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理性犯罪的犯罪收益与犯罪成本

犯罪学对犯罪人的假设是“理性犯罪人”,理性犯罪是指犯罪人实施犯罪是一种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理性犯罪人在动机冲突过程中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犯罪收益,二是犯罪成本,犯罪成本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惩罚成本。犯罪动机的产生并转化为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同犯罪收益成正比,同犯罪成本成反比。     

论计算盗窃数额时不应扣除犯罪成本

犯罪成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犯罪成本指国家和社会因惩罚和预防犯罪而付出的成本以及犯罪人因实施犯罪而付出的成本;狭义的犯罪成本仅指犯罪人因实施犯罪而付出的成本。而盗窃罪的成立应以被害人已经或可能遭受财产损害为必要,但对犯罪人盗窃财物的同时支付了相当价值财物的情形,对被害人遭受的财产损害该如何理解呢?认定犯罪人的盗窃数额时是否应当扣除犯罪人投入的犯罪成本呢?这是中外刑法理论上颇有争议的问题。本文将从一个典型案例入手来探讨认定盗窃数额时不应扣除犯罪成本的问题。     

试论犯罪效用

犯罪行为作为主客体的辩证统一 ,决定了犯罪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 ,不仅要比较犯罪成本与犯罪收益的绝对高低 ,还要权衡自身犯罪需求、犯罪偏好以及犯罪欲望的主体满足程度 ,其追求的是最大犯罪效用的获得。由于犯罪人的需求多样性和心理钝化效应 ,致使犯罪边际效用呈现递减特征。从犯罪效用的视角 ,运用犯罪边际效用递减特性 ,可以对一般犯罪现象和犯罪规律作出较好的解释或说明 ,并折射出降低犯罪人的犯罪效用是遏制犯罪的根本途径。     

犯罪与遏制犯罪的经济学微观透视

犯罪及其遏制犯罪都是一种利益比较下的选择问题。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是犯罪与遏制犯罪目标决策的共同思想。一方面,实施犯罪的理性犯罪人总是寻求各种方法来降低犯罪成本,提高犯罪效益;另一方面,遏制犯罪的社会“经济人”也应采取积极措施来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以降低社会遏制犯罪成本,提高社会遏制犯罪收益。     

犯罪人的社会特征对暴力犯罪原因的倾向性影响

犯罪人的社会特征与犯罪原因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犯罪人的社会特征对其犯罪行为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由于犯罪人在性别特征、年龄特征、文化程度及婚姻状况方面的差异，使得他们在暴力和非暴力犯罪方面有明显的倾向性，并表现出不同的犯罪方式和犯罪类型。     

以犯罪时间机会成本视角论失业率与犯罪的关系

犯罪的成本—收益权衡一直是犯罪经济学解释个体犯罪的主要原因,传统的犯罪经济学侧重于强调犯罪的惩罚成本在潜在犯罪人犯罪决策中的主体地位,对犯罪的时间机会成本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可通过建立有效的社区失业救济机制、促进失业人员就业、鼓励失业人员创业等途径提高犯罪时间机会成本,以降低失业人员犯罪案件数量。     

经济犯罪的成本收益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看,经济犯罪也有成本收益问题,当犯罪的收益大于成本时,行为人就会去追求,反之就会放弃,经济犯罪人之所以选择犯罪,关键在于其预期成本低于犯罪收益;预防和控制经济犯罪要加大犯罪人的预期刑罚成本,提高刑罚的严厉性、确定性和及时性,同时要优化配置控制犯罪成本资源.     

社区矫正的犯罪学依据

社区矫正作为宽容刑罚观的产物，其犯罪学依据主要在于人们对犯罪、犯罪人以及犯罪人如何重返社会的认识步步推进：首先，人类对犯罪本质、犯罪是否正常现象、犯罪与环境的关系认识趋于客观，为科学的刑罚观奠定了理论基础，也回答了“犯罪人应不应矫正”的问题；其次，随着人类对犯罪人是否正常人、犯罪人“到底能不能改变”等认识逐步丰富，更坚定树立了“犯罪人能够矫正”的基本信念；最后，随着重犯累犯现象增多，人类对犯罪人如何重返社会的思考更趋理性，认为如果让犯罪人在社区中接受矫正而非禁闭于监狱与世隔绝，有利于其顺利再社会化和回归社会。     

论犯罪工具

犯罪工具是一个根据刑法有关规定抽象出来的理论概念。犯罪工具是犯罪人为实行犯罪而利用的物或人。犯罪工具能否便利犯罪,依赖于犯罪人主观认识来判定。在实践中,犯罪工具对犯罪行为可以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对一些犯罪的定罪量刑也有相当的影响力。对于犯罪工具,应分别情况加以不同处理。     

浅论在我国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的必要性

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不仅能够帮助未成年犯罪人走出其在服刑完毕后重回社会时所遇到的困境，也能够体现我国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重视、顺应我国的刑事政策，更能够顺应青少年犯罪治理的世界发展潮流、符合青少年法治的精神，能够切实地保障未成年犯罪人受到公平对待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