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与公民的互动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意味着公民的积极参与和政府与公民的主动沟通,即两者在公共政策制定中进行全面的合作。这种互动是一种现实也是一种需要,应进一步地加强和引导,即做到:强调公民的主体地位,以提升公民在政策制定互动中的合法性;加大政务公开力度,以确保公民在政策制定互动中的知情权;拓宽公民参与途径,以深化政策制定中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机制;并完善后继配套措施,以巩固政策制定中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成果。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市场与政府关系调适: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国内外城镇化的经验表明,正确调适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关键。城镇化受市场和政府两大动力机制的驱动:市场是根本动力,政府是关键动力,二者有效组合方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然而,中国传统的城镇化模式呈现鲜明的政府主导特征,它是"政策之治"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具体体现。新型城镇化提出了"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市场与政府关系新定位,它需要我们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在城镇化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以体制机制创新优化城镇化进程中的政府行为。     

民主治理理念下实现公共利益与平衡多元利益诉求问题析论——以邻避冲突治理模式的转换为例

现代化进程高速推进和社会急剧转型衍生出众多阶段性、复合型治理难题,政府往往在实现公共利益与平衡多元利益诉求的双重目标下陷入两难困境。邻避冲突的发生和蔓延主要是因为邻避项目的成本——收益分布失衡,因而治理邻避冲突的关键在于建构经济——心理——文化的复合型政策工具,以均衡和完善政策利益分布,从而实现公共利益和社群利益的双赢。伴随着公民权利意识、个人意识的觉醒,缺乏民意吸纳机制的管制决策模式呈现出政策合法性下降和公民参与乏力的弊端,诱发了邻避冲突的升级。因此,实现邻避冲突的有效规避,应摒弃封闭决策模式,创新政策工具,引入民主行政理念以平衡多元利益诉求,通过拓宽公民制度化参与决策渠道,构建深度参与模式,完善参与机制,实现政府、企业和社群的合作共治。     

国外以法治方式推进城镇化的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应当吸收借鉴国外城镇化法治经验,在尊重市场的决定作用的基础上,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坚持法律在场、立法先行原则,保障公民参与权,保证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利用民主协商平衡各方利益,重视城镇建设规划立法,努力化解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制约因素,坚持走政府调控或主导城镇化、以法治化推动城镇化之路。     

从行政主导到社会动员:新型城镇化动员机制创新

当下方兴未艾的城镇化运动主要依靠政府一元的行政动员机制推进。这种动员机制导致浪费巨大资源、抑制社会参与活力、危及地方党政机关合法性等诸多弊端。只有以多元化的社会动员机制替代传统上以行政主导的动员机制,才能从动力层面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新的引擎。要构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多元化社会动员机制,可考虑从转变城镇化推进思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与推动城镇化作用,以及正确认识及发挥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主体的城镇化动员作用这三个路向展开。     

社会转型期农村基层政府的信任危机及其化解之道

社会转型期，我国农村基层政府的信任危机导致各种越级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的频发，不仅给农村的社会和谐稳定造成了冲击，而且会损耗中央政府的合法性资源。变异的政策运行、错位的政府角色、失衡的利益格局以及非理性的问题归因是造成农村基层政府信任危机的主要原因。扭转这种局面需要加强政策的执行力，合理定位政府角色，建构互信通道以及构建利益均衡机制。     

构建政府讥构改革与公民社会进程的和谐关系

政府机构改革和公民社会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都受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程度的影响。新一轮的政府机构改革呼唤公民社会进程的加速发展，为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与空间；而公民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将有助于推进政府机构改革进程，     

公民利益表达与地方政府管理创新——基于近三届“地方政府创新奖”相关案例的分析

近年来,我国地方群体性事件呈多发态势,对公民生命财产、干群关系以及社会和谐造成了严重威胁。地方群体性事件爆发的诱因甚多,关键性因素是地方政府现有的公民利益表达机制不够完善。文章以公民利益表达理论为视角,选取近三届“地方政府创新奖”中四个典型案例,从公民利益表达的技术创新、保障机制创新、决策模式创新、组织创新等四个维度,对完善地方政府公民利益表达机制进行了研究与探讨,并从现有改革中的“内输入”问题、社会组织的独立性问题、利益表达客体处理矛盾的公平性问题、公民精神的培育问题这四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城镇化战略的正当性论证:一个理论框架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城镇化具有较强的政府主导色彩。因此,需要在快速推进城镇化的同时汲取法正义诉求的合理内核,以此作为城镇化战略获得其政治正当性的基础。通过对整体论和个体论的反思,可以调和城镇化进程中通常出现的村规民约与法律规范的消长、伦理文化与制度文化的紧张,并发展出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即"人性—制度"理论框架。这种理论框架充分考虑城镇化发展的时间问题和空间问题,强调时空融合,强调公共交往和多元正义,因而具有最广泛意义的合法性。从个体行为量度、生活质量量度、社会质量量度、社会发展量度,可论证该理论框架的有效性。     

政府公信力与现代化改革路径抉择

在亨廷顿现代化理论视阈下,后发展国家政府公信力问题内生于现代化改革进程之中。中国现代化改革进程中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失衡、政府与市场的双轨运行以及集权与分权的权威悖论等两难抉择造成的困境,是政府公信力低下的深层原因。政府公信力低下是现代化改革难以避免的问题,也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现象,更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提高政府公信力,夯实政权合法性基础,构建政府与公民互信互动的新模式,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对改革路径作出调整。     

协商民主与政策议程的成功设置

政策议程的成功设置是社会问题得以解决的前提。现实中由于政策议程设置机制或设置模式的原因,一些公众关心的社会问题难以进入政策议程,政府有时提出的政策议程设置主张也遭到公众的抵制和反对。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决策体制和民主治理形式,用一套制度与程序规范提升政策议程设置内容及过程的合法性,有助于政策议程的成功设置。     

公民政策参与的功能分析

公民政策参与是指公民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过程的行为和活动。公民政策参与对于实现民主价值、保障公民权利,维护和增强政府合法性,保证政策的科学制定和顺利执行,保证政策的公共价值和提高公共服务的品质和效能等方面都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但公民政策参与并不必然对所有方面的政策问题解决都带来积极的效果,它也可能会使政策的质量、成本、利益取向以及政府效率和权威方面产生问题。重要的是要把握好“度”,尽可能地因势利导,使其扬长避短。     

城镇化和工业化互动视域下维稳的域外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城镇化和工业化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经阶段。然而,城镇化和工业化互动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经济社会文化巨大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社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阶层利益的分化与重组,滋生着环境、资源、社会治安和制度设计上的诸多普遍性问题,啃噬着社会的稳定和安宁。对此,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探索和实践,在城镇化和工业化互动进程中形成了文化整合、道路抉择、制度创建等主要维稳体系。我们在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互动的进程中,应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势,构建具有有效性和合法性的维稳新路径,确保政治社会健康、有序发展。     

我国人口城镇化的成本制约及应对策略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城镇化,而人口城镇化的实现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化解我国人口城镇化的成本制约主要应当通过目标分解且逐步推进,构建政府、用人单位、个人、社会成本分担机制,创新城镇化融资模式,推进农地改革以增加农民、政府收入等对策来推进人口城镇化目标渐进实现。     

民主·权威·合法性民主·合法性·制度变迁——论小康社会下我国政府合法性的重构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仅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其能否实现的重要保证。而我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也取决于政治制度本身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在由传统社会向后传统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我国政府面临着政治合法性危机。因此,必须设法考证新形势下我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并努力通过制度变迁来重构我国政府的合法性。     

美国的行政监督机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纷繁芜杂的事务作用于政府的输入端，要求政府进行整合和转换，从而形成政府的公共政策以回应各种社会、经济需求。政府所作用的每一个领域都有可能作为一个系统来检验或评价政府行为的有效性或合法性，也就是形成了一个个外部行政监督系统。同时，政府为了加大自身作用于社会     

国外农民养老保障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工业化、城镇化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和重大的发展战略选择。我国的城镇化及城镇化进程,未来发展的机制、道路、模式、面临的问题矛盾等都是十分复杂的,农民养老保障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分析借鉴国外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养老保障的实践经验,探索适合我国的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对于化解农民的后顾之忧,合理有序地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有着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政策问题结构视角下的公民参与

政府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受到政策问题结构的制约.即就是说,在政府决策中,政策问题结构化程度和政策问题结构的性质直接影响着公民参与的范嗣和程度.一味地批评政府决策非民主化或者鼓吹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有效性,既不符合政策问题结构客脱存在的事实,也不符合严谨的学术研究的态度.     

有限政府的有效性与合法性

有效性与合法性是任何政府得以存续的必备品格.相对于无限政府而言,有限政府的主张--严格限定政府的活动范围,要求政府仅限于在公共生活领域内行动,保证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保障个人自由自主的选择活动,同时通过制度化的制衡监督机制,阻遏决策失误、政策执行偏差和政府腐败--保证了政府的有效性;与此同时,有限政府又提供了政府合法性的三个来源以个人为政府目的提供了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政府权力的分享和调整通过和平、公开、自由、竞争的选举达致的各种制度安排提供了合法性的结构基础;抑恶的种种设计提供了欲为善者展现个人优秀品质、个人魅力的巨大空间则提供了合法性的个人品质基础.     

制度供给视阈中的公共政策滞后及其防范——以我国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政策制定为例

随着社会变迁的加速,政策滞后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制约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从制度供给理论视角并以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政策制定为例分析了公共政策滞后的原因:政府的政策创新意愿及供给能力的不足,政策需求主体的潜在政策需求未能转化为有效政策需求.因此,必须通过重设引擎机制,激发政府官员政策创新的意愿;完善决策系统与整合机制,提升政府的政策供给能力;拓宽政策参与渠道,增强公民政策参与能力,以减少政策滞后现象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