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法学三十年发展报告

目次一、中国经济法学三十年发展历程回顾二、中国经济法学三十年发展的主要成就三、中国经济法学三十年发展的经验与存在的问题四、中国经济法学的展望五、进一步提升经济法学解决重大社会实践问题的作用结语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法学走过了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三十年来,中国经济法学立足中国现实,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的理论,在众多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努力下,     

经济法的定位与经济法学体系之重构

回顾我国经济法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经济法学体系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正确认识经济法的本质,界定经济法是政府管理和协调国民经济运行关系的法律,是正确构建经济法学体系的前提。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经济法学体系应根据现实发展而重构,有关经济法学研究的理念也应当更新。特别是要完善经济法学理论体系、注重知识经济社会对经济法发展的影响、加大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将比较法进一步引入经济法研究之中。     

中国经济法学的困境与出路——兼对社会法等部门法划分的反思

中国经济法学困境不在于以我国所定义的经济法内容本身,而在于经济法研究的经济法学出现了问题。经济法学其实是最具中国本土特色的部门法学,同时也是经济法学困境的原因所在。经济法学界研究路径转型对经济法学困境突破至关重要。通过学习和借鉴世界两大法系的务实禀赋,审视与检讨传统部门法划分理论,以一种非传统部门法划分理论审视经济法,包括但不限于以非传统部门法划分标准审视经济法的独立性、经济法划分的相对性、经济法回归到经济政策的法条解读或其他可能、经济法总论仅具有形式意义、经济法总论与分论是"形散而神不散"的关系等,这将是中国经济法及其经济法学的必然出路。     

问题及其主义——经济法学研究非传统性之探析

经济法的功能决定了经济法学研究与其他部门法相比的非传统性,经济法学研究群体对此应该充分关注.非传统性要求经济法学研究抛弃思维定势,即不能绝对地以研究民法、刑法、行政法的思路、方法和视角来研究经济法.经济法的问题不应该从民商法等法的影子中去发现并基于这种影子进行解析,我们应该基于对经济法与传统法律的差异认识,从市场经济与经济法的实践中去探寻经济法特有的"问题与主义".     

中国经济法学理论发展30年

从1978年至2008年,中国的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经历了30年的发展历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理论发展主要体现在厘清调整对象、从制度功能的视角研究经济法的地位,以"社会本位"为核心研究经济法基础理论、提出经济法学基本假设、宏观调控法制化的研究、税收法定原则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研究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反垄断立法研究。     

经济体制转变中的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转变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我国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发展条件，展现出了广阔的发展前景。本刊历来重视经济法基础理论和经济法学学科理论研究，自去年以来曾发表了刘国欢《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回顾、评析与展望》，王健《经济法理论体系构成的核心》等论文。本期发表的王保树研究员的《经济体制转变中的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转变》一文，系统阐述了经济体制转变中的经济与经济学的转变特点和经济法学趋向成熟的理论问题，并对经济法学研究的前景进行了展望。本刊竭诚欢迎广大作者踊跃投稿，为把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这一专题不断引向深入而共同努力     

2005年经济法学学术研究回顾

一、经济法学研究概况 2005年,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经济法学的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年度的学术活动主要有:5月31日,北京市法学会和北京市法学会法理学、经济法学、金融与财税法学研究会共同举办了"和谐社会法制论坛";10月26至28日,由中国经济法学会主办、江西财经大学承办的"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2005年年会暨第十三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在南昌举行,就"和谐社会与经济法"等四个主题进行了研讨;11月5日至6日,主题为"财税改革与财税法理论创新"的"中国财税法学教育研究会2005年年会暨海峡两岸财税法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华东政法学院举行;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和经济法学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经济法前沿和热点问题高级研讨班";12月15至17日,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召开了"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2005年年会暨第四届全国财税法学术研讨会".     

2000年经济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一、2000年经济法学研究概况 2000年,经济法学研究蕴积着中国经济法学产生、发展二十年的底蕴兼具新世纪的开拓和进取精神,学术探讨和研究气氛活跃,取得了丰硕成果.……     

争议与困惑:经济法中的法律责任研究述评

经济法学界对法律责任已有20多年的研究,在法律责任的一般理论基础上形成了多种学说。在这些研究中,经济法中的法律责任的称谓、独立性问题争议尚存;对经济法中的法律责任的特点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在具体责任形态方面,经济法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承继了传统法律责任,同时又以企业社会责任、缺陷产品召回、惩罚性赔偿、纠正性广告等形式展现了经济法中法律责任的特色。相关研究的争议和困惑反映了经济法学理论研究中较为普遍存在的概念术语范畴体系的矛盾冲突,这主要是经济法学非传统的新兴交叉学科特征所决定的,用"经济"一词在传统术语上贴标签式的研究进路值得反思。     

让流浪的权利回家——经济法学“权利缺失”现象反思

反思是学术进步的动力,通过对经济法学的反思,我们可以发现其存在非常突出的重权力、轻权利问题。这种"权利缺失"现象说明了经济法权利理论的严重不足,将给经济法理论体系带来灾难性后果,导致经济法学在思想市场的竞争中面临生存危机。对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经济法学的学术使命,通过方法论与范式转型等措施,加快经济法权利理论的建设。     

民法上“法益”概念的探源与本土化

《民法总则》第126条中的"利益",与我国民法学界持者甚众的狭义法益说中的"法益"含义大致相同,指的是权利之外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客体,是立法者为解决其预见性不足的弹性规范设计。上述界定与"法益"概念的原意不符,和刑法学界的惯常用法存在明显差别,属于概念移植过程中的本土化改造。"民事权利和利益"的二分法和狭义法益说在法理、逻辑上都不能成立,也不具备法益理论应当具备的分类、区分保护和评价功能,必然会造成立法表述与司法裁判说理中的冲突。"法益"概念的本土化界定,应当建立在共识的基础上,寻求统一的、适用于包括刑法、民法等在内的各个部门法的"法益"概念。"法益"是应当受到法保护的利益,此处的法既包括实然意义上的法律,也包括应然意义上的法。法益是权利的上位而非平行概念,《民法总则》第126条中的"利益"实质上是未被立法明文规定的未上升为权利的法益,未来修法时应将该条修改为"民事主体享有其他民事权利和未上升为权利的法益"。     

包容性发展与经济法的耦合

包容性发展与排徐性发展或歧视性发展相对,它的本质就是指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平等地参与社会发展的过程,公平地共享社会发展的权利、机会和成果的一种发展.包容性发展包括社会包容、经济包容、政治包容、文化包容等多个方面.包容性发展与经济法的本质、理念和价值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天然耦合的,包容性发展是经济法本质的核心要求,与经济法理念内在统一,是经济法价值的重要体现.实现包容性发展,离不开经济法治保障,因为建立健康有序的市场秩序是包容性发展的基础,而法治的宏观调控是包容性发展的保障.     

论社会公共利益和经济法

社会公共利益是比较重要但又很难定义的概念,实践中不乏有借用"社会公共利益"之名侵犯其他利益的事例.经济法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是经济法理论最为基本的问题之一.试从利益的定义及分类、法律与利益的关系、实体法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等方面来探讨社会公共利益与经济法的关系问题,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含义、经济法与公益诉讼的关系也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经济法的观念基础与规则构成——对“需要国家干预论”的反思与拓展

作为经济法的重要学说之一的“需要国家干预论”,因其影响大,而争论和分歧也多,分歧的焦点在于对“谁之‘需要’”与“‘干预’什么”存在不同理解。对此问题,按整体主义理解,国家干预是社会基于整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意味着“需要”的主体是社会,干预的内容是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经济关系。正因“需要”的主体是社会,就防止了国家干预的恣意性,同时,社会整体利益因有国家代表而得以保障,从而彰显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属性。另外,社会的“需要”决定了经济法的目的,目的作为指针指出了经济主体的行为准则,同时,整体构造的复杂性预示了经济法技术规范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违背善良风俗故意致人损害与纯粹经济损失保护

"背俗故意致损",是在权利和利益区分的基础上进行侵权法思考必然会遭遇的一个问题。德国民法典立法者设立第826条时,并不具有利用该条将法律与道德、习惯等法外规范相连通的直接目的。第826条的功能在后世学说的解释中形成了形式功能与实质功能两大功能群。试图为"背俗"设置实质判断标准的实质功能越来越受到学者的批判,并且在学说上出现了将纯粹经济损失保护作为第826条核心功能的观点。故意要件的本质是在缺乏社会典型公开性的纯粹经济损失领域维持行为人的预见性。法解释对该要件有所软化,但不宜将故意降低为重大过失。背俗要件的判断标准存在于判例之中。应当借鉴动态系统理论,以本土判例为素材,建构我国的"背俗故意致损"判例类型。纯粹经济损失概念并不表达一个真正的类别,而是包含了千差万别的事物,该领域不存在一般保护规则。"背俗故意致损"只是纯粹经济损失保护中的"最小值"。应当建立特别规范、保护性法律和"背俗故意致损"三层纯粹经济损失的立法保护体系。     

中国法治的人文道路

现时代需要一种融合中西人文主义之精髓、兼济人的认知理性与道德理性的新人文主义。从人文主义的视角看,道德人文维度与民主政治维度是构建中国法治需要着力加强的两个方面。在法治发展道路上,中国需要协调好法治的道德、功利、政治与行政四个层面,沿着自身的文化传统,打造政治和社会的理性与道德基础,开拓一种具有厚重人文底蕴的"道德的民主法治",实现仁义道德与自然权利、民主法治在现代的历史衔接。     

解读“规范出发型”诉讼理念——以具体个案为基点

“规范出发型”和“事实出发型”是分别作为代表罗马法系和日尔曼法系诉讼理念的关键词;在中国这一有着悠久成文法传统的国度,裁判案件应在“规范出发型”理念下指导下进行。一般来说,实体法保护的权利仅限于自身框架之内,避免以虚构权利的方式达到保护利益的目的,特别是在该利益可以通过实体法上本来就具有的权利予以保护之时。在适用上,外部的基准应是民事实体法,而不应是宪法;内部的基准应是以规则为主体,只在个别情况下适用原则予以矫正或弥补。     

论经济法的理论基础

任何法部门都要有理论基础。经济法理论基础应当以讲求法意理论、突出经济法特征和承认其他部门法理论基础为立论之本,并从经济法价值层面推衍出来。以往学界关于经济法理论基础的研究还没能够符合这些条件,故诸说成立的根据不充分;而民商法、行政法、社会法等理论基础对于从经济法价值层面推衍的"整体经济效益"的价值取向及覆盖的法内容,又无力支撑。于是,寻找经济法自身的根本理论支撑就十分关键了。笔者研究发现,经济法为了实现"整体经济效益"的价值取向,必须不断解决个体性经营无序带来的"整体"损害问题,于是,经济法配置的整体性经济权应当是限定个体性经营权的职权。笔者将这一理论称为"限权论"并定位为经济法理论基础。这一理论也是在与民商法的"保权论"、行政法的"控权论"、社会法的"扶权论"等理论基础的界分和协调中形成的。     

刑法预防性立法对犯罪学之影响:困境与出路

当代风险社会及其构成要素,是互相联系、互相成就和互相影响的刑法学与犯罪学的共同知识场域。预防性立法模式在刑法立法实践中确立,预防型犯罪也被简化为安全的技术辅助。犯罪学研究的犯罪现象、原因和对策随之发生变化,其研究范式也便面临危机和挑战。针对预防刑法的“事前法”特征,对其进行研究的犯罪学也应转向“事前”犯罪学。事前犯罪学在传统的“现象-原因-对策”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更应进行问题意识和研究方式的转化,为预防性立法走向理性、科学和合理贡献知识。事前犯罪学理论知识,要进入预防性立法的决策场域,就应寻找适合预防性立法的犯罪学逻辑体系。其展现的知识逻辑和问题意识,不是要和预防刑法知识体系合谋,而是要在既有理论的基础上,整合和构建恰当的研究范式和知识库存、跨学科借新智、打破传统事实学窠臼、遵守法治精神,据此走出困境,也为预防性立法提供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