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与遏制犯罪的经济学微观透视

犯罪及其遏制犯罪都是一种利益比较下的选择问题。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是犯罪与遏制犯罪目标决策的共同思想。一方面,实施犯罪的理性犯罪人总是寻求各种方法来降低犯罪成本,提高犯罪效益;另一方面,遏制犯罪的社会“经济人”也应采取积极措施来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以降低社会遏制犯罪成本,提高社会遏制犯罪收益。     

犯罪微观成本初探

本文以“成本——收益”的视角着重讨论了与犯罪人行为有关的微观成本问题,提出犯罪预期成本、犯罪现实成本和犯罪机会成本是犯罪人在犯罪前主要考虑的成本因素,它们在犯罪决择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各不相同,并尝试运用犯罪微观成本理论对一些犯罪现象作出初步的解释。     

试论犯罪效用

犯罪行为作为主客体的辩证统一 ,决定了犯罪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 ,不仅要比较犯罪成本与犯罪收益的绝对高低 ,还要权衡自身犯罪需求、犯罪偏好以及犯罪欲望的主体满足程度 ,其追求的是最大犯罪效用的获得。由于犯罪人的需求多样性和心理钝化效应 ,致使犯罪边际效用呈现递减特征。从犯罪效用的视角 ,运用犯罪边际效用递减特性 ,可以对一般犯罪现象和犯罪规律作出较好的解释或说明 ,并折射出降低犯罪人的犯罪效用是遏制犯罪的根本途径。     

以犯罪时间机会成本视角论失业率与犯罪的关系

犯罪的成本—收益权衡一直是犯罪经济学解释个体犯罪的主要原因,传统的犯罪经济学侧重于强调犯罪的惩罚成本在潜在犯罪人犯罪决策中的主体地位,对犯罪的时间机会成本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可通过建立有效的社区失业救济机制、促进失业人员就业、鼓励失业人员创业等途径提高犯罪时间机会成本,以降低失业人员犯罪案件数量。     

论犯罪中的选择行为

犯罪过程是犯罪人连续不断地选择行为的过程。犯罪中行为人无论是对犯罪时间、地点、目标的选择,还是对犯罪工具类型、犯罪行为方式等的选择,都是犯罪人个体的有意识活动。犯罪人在犯罪中选择行为的理性度高低决定了其行为的具体性。从犯罪选择行为生成的结果,逆推或回溯选择行为的水平,去感知犯罪人的水平以揭示其犯意,进行犯罪人特征描述。因此,分析研判犯罪中选择行为的理性度可以服务于案侦实践。     

论情绪型犯罪

情绪具有动力性,不良的情绪可能引发违法犯罪行为。情绪型犯罪是指犯罪人在强烈的不良情绪的影响下,直接引起或加速犯罪动机的形成而引发的犯罪行为。情绪型犯罪可分为激情犯罪和应激犯罪。通过采取有效措施,可以预防和减少情绪型犯罪。     

论计算盗窃数额时不应扣除犯罪成本

犯罪成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犯罪成本指国家和社会因惩罚和预防犯罪而付出的成本以及犯罪人因实施犯罪而付出的成本;狭义的犯罪成本仅指犯罪人因实施犯罪而付出的成本。而盗窃罪的成立应以被害人已经或可能遭受财产损害为必要,但对犯罪人盗窃财物的同时支付了相当价值财物的情形,对被害人遭受的财产损害该如何理解呢?认定犯罪人的盗窃数额时是否应当扣除犯罪人投入的犯罪成本呢?这是中外刑法理论上颇有争议的问题。本文将从一个典型案例入手来探讨认定盗窃数额时不应扣除犯罪成本的问题。     

论犯罪经济人概念之界定

经济学分析作为一种工具,日益渗透犯罪学领域,其适用的一个重要前提在于：理性人在犯罪中具有完全相同的利己思维——即考虑成本、获利以及风险预期,并运用成本──收益或者趋利避害原则分析之后,对其所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通过对理性人、经济人与犯罪经济人概念之比较,对犯罪经济人之人性分析,以及对犯罪经济人与决策的研究,旨在修正犯罪经济人之概念。     

杀人犯罪动机的系统推断

分析判断杀人犯罪动机 ,通常是将现场情况和死者的背景情况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的分析、推论。有些杀人案件现场所反映出来的犯罪动机比较复杂 ,判别犯罪动机就比较困难 ,需要弄清杀人案件多种动机迹象形成的原因 ,分类分析甄别。侦查实践中见到的“四不象”案件的形成原因大致有犯罪人的犯罪行为未完成、侦查人员未能查明案情和非常规动机杀人三种情况 ,侦查人员应打破思维定势 ,不拘泥于常规杀人犯罪动机 ,注意从各种非常规的杀人动机中寻求答案 ,并注意挖掘某些类型的非常规动机杀人案件的相对稳定的特征。     

杀人犯罪动机的系统推断

分析判断杀人犯罪动机,通常是将现场情况和死者的背景情况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的分析、推论.有些杀人案件现场所反映出来的犯罪动机比较复杂,判别犯罪动机就比较困难,需要弄清杀人案件多种动机迹象形成的原因,分类分析甄别.侦查实践中见到的"四不象"案件的形成原因大致有犯罪人的犯罪行为未完成、侦查人员未能查明案情和非常规动机杀人三种情况,侦查人员应打破思维定势,不拘泥于常规杀人犯罪动机,注意从各种非常规的杀人动机中寻求答案,并注意挖掘某些类型的非常规动机杀人案件的相对稳定的特征.     

论犯罪工具

犯罪工具是一个根据刑法有关规定抽象出来的理论概念。犯罪工具是犯罪人为实行犯罪而利用的物或人。犯罪工具能否便利犯罪,依赖于犯罪人主观认识来判定。在实践中,犯罪工具对犯罪行为可以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对一些犯罪的定罪量刑也有相当的影响力。对于犯罪工具,应分别情况加以不同处理。     

城市外来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探讨——基于常熟市的调查(2003-2008)

对常熟市近5年来外来未成年人犯罪状况的调查研究发现,未成年人犯罪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呈现出案件种类多元化、犯罪人低龄化、社会危害大等特点.城市外来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主要是家庭、学校、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和犯罪人个体生理、心理因素,当这些原因共同作用时会使犯罪动机出现异化,不能机械地预防.     

经济犯罪的成本收益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看,经济犯罪也有成本收益问题,当犯罪的收益大于成本时,行为人就会去追求,反之就会放弃,经济犯罪人之所以选择犯罪,关键在于其预期成本低于犯罪收益;预防和控制经济犯罪要加大犯罪人的预期刑罚成本,提高刑罚的严厉性、确定性和及时性,同时要优化配置控制犯罪成本资源.     

犯罪痕迹对甄别女性犯罪的导向作用

社会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女性具有愈加鲜明的独立人格和权利地位。同时,女性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产生了相应的转变,女性犯罪率急剧增长,社会危害也更加严重。女性犯罪因其特殊的心理、生理因素,形成了区别于男性的犯罪动机、犯罪行为和犯罪手段[1]。因此,犯罪现场痕迹会表现出女性犯罪人的某些稳定而特有的行为特点。     

犯罪研究的对象与犯罪社会学的概念——胜水淳行《犯罪社会学》评价

文章较系统地介绍了胜水淳行《犯罪社会学》的第一章“犯罪研究的对象”和第二章“犯罪社会学的概念”的内容。胜水淳行认为,犯罪现象是由犯罪事实,犯罪人及社会三个要素构成的,犯罪研究在于对犯罪人及其行为在社会生活中的原因的研究。所以,犯罪社会学是从社会学角度观察研究犯罪,探求犯罪发生的原因,发现产生犯罪的社会原理,应用这一原理,为镇压和预防犯罪服务。     

犯罪空间情报分析在犯罪侦查中的应用

犯罪是犯罪人在特定时空范围内实施的危害行为。犯罪人对犯罪地点的选择并不是杂乱、毫无规律的;犯罪地点在空间分布上的信息隐含了犯罪人的住处或落脚点等信息。生态学领域的觅食理论是犯罪空间情报分析的重要理论依据,系列案件犯罪人在其犯罪生涯中会形成包括选择犯罪地点、选择被害人等在内的相对稳定的犯罪模式。犯罪情报分析人员在开展犯罪空间情报分析时,首先要全面收集相关案件的情报信息,其次要对犯罪时间、犯罪地点、被害人等进行特征比较分析,并结合其他情报信息就犯罪人落脚点的空间位置、继续犯罪可能的地点等作出判断,为犯罪案件侦查、犯罪预防提供帮助。     

城市外来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探讨——基于常熟市的调查(2003～2008年)

对常熟市自2003至2008年共5年来外来未成年人犯罪状况的调查研究发现:外来未成年人犯罪近年来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同时呈现出案件种类多元化、犯罪人低龄化、社会危害大等特点。导致城市外来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主要是家庭、学校、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和犯罪人个体生理、心理因素等。当这些原因共同作用时会使犯罪动机出现异化,不能机械地预防,所以未成年罪犯的社区矫正机制与未成年人罪犯的法制教育手段的传统手段尚有许多待改进的地方。     

非人格化：犯罪实施与犯罪控制

犯罪人在犯罪实施过程中运用了对被害人非人格化的技巧 ,以规避良心和道德的谴责。国家和社会在犯罪控制中也有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过程 ,但这种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 ,在今天已经变得不应该、不必要也不明智。对非人格化过程的阻却 ,提供了一个潜在被害人避免犯罪侵害、国家与社会控制犯罪、矫治犯罪人的新视角。     

网络犯罪罪因系统机制探

对网络犯罪罪因系统进行系统机制分析,有助于探明网络犯罪产生的原理,并形成规律性的认识。在对网络犯罪社会原因、个体原因及犯罪场进行剖析的过程中,涉及机制性的问题。事实上,犯罪心理尤其是犯罪动机引起犯罪行为的作为方式和心理过程就构成了犯罪行为的心理机制。在网络犯罪的犯罪场分析中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互动影响关系的分析也是机制论的一种体现。可以说机制论是通过对犯罪原因的研究来进行犯罪本体范畴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理论工具。     

杀伤犯罪逃逸心理及行为规律研究

犯罪逃逸是犯罪人经过思考的理性选择行为,而不是“刺激一反应”的被动性行为。犯罪后的逃逸行为原本不是一个常态行为,因此,处于逃逸过程中的人往往具有特殊的心理体验和心理状态。杀伤犯罪逃犯对他人的信任感处于一种两难的复杂心理状态中。杀伤犯罪逃犯在逃逸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焦虑状态,主要表现在慌乱、压抑和恐惧三个方面。杀伤犯罪逃逸行为具有隐蔽性、易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