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协同发展的经济法解析与促进

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中,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地位,其基本目标和重要路径,是在"区域差异化"的基础上,推进"区域一体化".由于区域协同是典型的"发展问题",而经济法是重要的"发展促进法",因而应通过经济法的调整实现对区域协同发展的有效促进.为此,有必要基于"差异化一一体化"的分析框架,从经济法的视角,解析区域协同发展涉及的纵横关系以及区域与政府、区域与城市等"重要关系";在此基础上,应结合区域协同规划的制定,以及市场一体化、产业一体化和制度一体化等"重点领域"的问题,探讨如何运用经济法的相关制度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并揭示其中涉及的法治问题.这既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和整体经济的发展,推动区域经济法治建设,也有助于丰富区域协同发展理论,完善相关经济法理论,并推进"发展法学"的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及其经济法理论解析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经济法作为典型的“分配法”和“发展促进法”,尤其有助于保障和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基于“目标—手段”、“价值—规范”的分析框架,对于实现共同富裕所需解决的基本问题和基本矛盾,所需遵循的基本原理和基本价值,以及所需运用的基本手段等基本理论问题,可以从经济法理论的视角展开解析,由此有助于提炼共同富裕的相关基本理论。鉴于均衡分配和协调发展都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手段,应在制度规范层面加强两类手段的有机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均衡分配理论”和“协调发展理论”。厘清共同富裕的基本理论问题,有助于增进对共同富裕的系统理解,推进其相关制度建设和经济法治的完善,也有助于深化经济法学、社会法学和发展法学的理论研究。     

数字经济发展的经济法理论因应

对于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诸多挑战，需要在经济法理论的不同层面做出具体回应。首先，在本体论和发生论层面，数字经济并未改变经济法学既有的基本理论框架，运用经济法理论仍可解释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及其经济法规制问题；其次，在价值论层面，对数字经济进行经济法规制，仍需遵循和兼顾经济法的各类价值，这更有利于保障和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最后，在规范论和运行论层面，针对数字经济所带来的诸多新问题，需要正视相关主体及其权利、责任追究等方面的特殊性，改变不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制度，并在经济法的制定和实施中加以落实。上述三个层面体现了数字经济时代经济法理论的“变与不变”，把握上述“因应之道”，不仅有助于揭示数字经济与经济法的紧密关联以及相应的经济规制原理，深化经济法、信息法和数字法治的理论研究，也有助于切实推进制度完善，促进数字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     

减负与转型的经济法推进

"减负与转型"是贯穿我国经济改革与法治发展的一条重要逻辑主线。运用经济法推进减负与转型,有助于整体经济系统的优化,实现"减负增效"和"转型升级";有助于通过经济法上的职权与职责、权利与义务的合理配置,促进主体负担的公平分配,实现市场主体与政府的"双向减负"和各自转型,从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有效发展。实践中,应改变既往对政策的过度倚重,推进"制度转型"、构建"包容性制度",实现法治框架下持久的"制度性减负"。     

回望70年:经济法制度的沉浮变迁

以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为界,可将新中国70年的发展历程分为前30年和后40年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和集中统一经济管理体制的推行,以及"经济宪法"对计划经济的强调,经济法制度日渐衰微、沉降,几近于无。在后一阶段,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和适度分权经济管理体制的确立,以及"经济宪法"对"计划与市场"等重要关系的重新定位,经济法制度日益强盛、浮升。经济体制、经济管理体制、"经济宪法"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具有直接影响,它们是导致经济法制度变迁的三大因素。经济法制度的兴衰与沉浮、荣枯与有无、多少与强弱,与上述三大影响因素的变动具有内在一致性。历史、系统地分析经济法的制度变迁,尤其有助于经济法的理论深化和制度完善,从而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法治的发展。     

出版说明

正中国经济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发展中的学科,迄今已走过了30余年的风雨历程,经济法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也已得到了无可辩驳的承认。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依法治国战略的全面推进,经济法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经济法的理论构建和制度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为推动我国法治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经济法在它的发展进程中,仍然面临着新兴学科通常容易存在的一些问题,需要我们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去探索。     

宪法与经济法关系的“经济性”分析

宪法与经济法的关系,是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于宪法与经济法所共有的"经济性"是其存在密切关联的基础和纽带,因而从经济性的视角,有助于分析宪法与经济法的交互影响和内在的"一致性",揭示和解决实践中存在的违背"一致性"要求的问题,从而有助于构建宪法与经济法的良性互动关系,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和法治的发展。     

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探索和伟大实践而成功走出的一条符合中国国情、遵循法治规律、通向良法善治的法治现代化正确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中国法治建设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是法治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道路,也是21世纪人类法治文明的康庄大道。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战略定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发展目标是建设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路径选择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面向未来,我们将以建设法治强国为目标、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蓝图、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要务、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基石、以数字化智能化为动能、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引领,不断拓展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推进中华法治文明新发展,创造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     

“改革决定”与经济法共识

我国历史上的多个重要"改革决定",作为国家一定时期的改革"总体规划",对于经济法的理论共识和制度共识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依循"关系——体制——制度"的线索,不仅有助于发现历次重要"改革决定"对经济法共识形成的影响路径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一致性,还有助于揭示历次"改革决定"自身的逻辑主线和经济法制度形成的基本逻辑,从而有助于推进经济法理论与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论社区矫正的理论基础与发展构想

社区矫正蕴涵人道、公正、效益和民主四大方面的价值。发展社区矫正是实现我国刑事法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应当从观念更新、立法完善、制度建设、人才培养、理论研究诸方面入手，推进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法治理论的发展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国家治理意义重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最新成果。其汲取了古今中外各类法治理论的有益元素,对法治理论做了七项创新发展,即建设法治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三个核心要义"、坚持"共同推进、一体建设"、完善党内法规体系与实现依规治党、着力实现制度现代化、统筹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还对法治理论做了十五项拓展深化,即关于依法治国方针、坚持党的领导、法治为民、法治经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权力监督、德法并重、改革和法治关系、加强社会治理、政法机关职能、法治环境建设的拓展深化。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系列成果,传承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吸收了世界法治理论精华,且勇于探索当代中国法治实践。     

百年法治进程的基本逻辑与执政党角色——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依法治国”方略提出24周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法治工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最本质特征。中国法治进程近代发端的特殊性在于其被动性和外在强制性,中国法治现代化面对的基本难题是其所遭遇的"矛盾的现代性":一方面必须彻底反帝反封建以实现民族独立,另一方面必须学习并移植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实现现代化,这就决定了中国走向现代法治之路的曲折性。新中国建政之初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不仅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还是当代中国法治体系的"基础规范",它内在蕴含着"法治国家"的必然性。新中国法治建设在经历一定时期的挫折之后,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和正确领导,终于走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正途,开创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全新局面,形成了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向着"法治中国"战略目标不断胜利推进。所有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归功于执政党之于中国法治建设所承担的领导者、设计者和推动者的伟大角色,亦归因于法治建设进程中执政党对建构理性和经验理性方法论的兼重与融合。     

论时政话语的经济法学研究——以“包容性发展”为例

经济法学界对"科学发展观"、"包容性发展"等时政话语的研究,存在着标签式、嫁接式等功利性的类型,难以对经济法学的发展起到真正的推动作用,也不易起到经济法学研究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回应作用。此类研究应当坚持独立性与学术性,克制功利性追求。对于法律界而言,"包容性发展"并非属于突破性的概念。     

中国刑法现代化的基本走向

中国目前实现了或者说正在实现三大现代化转型,即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与文明化,社会多元开放,这决定了中国刑法现代化的基本走向是:由结束动乱转向放弃革命,由刑事法制转向刑事法治。1979年刑法是结束“十年动乱”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而恢复刑事法制的标志性立法成果之一,1997年刑法则删除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表述,预示中国走向刑事法治,中国刑法由此进入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协调互动发展的新时代。     

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中国环境法的成就、问题和展望

本文阐明了中国环境法60年的发展概况、所取得的成就、所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今後的发展方向。主张在环境立法内容方面,加强有关环境治理、环境善治、公民环境权、环境民主、公秉参与、环境知情权、环境公益诉讼、政府环境责任及政府环境责任问责制方面的立法：在环境法学研究方面提出：促进研究范式从“主、客二分”到“主、客一体”的转变;促进环境法上的人的模式从经济人模式、主体人模式向生态人模式转变。认为环境法治理建设应该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生态文明为方向,以环境法治为灵魂,以维护环境正义公平为宗旨,以环境安全为前提,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核心,以环境民主为手段,以追求环境效益和环境效率为激励机制,以健全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和环境“善治”机制为导向,充分发挥环境法律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作用,使其成为建设环境友好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生态文明社会的法律保障。环境法学应该研究生态化方法和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论,促进环境法向生态法转变,促进环境法律制度的生态化．     

新农村法治建设的路径与方式

新农村法治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农业经济关系的协调,农村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需要运用法律来平衡各种权利和义务关系,从而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本文在对我国农村法治现状进行理性思考的基础上,从整体性和差异性着眼,分析了新农村法治建设面临的困境及其原因,提出了新农村法治建设的相应对策。     

《民法典》传统基因与民族特色的法理解析

我国民法典汲取了优秀传统法文化,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传统法文化既形塑了民法典的独特人文精神,也对其制度建构深具启示。在精神牵引上,传统文化的德法合治影响了民法典浓厚的道德关怀,重视抽象化的人之德性价值为人格权独立成篇提供了哲理论证,传统民本精神、“法顺人情”、天人合一思想、诚信文化都有其精神传承。在民法典制度安排上,继承了传统的典章治理智慧和通过法典化增强民族认同的政治使命,“有典有册”、律例统编的传统形式启发了民法典简约的立法技术。此外,在具体制度上,传统家事法律制度深刻影响了婚姻家庭编,传统典权制度为农村土地“三权分置”进行了历史论证。民法典对民族特色的彰显并非偶然,其原因在于民法典是民族特质的法意凝练,法治发展趋势要求从法律移植到“中国之治”,通过民法典提振民族精神也具有世界经验。但传统法文化影响不能过度拔高,其诸多人文主张仅停留在观念层次,而缺乏制度建构。应对传统观念进行现代化的制度转换与批判性继承,引领新的社会文明。     

中国经济法发展的历史起点与实践路径简

中国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与西方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起点和内在要求,其历史起点在于我国变革计划经济模式基础上开始的市场经济体制建构,其发展的两条主线为,在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建构中不断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最终建成法治政府和法治化市场经济；在后发式“变法型”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体制转型与法律进步相互促进,在社会关系变迁中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理论及法律体系.     

西部大开发与法治建设

西部大开发离不开法治准备和法治辅佐，并以法治发展为目标。对于法治的忽视，必将导致严重错误，甚至 将会付出意想不到的沉重代价。本文对西部大开发与法治建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     

促进稳定发展的法律类型之比较研究

现代国家的治理,主要仰赖政策与法律。促进经济与社会稳定发展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由此,也促进了法律的发展,法律对促进经济与社会稳定发展有着独到的优势。现代性法律中具有促进型结构的规范类型的集合,可以概括为"促进型法"。英美法系限制干预型立法以"稳定"促进发展,大陆法系国家依法调控型立法以"鼓励"促进发展。"促进型法"具有内在的促进发展的特定规范结构,是专门促进经济与社会稳定发展的抽象性、类型化的规范概念,既有核心内核和中心体系,又有边缘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