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是我们的一面镜子

我们忽视了我们的联赛和基础,我们也不尊重足球的规律,我们更没有把邓小平在世时提出的“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指示真正落实好,我们只顾着抬头望天,不注意低头踏踏实实地走路     

满船欢歌下阳朔——记瑶族导游员盘丽娟

“各位旅客,欢迎你们乘坐我们的游船游览漓江。我是本船的导游,叫盘丽娟。大家就叫我小盘好啦。” 当我们乘坐的漓航21号旅游船刚解缆驶离桂林码头时,船上就响起了一个清脆甜润的嗓音。游客们不约而同地朝船首那位手执话筒的姑娘看去,“呵!那不是刚才还在给游客们沏茶送水的姑娘么?我还以为她是服务员哩!”     

周雅光同志在西安地区党、干校庆祝第一届教师节游园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教师们、同志们:在我国第一届“教师节”来临的时候,我们西安地区党校、团校、干部院校以及中央讲师团的教师们、同志们,欢聚在兴庆公园,举行庆祝活动。我代表省委、西安市委向你们、向全省从事干部教育的教师们表示节日的祝贺!对你们积极培养“四化”干部的辛勤劳动表示崇高的敬意!     

不一般的免费晚餐

“你好,我们是来送爱心晚餐的,你们辛苦了,加油!”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门口,一群冒雪赶来的送餐小哥对前来取餐的医生们说。“谢谢谢谢,也辛苦你们了!”医生们小跑着前来。“应该的,应该的。”近期,北厅、各大战疫前线医院总是上演着相似的一幕。在大家尽量避开医院、餐饮店纷纷停业止损的时候,一家名叫“柳叶刀”的烧烤店却决定提前营业,只为医护人员提供免费外卖。     

加拿大的中国老人们

写这篇文章之前,我一直在思考着这么一个问题,中国老人们为什么要移民到加拿大,我们为什么要人在异国他乡度过有限的晚年生活?在这里他们大多苦闷、忧愁,一脸的寂寞。中国的老年人太苦了。下面的介绍就是我自己的经历和我所见到的中国老人在加拿大生活的情况。在这里“扯淡”也是一种奢望2003年5月20日,我随着女儿和女婿以及小外孙,从北京乘加拿大的航班,经过10小时的航行,到达加拿大的温哥华。在那里办理了入境手续后,又在温哥华再次登机,前往我们的目的地——爱德蒙顿市。     

一路弹花也风流

不要说漂泊流浪是痛苦的,不要说弹花匠的职业是卑微的职业……我们就曾经漂泊流浪过,但我说:我们的人生轨迹中,不仅仅只写着:痛苦,我就曾经是一名弹花匠,但我说:我们所选择的职业虽平凡却也崇高! 真的,我这么说,并不是说风凉话。我们一肩扛一架弹花弓,一手握一柄弹花锤——那一张弓是成吉思汗所馈赠,是一张能够射大雕的弓啊!那一柄锤是大将李元霸的遗产,是一柄能够劈地开天的神锤啊! 其实,我们自己是清楚的:那弓是用牛筋拉成的弹花弓,那锤是用楠木制成的弹花锤,平常得很哩。我们说它是成吉思汗所馈赠,是李元霸的遗产,只不过是在一边弹花一边与围观者们瞎吹胡聊罢了——我们是在巧妙地拉扯生意,我们是在机智地宠络人心。谁说我们在胡聊瞎吹这一切时,心底里不是酸溜溜的呢?一旦被明白人出口道破:“哼,手艺人,下九流的,吹牛是特长!”我们将会是怎样地尴尬呀!但幸运的是从来就没有人道破过,他们中不是少有明白人。而是都不忍心道破罢了。他们理解出远门谋生不容易,于是就装聋作哑回头一笑。这一笑呵把所有杀机都抚平了。     

“脂麻通鉴”·济济辟王

《晏子春秋》上有故事说,在晏予出使鲁国的时候,齐景公兴起大台之役。岁暮天寒,工程不止。服苦役的百姓,叫苦不迭,纷纷议论说:若是晏子归来,便好了。晏子终于归来,向景公复命后,乃以歌讽谏:“庶民之言曰:‘冻水洗我,若之何!太上(君王也)靡散(作践也)我,若之何!’”歌罢而叹,泪流满面。景公心中明白,连忙说:“先生一定是为大台之役吧,我马上停止,也就是了。”晏子拜谢,然后出而直奔工地,拿起木棍抽打那些消极怠工的人,说:“我们小百姓都有遮风避雨的住房,君王要修个台子还不尽快完成,你们想怎样呢?”百姓们怨恨地说:“晏子原是帮助君王作恶的啊!”正在这时,     

坚持和实践邓小平党建理论 毫不动摇地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邓小平一贯高度重视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他长期思索着“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他就明确地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沉痛教训的基础上，他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因此，我们一定“要隶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     

讲给孩子的故事

小时候听说过一个故事：鼻子和眼镜吵起架来。鼻子说：“你一直架在我的背上，倒挺舒服的，可凭什么我一定要驮着你！”眼镜回答说：“好兄弟，为了主人，我们只能这么相处了。累了你，我也不好受呀。”鼻子嚎叫着“不！不！”，用力一拱，眼镜摔碎在地上。失去了眼镜的主...     

人心思变

在越南,流传着这样一个政治笑话: 有一天,在河内巴亭广场胡志明主席陵墓里安息的胡伯伯忽然不见了,在西贡码头上却有人发现胡伯伯正在那里迎风伫立,凝视着远方,于是吃惊地上前问道:“您老人家为什么站在这里?”胡伯伯说:“如今我们的国家成了这个样子,我怎能安息!我要再次出国。”(注:一九一一年,胡主席曾经从西贡乘船出国,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当时胡主席化名阮必成。)     

达古拉

我第一次仔细看着达古拉是在1968年秋。当时我们几个刚到内蒙古插队的北京知识青年被分配去与达古拉合放一群羊。事先队上的头头跟我们讲:“达古拉的男人是‘内人党’,现在还在集中劳改,你们要和她划清界限。”牛车队拉着我们走向达古拉的蒙古包,她远远地跑出来迎,连连说“赛努”,“赛努”(“你好,你好”)。我们谁也不回答她,但是我却暗暗地把这个“反革命家属”从头到脚地端详了一遍:     

唐绍仪：从袁世凯拥趸到反帝斗士

唐绍仪每到总统府，袁世凯的侍从宫们议论纷纷：“唐总理又来欺负我们总统了。”袁怀疑“唐挟同盟会以自重，有独树一帜之意”。他多次暗示唐“有所为，有所不为”，劝唐退出同盟会。唐斩钉截铁地回敬说：“宁愿不当总理，断不牺牲党性。”袁世凯酸溜溜地对唐说：“少川，我老了，你来当总统吧!”     

“哑巴师傅”送来致富经

一天上午,我们来到安徽省宿县黄山公社圩西生产队,访问农民杨传海、赵永英夫妇。刚进门,杨传海便端着玻璃杯,笑呵呵地迎上来说:“请喝杯甜叶菊泡茶。我家靠种甜叶菊致富,也是‘甜密的事业’啊!”一片笑声中我问他:“你怎么学会种甜叶菊的?”他手指着一摞摞报纸说:“喏,就是这些‘哑巴师傅’的功劳!”     

要活出闪亮的人生

我们要活出闪亮的人生，最重要的是要学会思想。爱因斯坦第一次到纽约的时候，有记者考他：“请问伟大的科学家，音速是多少？”爱因斯坦想都不想，说：“我不知道!”记者都愣住了，这么伟大的科学家，怎么连音速都不知道昵？“我为什么会知道呢？一查书就知道了，犯不着费这个脑筋。”爱因斯坦干脆地回答。     

儿童剧艺术:一个待开拓的市场

9月18日至25日,由文化部和武汉市政府共同主办的’96全国儿童剧新剧目评比演出,是近14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儿童剧艺术盛会。 有幸观看12台剧目24场演出的武汉市两万多名少年儿童,对儿童剧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北京市儿童艺术剧团演出的《雪童》,讲述了一个被姥姥、姥爷宠坏了的孩子在妈妈的教育下懂得了“什么是爱”的故事。演出结束后,武汉第二师范附小的学生们聚集在台前,向台上使劲挥动着小手,一声声高喊:“雪童,我们喜欢你!我们喜欢你,雪童!……”饰雪童的小演员恽桨峥激动地跳下台,和小朋友们亲切地谈心、照相,分别时仍依依不舍。在人民剧院,1000多名小学生附和着《一二三起步走》的角色,齐声朗诵着熟悉的台词:“小小一粒米,来得不容易,谁不爱惜它,就是大老     

妈妈,您不用担心

我打小就让妈妈不放心。 不知什么原因,爸爸被调到一个小煤矿上,我们跟着也要搬到那儿去。我站在妈妈身边看她把一件件衣服放进箱子,在最上边放了两封鞭炮。 “这是什么?”我问妈妈。“鞭炮。等会儿开车时候放。”“噢。”我定定地看了那鞭炮一会儿,忽然对妈妈说:“妈妈,死了人也要放鞭炮的……”“胡说！”妈妈猛抬手“啪”地给了我一记耳光。 我被打懵了,小手捂着脸惊愕地望着妈妈,连哭都不记得了。妈妈立即后悔了,蹲下身揉着我的脸问     

还是要唱好《今日歌》

陕西省委书记安启元提出让全省干部唱好《今日歌》:“今日复今日,今日何其少,今日若不为,此事何时了……” 这实在是一剂针砭时弊的良药。 就时间观念和责任意识而言,我们有些干部明显地不如小小读书郎。求学的娃娃们对每一个“今日”都是抓得很紧的,他们都知道“今日事今日毕”,“功课完毕才回家去”。而有为数不少的年富力强的干部却是“今日事从不毕”、“工作不干尽把皮球踢”,遇事推诿,办事拖拉,将何其少的今日白白地浪费掉。     

可贵的“踢好后三脚”

一位即将办理退休手续的老干部依然兢兢业业、马不停蹄地工作着。别人不解，他诙谐地说：“新官上任要踢好前三脚，我这个快要退伍的老兵，可得要踢好后三脚呀!”     

伯乐与千里马

这天，一匹黑马对众马说：“我要去寻找伯乐，你们要去吗？”众马听了说：“我们是千里马，我们干吗要去寻找伯乐？你不是千里马，找到了伯乐也不会成为千里马!”     

天才的少女——记华裔英国小提琴家陈美

在一个微风和煦的仲夏夜,在繁华的伦敦城里,我正在自己的寓所里一边与两三位旅居英国的中国文学艺术家朋友聊天,一边欣赏着伦敦调频音乐台播放的音乐。突然,一首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乐曲从音响中清晰地流了出来,我们不约而同叫了起来——《梁山泊与祝英台》! “一定是陈美的作品,”我肯定地说。“她真了不起,在西方传播和推广中国文化方面没几个人能比。”一位画家朋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