形成新的地缘政治组合体。     

“混合战争”与俄乌冲突

随着国际政治的演进与战争形态的变迁，传统的和平与战争二分法难以有效描述与解释现实的国际冲突，“混合战争”由此成为当前国际安全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混合战争”是在正式宣战的常规战争门槛之下、战争发起方在同一战场进行多样式作战的新战争模式。“混合战争”意味着争夺认知优势在现代战争中愈加凸显，塑造受众对象的认知体系与赢取人心及合法性支撑可以更有效地实现战争的政治目标。“混合战争”涵盖政治战、经济战、军事战、信息战、外交战等多种形式。“混合战争”具有主体多元性、手段融合性、形态模糊性及空间多维性等显著特征。从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到之后的乌克兰内战，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的战略行动是“混合战争”的典型案例。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混合战争”的战场形态发生重要变迁，逐渐从单边转向双边甚至多边形态。一方面，俄罗斯继续采用“混合战争”方式，达到争夺认知优势与战争合法化的战略效果。另一方面，乌克兰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逐渐开展针对俄罗斯的“混合战争”,推动俄乌冲突战场形势陡变，前景愈加复杂晦暗，全球安全环境日趋动荡。     

中美战略文化差异性探究——基于《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与《美国国防战略指针》的解读

战略文化是国家战略决策者在国家安全事务方面的战略思维模式。《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与《美国国防战略指针》在战略环境的认识、国际冲突的看法、暴力效用的理解上均有明显不同,凸显了中国合作型战略文化与美国冲突型战略文化的差异。中国应通过建构成熟的合作型战略文化、加强与美国的战略互动、充分利用美国战略文化的弱点来有效地规避美国的战略压力,掌握未来中关战略博弈的主动权。     

犹太民族的现实主义世界观与国家安全战略

“生存至上”的原则是以色列独立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基本原则。以色列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和理论架构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权力政治思想同中东国际政治斗争历史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半个世纪的阿以冲突和冷战对峙为这一战略提供了得以实施、检验、修正、完善的历史实践舞台,赋予了以色列国家安全战略强烈的军事冲突特点和冷战斗争色彩。其中的均势外交和武力威慑两大战略构成了冷战时代以色列国家安全战略的两根支柱,对于以色列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历来被以色列政治家和军事家所倚重。     

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政治的五大影响

2008年9月从美国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政治产生了五方面的深远影响,一是国际战略格局多极化进入加速发展的新阶段,二是大国竞争与合作交织发展,大国关系复杂重组,国际机制变革加快,三是区域一体化明显提速,世界地缘战略重心加快东移亚洲,四是发展模式更趋多样化,五是中国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崛起步伐加快。     

“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依据和建构路径分析

当今世界,以相互尊重、协商合作、互利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大国关系开始逐步取代以敌我分明、对抗冲突、零和博弈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关系。多年前,中国共产党就开始阐释并践行这一新型关系,使之成为指导中国外交的重要战略之一,并取得良好的成效。对比新旧大国关系的内涵和特征,剖析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时代条件和现实意义,分析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20世纪初美国崛起的门罗主义外交政策

大国崛起必然要从区域走向世界,成长为世界大国并发挥领导国家的政治影响力,这是历史上大国崛起所必经的发展逻辑。20世纪初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门罗主义的外交政策,是美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地区政治结构以及国内诸因素的必然产物,体系层次结构构建了罗斯福门罗主义外交政策的变量要素。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生态环境为美国的崛起提供了战略机遇期,并成为罗斯福门罗主义外交政策形成的主要动因。罗斯福门罗主义外交政策妥善处理了美国的周边关系与地区关系以及域外的大国关系,为美国崛起创造了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门罗主义外交政策对美国的崛起具有重大影响作用,保障了美国在崛起过程中的国家利益和周边安全;强化了美国在崛起中对拉美地区的影响力;保障了美国在地区乃至全球日渐增长的经济利益及秩序。     

当前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与地区秩序处于新旧交替之中,复杂性、不确定性与高风险性成为当今国际形势的阶段性主要特征。而发达国家经济困局严重拖累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全球性社会政治抗争风潮迭起加剧各国治理难度,国际战略力量对比新变化催生大国＂竞合＂博弈,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同步增长恶化国际安全环境,亚太地缘战略格局复杂重组,这是当前国际形势的五大特征。展望2012年,世界经济复苏温和而曲折,＂大选年＂加剧国际政治经济敏感性,西方与新兴大国＂竞合＂关系更趋复杂,社会政治风潮可能向思想与意识形态领域扩散,亚太地缘战略格局重组磨合具有不确定性,各种不稳定因素相互交织、影响全球,国际形势动荡不定。     

国内政治、对外政策与美国外交谎言——兼及发展中美关系的若干问题

2016年的美国大选凸显了谎言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影响,也揭示了研究美国外交谎言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米尔斯海默将以国家利益为名的国际政治谎言分为国家间谎言、兜售恐惧、战略掩盖、民族主义谎言和自由主义谎言等五种,为研究美国外交谎言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其分类并未建立在明确连贯的统一标准之上,因此,本文提出"战略利益"对"意识形态"的两分法,将美国外交谎言分为战略谎言与自由主义谎言两大类别,以主要的历史实例为支撑,挖掘其中蕴含的战略逻辑,认为美国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运行方式的错位、外交决策透明与保密的矛盾、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两种理论力量的消长、国内观众成本、社交媒体对外交决策过程的侵蚀是导致美国外交谎言产生的主要因素。对美国外交谎言的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美国对外政策行为的深层逻辑,夯实中美关系的认知基础,推动中美双方以诚相待、客观看待彼此意图,真正落实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机制拥堵还是大国协调——区域外大国与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

湄公河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资源禀赋，使得该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大国利益角逐的战场。近年来，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俄罗斯、欧盟等区域外大国和地区组织对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的积极参与，使得大国利益在该地区交汇重叠，相互竞争、博弈的局面在该地区激烈上演，呈现出合作“机制拥堵”的局面。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湄公河地区的现实需求，不仅保障力度不够，且各机制之间彼此牵制，反而妨碍了该地区开展更加深入的开发合作，这对于一个欠发达地区来说并非幸事。如何协调各大国在湄公河地区的战略利益与重大关切，真正考虑湄公河国家的利益诉求，并提供地区公共产品，维护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促进本地区繁荣，成为中国深化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中国可加强与区域外大国的战略对话和协调，以政治互信促安全合作，以安全合作促地区稳定，从而减轻区域外大国的掣肘。同时，中国也要站在更高和长远的立场，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在湄公河地区的战略目标，避免对抗，坚持良性竞争。     

国家意志与大国东亚地缘战略大角逐

在东亚地区,中美日三国间的博弈,已远远超越了纯粹的外交政策范畴,充分体现为国家意志的较量,这种较量既是时势之必然,也是地缘政治张力和国家大战略互动的结果。东亚地缘战略大角逐主要存在三种前景:一是大战略促进者主导下的"复杂均势"体系,二是兼具集体安全和大国协调色彩的包容性区域安全机制安排,三是基于地区意识和大国责任之上的东亚共同体建设。无论趋向何种前景,未来的东亚地缘格局最终均取决于东亚国际大时势的发展、有关国家国内政治生态的嬗变以及国家大战略的牵引作用。     

大国协调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应对策略

新时期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给中美两国带来战略上的新挑战,如何管理中美关系成为中美双方的一个战略难题。历史上欧洲协调时期的大国协调理路能够为此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大国协调机制包括了会议协调的形式、大国克制、非排他性制度安排、均势的设计和协调机制多样化等。大国协调机制包含了利益妥协、现状偏好、信守规则和相互尊重的理念,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协调机制进行对话、协商、讨价还价,并最终达成妥协。当前中国的快速崛起给国际体系带来持续的冲击和反应,而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和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也极大地加重了中国所面对的结构性压力。这种国际局势呼唤中美协调。当今时代的国际政治存在中美协调合作的可能条件,中美在核心安全利益、核心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等方面存在协调的有利局面。但也存在阻梗协调合作的＂软石头＂,如何应对和管理中国崛起及其＂非现状偏好＂诉求,如何在东亚地区实现中美战略磨合,考验着中美两国的智慧。     

中国网络安全战略应关注的五对重要关系

中国从网络大国走向网络强国,面对许多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尤以大国网络竞争与国际战略格局、网络主权与网络安全治理、网络政治与国家网络安全、网络战与联合作战、网络安全手段的攻与防等五对重要关系为要,触及大国关系、安全理念、政治、军事和手段等多个重要维度。正确认识、理解和求解这五对关系,旨在适应信息时代网络安全需求,创新网络安全思路,科学筹划网络安全战略,有效维护中国网络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