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恐刑事特别程序

反恐刑事特别程序是反对恐怖主义犯罪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简称,是指专门适用于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诉讼程序,是依法预防与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必不可少的法律保障,也是各国在反恐立法与实践中急需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惩治恐怖主义犯罪需要适用不同于普通刑事程序的特别程序.反恐刑事特别程序的价值取向是安全优先兼顾自由.它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各国通行的执法制度设计和各国现行的刑事诉讼规则.它的特别之处在国外的反恐立法与司法实践中体现得很明显,尤其是在反恐特别侦查措施、刑事特别强制措施等方面体现得更是淋漓尽致.构建反恐刑事特别程序有理论依据--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优先、不可克减之权利、在强化国家权力与保障公民权利之间达成平衡.如何平衡强制性的反恐措施与保障公民权利之间的矛盾是反恐刑事特别程序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此,对这个矛盾进行适当的平衡是许多国家反恐立法的一个核心思想.构建我国反恐刑事特别程序应充分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同时,应该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     

从当前反恐模式看中国反恐刑事程序立法

当今国际社会的反恐实践主要存在"战争模式"和"诉讼机制治理模式"两种应对方式,中国的反恐形势严峻,通过刑事程序机制处理恐怖主义犯罪是必然选择。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实践中程序法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凸显,设立特别程序规范应对恐怖主义犯罪既有必要也有可能。总体而言,反恐刑事程序立法应当坚持趋同与差异的对立统一、务实与前瞻的有机结合、继承与创新的内在衔接、应对危机的现实压力与法治原则的理性对接。     

国际反恐法律现状与我国反恐立法构建

用法律的手段来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是国际社会面对恐怖主义犯罪的共同选择。综观国际反恐立法,目前主要有三种基本模式:分散型立法模式、专门型立法模式和综合型立法模式。我国当前反恐立法单一,缺乏系统性和完备性,配套立法还不完善,在未来难以有效地同恐怖主义犯罪作斗争。因此,制定我国的反恐基本法与反恐配套法,构建“以反恐法为基本法、各单行法为配套法;以反恐基本法为主导、诸法配合”的立法格局,是我国未来反恐立法的现实选择。     

英国反恐怖预警机制研究

面对日趋严峻的恐怖主义威胁,英国不断加大对国家反恐体系的现代化改造力度,发展和完善国家反恐预警机制,不断加大反恐投入,加强安全情报队伍和反恐专门力量建设,增进和改善反恐预警能力;适时进行反恐怖立法的制定和修订工作,为本国反恐怖主义斗争提供法律保障.这些都对我国反恐工作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反恐法》中的境外反恐问题研究

恐怖主义犯罪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头号安全问题。恐怖主义犯罪不仅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还对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带来了恶劣影响。为此,我国颁布了《反恐怖主义法》以严厉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其中,境外反恐成为一大亮点。境外反恐具有多方面的必要性。当前,我国在境外反恐上存在反恐合法性、管辖权、恐怖主义犯罪认定与程序、证据交换、境外侦查与引渡等现实难题。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建立新型反恐刑事司法合作机制,完善国内立法与司法,以及加强与他国反恐合作等方式予以解决。     

论反恐情报的证据转化

"9·11"之后,各国在反恐侦查中普遍采用情报主导的模式,但反恐情报在发挥侦查效用的同时,却在诉讼证明中遇到了程序障碍。情报的秘密性与程序的公开性之间的矛盾困扰反恐诉讼实践。加拿大的"侦查听证"和"开示法官"制度、法国的侦查法官模式、英国的秘密听证和特别律师制度等都力图解决反恐情报的证据转化问题,但也存在程序的单向性、秘密性、封闭性,证据效力缺乏合理限制等问题。中国的反恐实践也同样面临情报的证据转化问题,未来应当借鉴英国的特别律师制度,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调整,在确保被告人基本辩护权利的前提下发挥情报的证据效力。     

刑事政策视域下反恐怖法律体系的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形成了系统的反恐刑事政策。从刑事政策视角审视我国反恐怖法律体系,二者具有一定的内在契合性,能够凸显严厉打击恐怖主义的基本立场,贯彻国际合作的原则,落实源头治理的刑事政策目的,体现综合施策的刑事政策手段。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先发制敌、保持主动在刑事立法中过分解读,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法治化发展不均衡,系统治理的法治化观念不强。反恐怖法律体系的完善,应当进一步转变理念,推进程序立法,强化人权保障;明确概念,强化实施,重视反恐怖主义的地方立法;优化体系,加强衔接,发挥法治反恐的合力。     

比较与借鉴:论恐怖主义犯罪追诉中的恐怖组织认定

恐怖组织认定是各国反恐实践的重要内容,它直接影响恐怖主义刑事打击的准确性和法律效果。在恐怖组织认定上,各国主要有司法认定和行政认定两种模式。前者具备诉讼的基本构造,既是"身份"的确认也是刑事制裁的法律依据,但存在滞后性;后者具有单向性、主动性和集中性的特点,但在权利保障上似有不足。我国的反恐斗争中也需要科学合理地认定恐怖组织,但目前的相关立法和操作存在诸多问题,对反恐效果产生不利影响。2011年10月24日,《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草案)》的审议通过,明确了行政认定中的很多问题。然而,从程序完善的角度讲,未来的反恐立法应当借鉴域外经验,充分汲取两种模式之长,在立足我国反恐实际的基础上,采取程序衔接的策略对认定程序进行完善。     

以反恐合作为视角看我国《引渡法》的完善

我国《引渡法》颁布于9·11事件之前,其内容对反恐的功效考虑不足,主要存在政治犯不引渡问题,死刑不引渡问题,简易引渡程序问题,或起诉或引渡原则缺失问题,本国公民不引渡问题。基于互惠原则,任何对别国的限制最终也是对自己的限制,因此,若要国际反恐合作顺畅有效,首先应该消除本国法律中的障碍。     

“9·11”事件后美国反恐情报信息体系的重建

“9.11”事件后,美国重视开展反恐情报信息体系的重建,调整情报部门的工作重心,将反恐作为情报工作重点;通过立法、经费支持等措施,加大反恐情报搜集力度;重视人力情报资源在反恐情报搜集中的作用;重组情报机构,完善情报的分析综合和协调机制;建立反恐国际情报交流合作机制,实现情报信息共享。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概念诠释

历史决定论的理解模式、历史主体本身的不成熟以及历史主体与实践主体的混同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被遮蔽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主体的历史性之间是一种逻辑互动的关系,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力量源泉,而后者则是彰显前者的基础和保障;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有三种存在样态.即知性存在样态、意义存在样态和实残存在样态.     

行政三分制的行政法治契合

《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行政三分制”这一新型行政管理模式的付诸实践。行政三分制在彰显其制度创新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行政法治契舍的难题，而这则关系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     

浅析共同贪污犯罪数额的计算

贪污犯罪数额的大小,是惩治贪污犯罪的主要依据。在共同犯罪中,犯罪行为人贪污数额的认定相当复杂,既有共同贪污的数额,又有各人分赃所得的数额,还有因贪污的停止形态而未实际获取财产等情形。关于共同贪污犯罪行为人数额的认定,理论界存在着“分赃数额说”、“参与数额说”和“犯罪总额说”等不同的学说。笔者更倾向于“犯罪总额说”。     

论业主委员会的制度建设

业主委员会是城市住房私有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制度支撑.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居民委员会、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业主之间利益关系复杂,现行法律法规对有关规定的不完善,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失当,业主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业主委员会在筹备设立和实际运行方面都存在诸多的问题.我国应尽快出台<业主委员会法>,明确规定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规范业主委员会各项基本制度;并且进一步调整完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在物权法中明确居民的房屋物权;健全行政程序的有关制度.     

我国物权法中所有人抵押制度构建

所有人抵押是指所有人于自己所有物上存在的抵押权 ,是一种特殊的抵押权。确立所有人抵押制度可以防止后次序抵押权人获取不当得利 ,保护抵押物所有人的利益 ,有利于所有人进行融资 ,节省交易手续和费用 ,促进商品流通。我国《担保法》没有规定所有人抵押 ,可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做法 ,从所有人抵押的思路选择、成立、变动等方面入手对此制度作出具体设计。     

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毒品认知情况调查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对传统类毒品的认知程度较高,对常见的合成类毒品有一定的了解,对伪装类毒品认知较低;当地学校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频率不高,方法缺乏创新,体系不健全等。对此,应加强对伪装类、液态类毒品的宣传;在宣传方式上要注意创新,应结合青少年规律特点,构建信息传播新平台;学校应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建立健全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工作体系。     

谈谈劳动价值概念的再扩展

我国现阶段各种合法职业劳动者的劳动都创造价值。这里的价值是指凝结在社会产品、服务 (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 )中的一般人类劳动 ,它体现劳动者对社会财富 (物质的、精神的 )增长乃至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在新时代 ,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概念作进一步的扩展是必要的。一种劳动只要它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或环节 ,那么 ,无论它的直接成果是否成为商品 ,都是创造价值的。在我国现阶段 ,政府作为国家机器的职能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 ,更多地从阶级统治转向发展经济 ,它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和调控作用不可或缺且十分巨大 ,因而也是创造价值的。     

浅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不作为犯罪是我国刑事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作为犯罪一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研究不作为犯罪,首先要明确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是不作为犯罪的核心问题,它包括四个方面: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以及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除此之外,道德义务不应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问题探析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是法律规定的一项有利于监狱罪犯再社会化的刑事政策,专门系统地探讨这个问题具有重要价值。现行离监狱探亲制度在《监狱法》、司法部规定和监狱实践三个层面均面临诸多问题,因此,在对策方面,基于对监狱离监探亲决定权的行政执法权属性分析,从法律上赋予罪犯法定离监探亲权,要从《监狱法》及司法部的规定上加以完善,还要解决监狱办理上面临的实际困难,以促使这项制度得到常态化落实,促进罪犯改造和再社会化。     

论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事实”

鉴于法条和司法解释内容规定的不明确性和不完整性,需要对虚假诉讼罪中"捏造事实"的含义进行进一步解释。虚假诉讼罪是单一行为犯,利用他人捏造的事实提起诉讼的,也构成虚假诉讼罪。篡改部分民事法律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也属于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成立虚假诉讼罪。虚假诉讼罪的行为方式不包括不作为,隐瞒他人已经偿还债务的事实依然进行民事诉讼的,是积极地虚构事实,理应认定为"捏造事实"。若捏造的事实不会影响法院的公正裁决,不能定性为虚假诉讼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