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新淮河 打造大粮仓

省委、省政府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适时提出:要把粮食生产与淮河治理统筹起来加以考虑,建立完善的防洪排涝减灾体系,推进粮食生产主体功能区建设。建设粮食生产主体功能区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机遇,我们应以全面完成14项治淮骨干工程为基础,以实施治淮新三项工程为重点,加快推进淮河治理,尽快让"水窝子"变成大粮仓。     

淮河梦——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决策纪实

1999年12月26日上午10时30分,安徽省霍邱县姜家湖乡临淮岗村,万头攒动,彩旗飘扬,鼓乐阵阵。饱受水患之苦的淮河人民迎来了激动人心的时刻: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在这里举行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下引河扩大工程开工典礼。它拉开了治淮标志性工程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的序幕。 这是淮河的节日:安徽省六大班子领导全部到齐。11时20分,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回良玉庄严宣布:“安徽省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下引河扩大工程现在开工！”顿时,临淮岗下引河工地呜炮奏乐,一片沸腾,江淮儿女多年的根治淮河的梦想即将变成现实,也标志着新中国治淮大业揭开了新的一页。     

新中国水利大事记

<正>1950年8月25日—9月12日,中国人民政府水利部召开治淮会议,确定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1951年,毛泽东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淮河成为     

灾荒与生活——1954年皖西北水灾中的救灾政治

文章以1954年皖西北地区的水灾救助为中心,通过对水灾后灾民悲观与失望等复杂心态的呈现,以及基层干部在救灾中两难处境和救灾实践中阶级政策的梳理,指出了1950年代的灾荒救助本质上是一项政治工程。灾荒救助的政治化表明,新政府的救灾既是生活救助,更是政治渗透,而政治化的救灾实践,则成为新政府政治理念渗透乡村生活的重要媒介。     

网络政治参与对政府公共决策的正面效应

继2008年6月胡锦涛总书记与网民在线交流之后，2009年两会前夕，温家宝总理与网民”零距离”交谈，再次激发了广大网民的参与热情。网络政治参与使普通民众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表达意见和愿望的话语权，其引导社会舆论进而影响政府公共决策。因此，探讨网络政治参与对政府公共决策的正面效应就显得尤为重要。     

政府决策与政府公信力

在政府决策中实现充分的信息公开和广泛的公众参与，获得民众对民主政府的信任；在政府决策中实现对权力的规范和制约，获得民众对法治政府的信任；在政府决策中健全决策规则和程序，获得民众对效率政府的信任；在政府决策中建立完善的决策纠偏和损害救济机制，获得民众对诚信政府的信任。     

建国初期曾希圣为皖北治淮做出的贡献

新中国建立初期,淮河水患严重危害流域内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时任中共皖北区委书记的曾希圣首次向中央提出治理淮河的建议并得到采纳,此后,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他积极组织治淮,参与制定了一系列治淮方针和措施,指挥实施了众多大型工程建设,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为建国初期安徽恢复人民生产生活、促进社会稳定和农业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建国初期自然灾害中的政府与乡村——以1955年皖西北临泉县城关区春荒为中心

1954年的皖西北水灾在次年引发了大面积春荒,地处皖西北的临泉县同样受到影响。春荒发生后,临泉地方政府除了开展直接救济外,还在"生产自救"的主导救灾逻辑下,通过组织开展副业生产、种菜、挖野菜等方式领导乡村自救。不过对临泉县城关区春荒救助实践的考察却表明,虽然建国初期的救灾思路是"生产自救"为主,但与政府直接救济所起到的关键作用相比,乡村自救力量是相当薄弱的。     

试论利益集团及其对政府决策的影响

利益集团参与和影响政府决策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在西方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社会利益集团的发展已经程度不同地影响着政府决策,且有愈来愈强的趋势。研究利益集团与政府决策的关系,对解决我国社会多元化过程中出现的利益矛盾,促进政府科学决策、公平施政乃至民主政治发展等,将有着积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政治参与的功能和意义

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学中的一个概念。所谓政治参与，亦称参与政治，顾名思义就是一定的政治主体通过一定方式从事旨在影响政府决策或其他与政治有关的活动的行为。这一定义包含如下内容：第一，政治参与的主体是一般平民，是公民自下而上地影响政治的过程。第二，政治参与是一种活动而不包括态度。第三，政治参与是旨在影响政府决定的活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皖西北稻改运动的初步研究——以临泉县为例

20世纪50年代兴起于皖西北地区的稻改运动,揭示了新政权在农业生产发展上的理想化追求。通过对稻改的萌生及其在乡村实践中所遭遇的现实条件限制的梳理,表明了理想化追求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文章最后讨论了生产改革作为革命理想的内在化要求,即便遇到了一系列现实困难,也不会轻易发生改变,这是稻改在质疑声中不断推广的基本逻辑。     

新四军向苏北发展中的国共较量

自1939年到1940年,中共中央逐步确定并贯彻发展苏北的战略。蒋介石先令江北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南,后又让黄河以南的中共部队全部调到黄河以北,并命令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和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合力"围剿"新四军。新四军向苏北发展中的国共较量,既有军事层面的磨擦冲突,更有政治层面的运筹帷幄。中共方面基本能克服不同地域和军政负责人之间的意见分歧,保证战略的协同性。蒋介石本人对苏北的重视程度不够,敌后国民党军亦各自为政。新四军向苏北发展过程中的国共较量,显示双方合作局面虽已危机重重,但在抗战大背景下仍勉力维持,映射出1940年国共关系的基调与底线。     

对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缅怀与思考

红军长征过广西突破湘江是一场异常惨烈的战役。八十年后深情纪念,缅怀先烈,让历史告诉今天和未来,同时引发思考,如何弘扬红军长征精神?高校有"科学研究"与"文化传承"的使命,长征是一部厚重的史书,如果上升到"红军学"对其进行研究与传承,可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注重内涵发展,把精神力量转化为建设小康社会的动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付诸行动。     

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原则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总结历史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并明确要求：“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增强民主协商实效性.”明确将“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原则,必须按照十八大要求认真做好“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各项工作.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共与其他政治力量关于军阀问题“解决”方略之考察

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政治渐呈严重的军事化割据态势,失去纲纪约束的军人势力尤其是北洋军阀集团成为国人聚焦、反对并力图"解决"的对象。各种政治力量均提出了"解决"军阀问题的不同主张和方略,其中国共两党尤其中共关于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性质的话语言说是"解决"军阀问题"大合唱"中的主导声音,其理论体系的传播发挥了巨大的反军阀作用。     

试论大沿黄城市带发展的必然性与可行性

大沿黄城市带的构建与发展,无论从经济规律、客观要求、现实条件等各方面讲,均有其必然性、必要性和可行性。有关决策部门及沿黄各省区应抢抓机遇,开展实质性协调协作,早日使此区域形成布局合理、优势互补、功能完善、特色鲜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城市带体系,进而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第四极",成为中西部发展的核心区。     

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的社会生态要素分析

经济利益的分化和对立,导致形成特定的经济利益结构,引发中国社会阶级的矛盾和冲突,并支撑着特定阶级利益代表的政治集团。中国近代社会传统政治秩序发生变化,传统政治文明开始转型,新的社会思潮以及新的政治格局逐渐形成和发展,新兴文化的涌动和传播并引导着新的价值取向和引发了新的实践运动,以及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等,都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发展的社会前提条件。     

论我国地方“官场内生腐败”现象产生的体制性根源

当前我国正处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对外开放全方位的高速转型期,一些地方的权力腐败现象呈现出阶段性“多发、高发、群发”的态势。以阜阳市为代表的皖北地区之所以会发生“全方位的政治生态灾难”,实质是一种整体性和结构性的地方官场内生拓展型权力腐败。究其根源就在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互相脱节,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互相脱节,实行“党内民主”与扩大“基层民主”互相脱节。     

系统观视阈下西北人才引进政策

西北地区人才引进的政策效果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主要表现在人才引进的充分性、公平性、适当性、执行力、效率方面尚存在一些不足。在系统观的视阈下构建人才引进政策体系,形成人才引进的决策系统、评价系统、服务系统和信息系统,在不断优化人才引进的环境的基础上,为引进有助于地区经济、社会、文化改善的人才提供保障。     

促进西部地区女性参与决策管理

近十年来，西部地区积极完善女性参与决策管理的法规制度，营造女性参与决策管理的良好氛围，使女性参与决策管理的程度和水平均有大幅度提升，但是仍然存在有待改善的地方，突出表现为农村女性参与基层民主管理的整体水平较低、女性“权力尖端缺位”问题依然存在两个方面。因此，促进西部地区女性参与决策管理必须尊重女性价值，构建平等的性别文化；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政治文明视野；构建女性参政的外部支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