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行政公益诉讼作为适应现代社会保护公共利益之需要而产生的一项新型诉讼制度,随着权利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行政公益诉讼问题的系统研究将日臻重要。笔者试图通过对行政公益诉讼范畴的全新界定来切入这一领域,探寻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从而论述了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并对构建我国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提出了几点设想。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行政公益诉讼作为适应现代社会保护公共利益之需要而产生的一项新型诉讼制度，随着权利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行政公益诉讼问题的系统研究将日臻重要。笔者试图通过对行政公益诉讼范畴的全新界定来切入这一领域，探寻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从而论述了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并对构建我国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提出了几点设想。     

论我国的公诉制度

我国社会主义公诉制度雏形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初步建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经历了一个相当艰难曲折的发展完善过程。我国公诉制度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在执法思想上,从"重打击、轻保护"向"打击和保护并重"的转变;在职权配置上,从偏重"职权主义模式"向"混合型模式"的转变;在执法过程中,从"重实体、轻程序"向"实体与程序并重"的转变;在与其他政法机关的关系上,从"重配合、轻制约"到强化诉讼监督职能的转变。我国的公诉制度体现世界诉讼文明和司法工作规律,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完善我国公诉制度,要进一步强化公诉职能,强化公诉权的独立性,强化公诉裁量权,强化对公诉权的监督制约和加强专业化公诉人队伍建设。     

一般债权质押研究

一般债权质押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吴春燕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以及债权债务关系的顺畅实现，显然离不开债权担保制度的保证和促进作用。这是民法观念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的必然结果。现代民法从社会本位出发，强比对交易安全的保护，这就使得担保制度与债的制度结下了不解...     

我的刑事诉讼哲理思维

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和社会各方面的发展,现行刑事诉讼法又出现了一些亟待修改完善的问题。新机遇、新挑战、新问题都接踵而至,、在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和完善中应当坚持理性,体现理性,具体概括为以下十个方面:以斗争哲学为指导转向以和谐哲学为指导;国家本位转向国家、社会与个人本位并重;一元化价值观转向多元化价值观;权力治人转向权利保障;有罪推定转向无罪推定;口供本位转向物证本位;客观真实转向法律真实;重实体轻程序转向两者并重最终转向程序本位;高压从重转向宽严相济;国内优位转向国际优位。对诉讼法学的原理研究,必须从研究诉讼法学范畴体系入手,再从范畴体系中抽象归纳出制约和指导三大诉讼的基本原理。     

证据排除规则的重构——以诉讼效率为视角

诉讼效率指诉讼收益与诉讼成本之间的差额。诉讼收益主要体现为发现真实,而诉讼成本主要体现为证据的收集与认定成本。证据排除规则既可以保障发现案件真实,亦可以保护其他合法利益,但我国目前的证据法没有能够从提供诉讼效率的角度去设计证据排除规则,我国诉讼法中不同的诉讼采用相同的证明标准是这一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     

经济法与公益诉讼的契合性分析

实体法与程序法作为矛盾的对立双方相互依赖、互为前提。没有实体法就没有程序法;没有程序法,实体法也没有存在的必要。经济法是在生产高度社会化的历史条件下,为适应国家广泛调节社会经济的需要而逐渐形成为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的部门法;与之相适应,经济法程序始终贯穿着对社会公益的关注,以有效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害为主线。公益诉讼是有关组织和个人依据法律的规定,对由于违反法律而给国家、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事实上损害或潜在损害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的诉讼活动。所以,公益诉讼作为经济法的内部生命的表现有效地维护了经济法的切实实施,经济法与公益诉讼之间具有天然的契合性。     

法律文化差异与中美侦查制度

中美两国的法律文化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以及权力至上与法律至上等层面的取向上存在明 显的差异。这些差异深刻地反映在两国侦查制度在侦查组织制度、侦查行为、侦查程序结构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之中。比较研究表明， 美国为其侦查制度在法律文化中政府权力向个人权利的妥协的价值取向而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同时，我国在借鉴与吸收某些西方的 诉讼理念与制度的过程中，不应忽视中西方在法律文化上存在的差异。     

浅析公共利益与公权力之间的关系

随着当代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架构，法制现代化进程的渐次拓展，传统的中国式的“社会本位”思想和公权力的运行模式已受到空前的冲击．体现现代市场经济内在精神的“个人本位”的思想体系和依法行使公权力的思维范式正显示出令人可喜的发展势头。这种价值取向的转变是十分有益于中国整个社会的发展，但“个人本位”所追求的理想还要受诸多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在此，我们不作展开论述，仅就在宏扬“个人本位”及依法行使公权力思想的同时，如何运用公权力来维护公共利益，从而使“个人本位”的理想具有现实的根基这方面的内容作扼要阐述。…     

公共空间运用大规模监控的法理逻辑及限度——基于个人信息有序共享之视角

为应对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安抚公众对风险的恐慌情绪,公共空间大规模监控随之诞生,并迅速在现实社会和网络空间中全面运用。公共治理不能取安全保障而舍隐私保护,公共空间大规模监控的运用并非以牺牲隐私权为代价,而是在保障安全法益的同时兼顾隐私法益的保护。在此"既保障安全,又保护隐私"的法理念下,公共空间大规模监控的运用体现了风险治理从个人本位走向社会本位的转变趋势,并促进了个人信息保护从自主支配到有序共享的逻辑转换。为寻求安全保障与隐私保护之间的平衡路径,在公共空间合理运用大规模监控措施,就必须加强信息收集、存储、使用的阶段性控制,建立个人信息合理使用制度,实现个人信息的有序共享。     

我国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本位构建

民事诉讼解决民事纠纷,其诉讼职能的分配应侧重当事人,因此在民事诉讼结构中应建立符合当事人本位的权利体系.在我国则是如何在符合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特点的诉讼模式下力图达到当事人个人主动性与法官适当程度控制之间的衡平,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在我国的诉讼模式下完善当事人本位.     

关于对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几点看法

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从这一规定来看，首先，是法律赋予社会集团一种特殊的诉讼权利，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可以以诉讼干预的方式，支持受损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通过支持起诉启动诉讼程序，实现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效果。     

刍议对未指定代收的委托代理人适用留置送达

近年来,随着委托代理人代理诉讼的普遍化,其中的问题也日益明显化,如当事人未指定诉讼代理人为代收人时,人民法院能否向代理人进行留置送达等。该文从诉讼程序、诉讼效率、诉讼价值等角度出发,根据我国规定,并结合有关法理学和法律依据,阐述对未指定代收的委托代理人适用留置送达,不仅能够体现法院的司法公正,实现公正与效率,更使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贯彻落实了"三项承诺"。     

论侦查模式的转换和改革

目前我国侦查体制的主要弱点在于忽视了对纳入侦查阶段的相对人的权益保护。为此,应加强完成诉讼价值观念的转变,建立以物证为本位的侦查模式,使侦查模式更符合法治和人权保障要求。     

将经纳入公益诉讼的法律思考

公益诉讼是一种旨在保护公共利益的诉讼程序,而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思想也注定它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因此,从根本利益出发,公益诉讼和经济法诉讼的追求是一致的,将经济法诉讼纳入公益诉讼的范围当中是可行并且有价值的。本文将具体论述经济法诉讼纳入公益诉讼的可能性。     

五四运动影响下中小学教育知识转型引发的论争

五四运动引发了中小学教育知识的第二次转型。这种转型既表现在教育知识观从知识本位向儿童本位的转向,也体现为教科书文体由文言向白话文的转变,同时还表现为教育知识取向从实用向人文性方面的转轨。无论哪一种转型,都引发了不同群体的批评。这种基于各自立场的批评与反批评,反映了人们对待教育知识转型过程中"经典"与"通俗"、"实用"与"人文"、"文化"与"兴趣"之间不同取向的矛盾冲突。     

民事公诉程序若干问题初探

随着源于私人范畴的民事关系日趋社会化,人们的权利观念正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要求对公益损害提供法律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以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益为宗旨的民事公诉制度呼之欲出。所谓民事公诉是指检察机关在法定情形下,为维护国家利益或社会公益,以国家的名义将一定种类的民事案件提交人民法院审判的制度,目前,我国多数专家学者     

健全我国轻罪诉讼制度体系:实践背景与理论路径

轻罪诉讼制度是近年来我国刑事诉讼领域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顶层设计提出构建该制度体系的现实背景是当代中国社会已进入"轻罪化"时代.这不仅体现在刑事法律规范层面的制度转变,亦可从司法实践的统计数据获得验证.探讨我国轻罪诉讼制度体系,应适度反思"权力中心主义"逻辑立场下的效率优先命题,注意程序简化及由此带来的效率提升,只有在...     

论依法执政的实现途径

实现依法执政应从观念、法制、体制和机制四方面创新入手。观念创新即实现观念上的五大转变: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从权力至上人情至上向法律至上转变、从泛道德主义向德法并举转变、从国家本位观向人民本位观转变。法制创新:实现国家权力资源的配置法制化、党的执政权及其行使程序法制化、党执政活动的监督法制化以及完善宪法监督制度。体制创新: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理顺和创新党的领导体制。机制创新:建立和健全权力分离机制、监督机制、约束机制以及道德推动机制、执政党社会双轨推动机制。     

论德国法上的团体不作为之诉——以《不作为之诉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例

作为德国反不正当竞争和消费者保护领域的一项重要制度,团体诉讼在理论上并不完全自洽,在实践中也存在难以克服的问题.这些问题表面上体现为消费者团体因经费不足而无法充分行使其诉讼权利,根源则在于消费者作为一个"群体"的先天性缺陷.在德国,消费者团体一方面要与行政机关执法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从后者获得资金支持以完成使命.处在行政机关执法与个人诉讼集合的夹缝中,德国团体诉讼的发展左右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