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经济犯罪立法及打击机制的借鉴与启示

加拿大在经济保持不断增长的同时,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经济犯罪问题,经济犯罪总量逐年增多,金融欺诈犯罪发展势头凶猛,洗钱犯罪日益严重。加拿大经济犯罪立法融合了成文法与判例法的双重因素,并不严格区分实体法与程序法,注重对犯罪收益没收程序的设计。与我国不同,加拿大打击经济犯罪的工作由加拿大警察机构和其他相关政府机构及非政府机构共同完成。加拿大对于洗钱犯罪、背信犯罪的立法及打击工作,以及其经侦实践中电子案卷的做法尤为值得我国借鉴。     

我国经济犯罪刑罚方法的完善

在现代社会,经济犯罪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迅猛发展的态势,其类型越来越复杂,手段越来越专业,规模越来越庞大,危害也越来越严重。现行刑法在经济犯罪刑罚刑种的设置上存在很大不足,不适应对经济犯罪的预防和打击。我国应在刑事实体法上加强对经济犯罪的处罚和惩戒,完善经济犯罪的刑罚方法。     

对诱惑侦查所得证据材料的法理分析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侦查手段,在侦破一些具有隐蔽性和组织性的重大刑事案件时具有特殊效果。但在我国,不论是从刑事实体法,还是从刑事程序法的角度来看,诱惑侦查都存在与现行法律的严重冲突。那么对诱惑侦查所得证据材料又当如何采信,通过对诱惑侦查所得证据材料进行法理分析,可以认为从我国司法实际出发,在采证诱惑侦查所取的证据材料时,应明确对非法言词证据予以排除,对非法实物证据予以限制性肯定;同时尽快将诱惑侦查纳入法治化轨道,对诱惑侦查进行法律规制。     

毒品违法犯罪的预防和治理

对毒品违法犯罪问题应采取综合治理的措施 ,在立法上应注意各法律部门之间在毒品问题上的协调 ,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 ,宏观角度和微观角度一齐思考。文章对我国毒品违法犯罪的走向进行预测 ,并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     

我国外资参与经营者集中国家安全审查法律制度的不足及其完善

外资参与经营者集中国家安全审查法律制度是我国一项新的制度,作者首先考察我国外资参与经营者集中的国家安全审查法律制度的立法现状,并指出该项制度在实体法上存在缺乏对“外资”、“国家安全”的准确界定,国家安全审查的标准缺失,程序法上仍然不完备等问题。本文试图对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上完善对外资参与经营者集中的国家安全审查法律制度提出建议。在实体法上,主要界定了“外资”内涵,“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国家安全审查的标准;在程序法方面,建议创设“国家安全审查委员会”全面负责国家安全审查工作,并设计了主动介刈申报、调查、审查、决定等审查程序。     

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中被诱惑者的罪与罚

诱惑侦查手段普遍适用于毒品等隐蔽性犯罪,已为我国法律所肯定.但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明确禁止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我国学说上普遍主张对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被引诱者在实体法上作无罪处理,似有不妥.程序法上,对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证据的排除,根据我国法律只限于某些场合.从国内外实务来看,对被诱惑者“定罪但从宽处罚”的做法得到广泛认可,我国应当进一步将这一做法具体化.由于对被引诱者减、免刑事处罚的规定已逾越司法解释的权限,应由立法解决.     

环境权诉讼机制完善的思考

虽然我国的环境侵权现象普遍存在,但环境权诉讼机制至今未能确立。究其原因,是因为诉讼机制中没有实体法的支撑以及配套制度的缺失。因此,完善环境诉讼机制要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入手加以解决。一方面,实体法的规定为程序法提供权力基础；另一方面,程序法是实现权力的保障,同时又推动实体法的发展。因此,应当在部门法中明确环境权的规定；完善有关的诉讼制度,如集团诉讼制度、公益诉讼、市民诉讼制度等。     

刑罚正当化语境下的认罪协商

认罪协商制度不仅具有程序法上的效率优势,更是实体法意义上刑罚正当化根据的具体表达和实际应用,认罪协商制度的认罪和量刑建议过程即是刑罚正当化的实现过程.所以要厘清认罪协商的刑罚正当化根据:即侧重特殊预防的刑罚目的、但又兼顾了一般预防和报应的效果实现,并以此为目标进行认罪协商的配套设置.而我国未来构建真正有效的认罪协商模式除了需要构建具体协商程序之外,更为重要的是采用规范的方式对实现刑罚目的正当性的认罪协商实体内涵进行具体规范,方能保障认罪协商的实体法功能实现.     

控辩平衡的实体法维度

目前关于控辩平衡的研究只局限于程序法层面,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完整意义的控辩平衡应当包含程序法意义上的控辩平衡和实体法意义上的控辩平衡双重含义.实体法意义上的控辩关系体现在犯罪构成模式上.与两大法系犯罪构成模式与控辩平衡的契合性相比,我国的犯罪构成模式与控辩平衡之间具有一定的张力.我国转型后的刑事诉讼模式对控辩平衡的强调必然要求犯罪构成模式的转型.     

仲裁第三人主体研究

我国学术界对仲裁第三人的主体界定存在混乱现象 ,主要表现在仲裁前后的实体法上的当事人和第三人与程序法上的当事人和第三人的主体错位、转换以及合并 ,造成实体法上第三人与程序法上的第三人在定义上的冲突。学术界把仲裁第三人的目标主体定位于仲裁程序进行中的第三人是一个错误 ,应当把目标主体锁定在仲裁协议第三人这一特定主体上。所谓仲裁协议第三人 ,是指除法律另有规定除外 ,执行以仲裁协议为条件的实体权利义务条款的非协议签字人。     

我国刑事司法与有关国际公约的衔接问题研究

我国现有刑事立法与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都存在较大差距。司法机关应树立遵守国际条约、加强国际合作及强化人权保障的司法理念，遵守本土化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并允许司法机关在坚持程序法定原则前提下进行诉讼规则的适度创新。要使我国刑事司法与国际公约相衔接，必须完善我国宪法规定、实体和程序法律规定。     

刑事政策视角下未成年人犯罪处理的调整措施

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实体法有许多量刑从宽的规定,程序法中有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别程序规定,其都体现了从宽处理的倾向。但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出现低龄化、暴力化、团伙化等趋势,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比例也在增加,如果一味从宽从轻,不利于对犯罪的预防和社会治安的维护。本文从刑事政策的角度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和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行为及心理矫正的措施进行探讨。     

侦查程序中人权保障之探讨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设置的侦查程序忽视程序公正,不利于保障人权,无法实现司法公正,因而借鉴国外侦查程序中的合理成分,本着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有机地统一起来的思想,完善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人权保障之规定。在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应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广泛的参与权,强化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权利保障,确定各种侦查措施和行为的适用应遵循比例原则或必要性原则,扩大侦查控制的范围等,以期实现人权保障与惩罚犯罪的统一,实现我国刑事司法的公正。     

试论刑事证明责任之分配

刑事证明责任之分配与犯罪成立之判断密切相关。两大法系国家在证明责任分配上均要求控方承担积极构成要件证明责任,而由被告人承担某些特殊事实的证明责任。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缺乏对刑事证明责任明确的规定,实践中,控方对犯罪成立几乎承担着全方位的证明责任。为平衡不同利益,对部分犯罪中的特殊事实实行证明责任倒置是合理且必须的。     

关于公安机关经济犯罪侦查体制改革的思考

在公安机关内部组建专门的经济犯罪侦查机构,是由经济犯罪不同于普通刑事犯罪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也是适应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加大打击经济犯罪力度的必然要求。然而,在目前“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体制下,经侦工作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经费不足以及警力量少质弱等问题,严重制约了经侦部门发挥应有的作用,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经侦体制改革的目标应是实现全国统一的打击经济犯罪刑事执法,建立垂直管理的公安经侦体制。但在这一改革过程中,必须防止克服了“块块”分割的问题,却又导致“条条”分割的问题。     

论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与救济

从国际社会人权保障的视角,剖析和检讨我国现行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与救济现状及其局限,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从刑事程序法和刑事实体法一体化的立场,探讨如何从诉讼程序保障、赔偿责任范围确定、实体法律体系构建三个方面,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刑事被害人立法、司法与社会支援相结合的法律救济体系。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架构及其对犯罪控制的影响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架构与两极化刑事政策一样,也是"重刑化的实体法"配合"微罪处分的程序法"。在犯罪控制的内化过程中,刑事政策也从国家本位转到国家.社会本位上来。国家的放权分责,既加强了对犯罪的打击和预防,也让民众承担了更多责任。     

贿赂犯罪中适用诱惑侦查的谋略性与法律性

贿赂犯罪侦查的特殊性使得诱惑侦查成为现实的必然选择。诱惑侦查在我国之所以存在适用的障碍,根本原因是人们忽视了其作为一种侦查谋略的价值,诱惑侦查具有的弊端只不过是侦查谋略本身所带有的风险;但如要让这种谋略充分发挥作用还应从法律性的角度对其进行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的法律规制。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若干问题刍议

我国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开展社会调查的实践已经有10余年的时间。但是由于一直缺少法律规定,所以在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开展调查的过程中,有关调查主体、调查程序、调查报告的撰写等没有统一规范,全国各地做法各异。虽然新《刑事诉讼法》做了明确统一的规范,但对社会调查的细节依然没有规定。因此,围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主体、社会调查程序起点以及社会调查报告的属性进行研究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