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到社会治理的推动者——基于“寻乌经验”司法治理模式的思考

“寻乌经验”是以赣州法院系统为代表的基层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生动实践,是导源于“寻乌调查”唯实求真精神的新时代司法治理模式。鉴于当前基层法院有效参与社会治理上面临着诸多困境,司法改革深化和社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司法治理模式需要进行相应变革。借鉴“寻乌经验”治理的模式和做法,可以在创新发展中深化司法治理的角色定位,在内涵式发展中发挥司法治理的功能价值,在时代性发展中整合司法治理的社会资源,从而为基层法院深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路径之探析——以白山市江源区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近年来,白山市江源区通过城市社区、乡村、机关、企业、学校、医院“六域”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推动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促进了党的组织力、治理力、公信力,建设探索出了一条高度契合“两山”转化的全员、全域、全周期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路径。     

司法参与基层治理的路径选择 宁夏高院乡村治理调查报告出炉始未

黄河九曲十八弯,流经宁夏时拐出一个“几”字形大弯,留下“塞上江南鱼米乡”,更孕育了悠久的黄河文明。这里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自古以来就是内接中原、西通西域、北连大漠、各民族南来北往频繁的地区。     

细事细治 ——基层网格化中的科层化精细治理与社会修复

【问题】国家治理体系的落地需要微观治理机制的完善。网格化是近些年发展出的一种重要基层治理机制。然而,谁在治理,怎样治理,治理什么?网格化治理体现了什么样的治理逻辑,又有何种后果?这些问题在文献中并没有系统答案。【方法】本文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内容三个角度,采取内容分析法,对广州市某区2013年1-3月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系统登记的2091起事件进行研究。【发现】首先,科层化精细治理:网格化服务管理通过设置网格和购买网格员服务的方式,使得国家科层制组织体系延伸到比社区还要微观的基层社会领域,直接处理日常社会中的“细事”。其次,社会修复效应:网格化服务管理是在社会的日常自我修复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国家改革基层以“官进民退”促进基层社会修复的一项制度安排。因此,抑制国家权力过度介入基层日常社会事务需要社会自身提升“日常社会修复”能力。【贡献】本文尝试立足基层治理内容探究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逻辑,以“治理什么”视角拓展国家治理研究视域,以“社会修复”范畴丰富“社会秩序何以可能”问题的研究范式。     

平权式治理结构的可行性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但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导致了一些弊端，突出表现为农民的权利得不到有效维护。针对这种弊端，理想的模式就是在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转变基层政府职能的基础上，推行“平权式治理结构”。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赋能国家安全的六个维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内涵和实践经验不断丰富,不仅成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更是激发社会活力的重要机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社会治理从“社会建设”领域调整为“国家安全”范畴,这并非是内容的简单位移,而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全方位变迁。我国社会治理效能体现的关键在基层,核心在基层,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视角下主要集中于制度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行动共同体、资源共同体和技术共同体六个层面。从这六个维度出发探讨国家安全和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二者之间的互动,有助于通过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不断向国家安全赋能。     

把握“枫桥经验”历史逻辑 以高质效法律监督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枫桥经验”集中体现了基层社会治理领域中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生动实践和理论成果。检察机关贯彻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准确把握“枫桥经验”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通过系统梳理检察机关参与见证“枫桥经验”的诞生、践行“枫桥经验”的历程，总结并发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检察方案，即坚持群众路线、注重矛盾化解、做好源头治理、加强基层基础建设，以高质效法律监督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正式资源下沉基层的网格化治理——以河北“一乡一庭”建设为例

我国基层治理资源不断增加但边际效应递减,出现了“内卷化”趋势,其原因在于治理资源处于悬浮状态,未能真正地作用于基层社会.对此,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因基层乡镇司法缺位而推进“一乡一庭”建设,在不增加投入的基础上重构法庭职责,使司法下沉基层,与基层党政联动,共同推进基层社会的法治化治理,创出了一条以法庭为中心的基层矛盾化解和社会治理的新路子.基于河北“一乡一庭”建设的启示,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应当从为民众构筑平台、输送权威和提供便利入手,深化治理模式的规范性、正式性和普适性,重构以法庭为中心的基层治理新格局,构建基层治理“大资源”体系,借力司法改革,不断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履职“四大检察” 助推社会治理效能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展开,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更需要法治的力量。人民检察院专司法律检察职能,通过“四大检察”“十大业务”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体系,加强依法治理,把我国人民检察院法律检察的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效能。     

城市基层治理的双重困境与善治的路径选择

城市治理是当前中国社会治理最重要的一环,它的基础和逻辑起点是城市基层治理,其治理逻辑体现为国家的逻辑与市场的逻辑。国家的逻辑有助于将国家的政策意志贯彻执行,但却阻碍了基层社会自主治理与提供服务的活力与创造性;市场的逻辑发挥了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但是各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往往导致了整体利益的最小化。以N市"仙林模式"为例,本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基层治理必须要跳出国家—市场非此即彼的"一元治理"逻辑,转向国家、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边界清晰且合理互动的"复合治理"逻辑。在这种尊重自发的制度设计中,基层社会场域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的权威中心,而是通过民主的协商与沟通机制,保障各自的权益,实现治理绩效的优化与社会和谐。     

政府信息公开与基层治理转型——以法规文本和基层实践为基础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中国迈向信息自由的重要制度举措，其根本点在于将传统封闭、保守的行政改造为“公开性”和“民主化”的行政。它具备制度的理想性，也因此与中国基层政府现实的行政文化与行政过程之间产生了重要的紧张。官民关系的不平等和基层行政任务的复杂化都造成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基层的“折扣”现象。但作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一部分，通过制度先行带动实践演进，从而推动文化转型，其“行政民主化”的理想仍然具有可期待性。     

基层医疗领域职务犯罪治理问题研究——以2017—2021年233件犯罪案例为样本

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直接服务于广大城乡居民，是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第一道关口”。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加强基层医疗领域职务犯罪问题治理研究，持续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是适应人民群众卫生健康需求的重要保障，也有助于促进基层医疗卫生事业更好更快发展。     

基层政府分层治理模式考察——基于农业产业培育行动逻辑的分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也是维护和保障农民发展权的必然要求。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基层政府围绕如何培育农业产业,形成“差序治理模式”的行动逻辑,即基层政府依据村庄间实际条件的差异确定优先扶持的秩序,并据此提供种类和数量不同的扶持政策。从提升农业产业扶持资源的使用效率来讲,差序治理模式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这种模式也易造成产业扶持和培育资源的非均衡分配,导致不同权利目标间的失衡和农民发展权的不平等对待。基于法治视角的分层治理模式,应当遵循公平与效率相兼顾的原则,采取法治化的分类治理策略,扩大农民参与权,促进农民发展权的平等保护。     

浅谈积极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

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顺利实现意义非凡.辩证分析看待当前基层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运用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基层要求,从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法治思维能力和依法办事能力、基层法治工作队伍和全民法治观念入手,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统筹城乡发展中乡村治理对传统乡村治理的扬弃

城乡统筹的时代背景要求乡村治理适应城乡一体发展轨迹,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治理结构转型。而传统通常具有一种两面性,在基于它的负面性产生转型必要的同时,又为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借鉴。文章立足于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重点分析了传统乡村治理结构对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启示和意义。     

老龄社会基层多元治理体系构建路径探讨——基于成都武侯区的实践分析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努力构建现代化的老龄社会治理体系是今后一段时间重要的理论与实践课题。迈步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需要始终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总结先行经验，不断提高认知、拓展主体、缩小差异和健全体系，不断提升老龄社会治理的法治化、系统化、智能化水平，为增强群众“三感”提供有力保障。     

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的背景和内涵释义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方式的选择与运用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实现.随着我国基层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强,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的局限也逐渐凸显,如何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去应对危机和风险便成为政府和社会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在后工业时代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基层社会治理方式不是传统的权治或法治为主导,而是建立在德治基础上的三种治理方式的结合,其目标是为实现政府与其他社会治理力量的合作共治.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法治理挑战与治理型监管

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规模预训练语言模型日益展现出通用潜力,其超大规模、超多参数量、超级易扩展性和超级应用场景的技术特性对以算法透明度、算法公平性和算法问责为内核的算法治理体系带来全方位挑战。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主流范式中,欧盟形成了基于风险的治理范式,我国构建了基于主体的治理范式,美国采用了基于应用的治理范式。三种治理范式均形成于传统人工智能的“1.0时代”,与展现通用潜能的新一代人工智能难以充分适配,并在不同维度凸显治理局限。因此,在人工智能技术范式变革之际,应以监管权的开放协同、监管方式的多元融合、监管措施的兼容一致为特征推动监管范式的全面革新,迈向面向人工智能“2.0时代”的“治理型监管”。     

“红色管家”何以管用?——基层治理创新“内卷化”的破解之道

【问题】基层治理创新实践常常陷入命名式、标签式伪创新,不仅无法实现“给社区减负增能提效”的目标,反而造成基层治理的低水平重复。在各类创新琳琅满目的情况下,如何才能使基层治理创新更具持续性,并且规避“内卷化”风险?【方法】本研究以S区“红色管家”项目为个案,该项目初期面临多方面的内卷化风险,但最终通过创新走出一套有效的社区治理之道。我们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方法跟踪了“红色管家”项目的运作过程并结合多种定性资料进行分析。【发现】(1)如同诸多政府主导的基层治理创新项目一样,“红色管家”在项目初期也面临观念、利益以及组织等多方面的“内卷化”风险;(2)项目实施过程中逐步呈现出的实体化、制度化、专业化和协同化的特征,保障了“红色管家”项目创新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规范性和可持续性;(3)能否规避基层治理创新的“内卷化”风险,根本在于基层党组织力量能否成功嵌入项目全过程,发挥引领创新的核心主导作用;(4)党建引领下多方创新主体的协同、合作与调试,观念、制度与技术的融合,构成了制度创新能否突破“内卷化”困境的关键。【贡献】本研究梳理了基层治理创新“内卷化”问题的表征和成因。通过对“红色管家”项目案例的分析,本研究阐释了“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在机制,指出破解基层治理创新“内卷化”困境的关键在于新合作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     

坚定不移走好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之路——新时代十年中国社会治理的历史变革与未来展望

新时代十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守正创新，以新的理念、新的方式推进社会治理的创新，基本实现了“碎片管理”向“系统治理”的体系变革、“凭人管理”向“依法治理”的逻辑变革、“行政管理”向“综合治理”的手段变革、“末梢管理”向“源头治理”的环节变革，社会治理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在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上，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坚持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旨归，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将“加强社会力量的培育管理”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最终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