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假毒品而帮人贩卖的行为定性——兼评司法解释关于贩卖假毒品之定性问题的非合理性

不知道是假毒品而当作毒品进行贩卖的,事实上不可能造成损害法益的结果,不具有实质违法性,属于不具有可罚性且不应作为犯罪处理的对象不能犯.不知道是假毒品而帮人贩卖的,行为人主观上没有以假毒品冒充真毒品骗取他人钱财的故意,客观上贩卖的也不是刑法规定的毒品,按照罪刑法定和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不应以贩卖毒品罪（未遂）追究其刑事责任.     

毒品犯罪中贩卖问题论析

毒品与恐怖活动、艾滋病并称为世界三大公害,任其泛滥必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无可挽救的深重灾难。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毒品犯罪也日渐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交叉性的特点。其中,毒品贩卖行为所占据的比例高达80%以上,成为社会打击毒品犯罪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毒品贩卖作为毒品流动中的关键环节,在法律订立中明确其性质,对其进行准确的界定以及合理有用的控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虽然我国惩治毒品犯罪的刑事法律俞渐完善,但对于毒品贩卖行为的界定在司法实践中依然存在争议,学界对于毒品贩卖行为的讨论也日趋激烈。     

试析毒品犯罪

不明知是假毒品而贩卖的 ,不是未遂 ,而是不能犯 ;持有犯没有未遂形态 ;非法持有毒品罪与其他毒品犯罪之间是补充关系的法规竞合 ;盗窃无价值的毒品 ,不构成盗窃罪 ;毒品犯罪数量累计计算 ,可能会扩大毒品犯罪死刑的适用     

论贩卖毒品犯罪的既遂与未遂

贩卖毒品罪应当以行为人将毒品交付给购毒者作为既遂标准。以贩卖为目的购买毒品的,由于未进入贩卖毒品犯罪的着手实行阶段,仅构成贩卖毒品罪的预备或者非法持有毒品罪。在没有将毒品交付给对方的场合,即便贩毒者与购毒者之间已经达成了买卖协议,也不构成犯罪既遂。贩卖假毒品的,如果所贩卖的假毒品不含有任何毒品成分,或者只含有极低的毒品成分,未达到致使公众身体健康危险的程度,就不构成贩卖毒品罪。在"诱惑侦查"和"控制下交付"等场合,由于警方对毒品交易全程进行严密控制,即便贩毒者向购毒者交付了毒品,通常也不会对公众的身体健康产生实际侵害,因此原则上不能以贩卖毒品罪的既遂犯论处。     

贩卖毒品罪的认定与处罚

贩卖毒品罪是毒品犯罪中的一个基本罪名，也是在禁毒斗争中经常适用的一个罪名。修订后的刑法吸纳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在刑法中规定了贩卖毒品罪。本文根据修订后的刑法规定，对贩卖毒品罪的认定与处罚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一贩卖毒品罪概况：贩卖毒品罪是指违反毒品管理法规，非法销售毒品或者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买毒品的行为。贩卖毒品是毒品犯罪中数量最多，涉及范围最广的一种犯罪。毒品制造出来以后，必然通过销售来实现其价值并赚取巨额利润，而吸毒者大多也要通过购买毒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毒品的贩卖是毒品…     

贩卖毒品罪基本理论问题探析

贩卖毒品罪中对“贩卖”定义应表述为 :贩卖应当以流通为目的且行为人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转让事实所有权 ,贩卖的成立不需具备牟利目的 ;贩卖不同于买卖。就毒品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而言 ,14～ 16周岁的人走私毒品应当负刑事责任 ,而运输、制造毒品则应有所区别。就司法难题而言 ,无偿赠与毒品 ,以毒品换毒品均属于贩卖毒品行为。     

运输毒品罪行为的主要类型与刑罚适用

运输毒品行为具有独立性,其在行为方式上体现的社会危害性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的社会危害性有明显差异.因此,不宜将运输毒品和走私、贩卖、制造毒品规定在一个选择性罪名中.运输毒品行为自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对运输毒品行为进行分类研究的必要性,这不仅符合量刑规范化的要求,而且也是刑法罪刑均衡的具体体现.     

毒品犯罪若干问题新解——以刑法第347条为分析对象

在直接故意犯罪的语境下，以刑法第347条所规定行为到底有没有行为目的，目的是什么为切入点展开论证。刑法第347条规定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行为具体是指制造毒品的行为，以贩卖为目的走私、运输，贩卖毒品的行为，以贩卖毒品为目的的持有毒品的行为；区别刑法第348条与第349条的关键在于行为目的确认，对运输毒品行为的定罪方面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宜一刀切。在运输毒品犯罪中如不能确实认定共同犯罪人的地位时，可以采用部分行为共同责任的原理进行处理。当一行为同时可以被“法条竞合”的各该法条进行事实上的“想象竞合”评价时，有必要在解释时考虑行为目的，以便对行为进行恰当地区分。     

贩卖、运输毒品罪既遂标准探讨

在界定“贩卖”一词的既遂标准之时,要从厘清“贩卖”一词的语义出发,了解其构词特点,寻求其核心语义,并以此来作为“行为完成程度”的参照,从而在理论上确立贩卖行为达到既遂的标准;运输毒品罪属于行为犯,行为犯以行为实施到一定程度作为既遂标准,运输毒品罪应以运输毒品的“合理位移”作为犯罪既遂的临界点,而“合理位移”的标准需在个案中根据相关因素加以认定。     

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毒品犯罪研究

近年来,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毒品犯罪问题日趋严重,其毒品犯罪类型多表现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种植毒品原植物罪,非法持有毒品罪与容留他人吸毒罪等,其中以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最甚。该地区毒品犯罪的产生与发展实质上是与该地区独特的经济、历史、文化与社会控制等诸多内外在因素有关。而防止此类犯罪产生与发展的对策则是从满足少数民族民众当前的迫切生活需求出发,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民族地区的社会管理。     

窝藏 转移 隐瞒毒品罪质疑

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的犯罪对象毒品和毒赃是不同性质的两种物品,不宜规定在同一犯罪之中;窝藏、转移、隐瞒毒品罪的规定违背了赃物犯罪发生的时间和共同犯罪论,不宜规定为赃物犯罪。刑法关于窝藏、转移、隐满毒品犯罪的规定刑设置也不甚合理,应取消刑法第3 49条关于窝藏、转移、隐瞒毒品罪的规定,只保留窝藏、转移、隐瞒毒赃罪。     

论绑架罪的既遂标准

关于绑架罪的既遂标准，理论界存在“犯罪目的实现说”、“目的行为完成说”与“绑架行为完成说”的分歧。因为犯罪既遂的判断应以“构成要件说”为准，而绑架罪在客观方面又只需具有绑架他人的单一行为，所以绑架罪既遂的标准应是绑架行为的完成。     

窝藏毒品罪论要

窝藏毒品罪为毒品犯罪分子隐匿直接罪证,给揭露、查缉毒品犯罪制造障碍。我国刑法理论界与实务部门已对其开展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然而,由于刑事立法对窝藏毒品罪的罪状建构相对简略,加之与贩卖毒品罪等常见毒品犯罪相比,窝藏毒品罪发案率低、典型判例少导致研究深度不足,这些都极易引发司法实践中特别是在办理新类型案件时定罪量刑结果的混淆与失衡。     

我国禁毒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目前，我国禁毒工作存在对种植毒品原植物违法犯罪打击不力、对吸毒行为处罚过轻、贩毒分子利用未成年人贩毒逃避法律制裁等问题。因此，有必要采取强化禁毒意识、进一步完善禁毒法律法规、严格查禁过境贩毒等对策。     

优化农村治安控制模式之方略

改革开放后的农村犯罪比重剧降和犯罪率仍远低于城市等不过是犯罪统计的技术性因素所造成的假象。实际上,农村实有人口犯罪率的增速和治安局势的严峻程度都甚于城市。究其原因,主要是社会转型期农村地区的治安群防措施处于基本无法组织或失效状态,其治安生态系统更为脆弱,更需用强化打击违法犯罪之力度的方式来维护平衡。但有关方面却未能及时调整思路,没有把打击违法犯罪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因此,要优化农村治安控制模式,制止农村治安不断恶化的趋势,就必须在大力促进政策预防和提升家庭、个人预防的质量和水平的同时,增加打击犯罪、查处违法的警力,实施“均衡打击”策略。     

私分国有资产罪的疑难问题探析

私分国有资产罪的设立初衷在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对本罪罪状表述中“国家规定”的理解要结合立法的目的进行,只要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及单位内部规定是为了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关于国有资产管理的规定,且这些规定又反映了保护、管理国有资产的本质,都可以将其解读为对“国家规定”的具体贯彻.对本罪“私分”的认定,要从行为方式的相对公开性入手,与贪污罪妁共同犯罪区分开来.本罪是单位犯罪,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承担本罪的刑事责任,范围不能扩大.     

犯罪行为不是不作为犯罪中的先行行为

不作为犯罪成立的前提是行为人具有作为义务。先行行为是各学说都认可的义务来源之一。但理论界对先行行为的范围存在争论,犯罪行为是否属于先行行为便是争论之一。根据刑法的通说理论及立法宗旨,犯罪行为不应属于不作为犯罪中的先行行为。     

犯罪定义的疑惑与思考

我国刑法关于犯罪的定义中规定:犯罪是“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同时又规定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应当受刑罚处罚与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涵义不同,以致在司法实践中和学理上都令人产生疑惑。犯罪最基本的特征是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犯罪的法律特征中的“应受刑罚惩罚性”以“应负刑事责任性”取代更为确切。另外,在刑法中应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由已满十四周岁降为已满十三周岁。     

刍议结果加重犯中的若干问题

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罪既可以是结果犯也可以是行为犯;基本犯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加重结果的客体与基本犯的客体可以不同;加重结果的罪过形式应结合刑法条文具体认定;认定必须依据因果关系的一般理论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