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民生治理:公共权力的合法性运作与演进谱系

合法性运作是公共权力理性化对民生治理的政治贡献,民生作为考量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重要向度具有整合政治生态的价值意蕴。民生治理是善治与公共理性的价值厘定,也是公共权力理性化的有效运作形式。行政善治回应了政府角色定位的民生纲领,政府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民生导向有效诠释了执政之基、服务嵌入与回应性治理的三重面向。因此,政府民生治理既是政府责任与民心资源的利益救赎,也是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价值基础。政府民生治理的发展理路呈现了政治话语到法治论域的民生治理景图,公民社会与人民社会互构的民生治理逻辑,民生治理到民权保障的制度规约,民生改善到政治认同的价值依归等四维演进谱系。     

论点摘编

服务型政府建设：理论范式与实践逻辑 陈潭、黄金在《学海》2011年第2期撰文认为,服务型政府作为一种基于公民本位、崇尚服务理念、追求公共利益的现代政府模式,近年来逐渐成为我国政府改革中的热门话语。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是一个综合性课题,在委托代理理论、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和公共治理理论的基石上,为了更好地实现公正与平等、效率与竞争、廉洁与透明、民主与参与等公共价值,建设法治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回应型政府和企业型政府成了必然的路径选择,这亦是实现善治的必然逻辑。     

政府的责任性取代其回应性何以能说通

《理论月刊》2012年第2期刊发了郑州大学刘兆鑫讲师《好政府不能"有求必应"———对政府回应性逻辑的质疑和超越》一文,文章主要探讨了"政府回应性的逻辑谬误"、"用责任性取代回应性"和"从政府责任到公共责任"等三个方面的内容。文章中刘兆鑫讲师认为走向复杂治理的公共行政不能以回应性为逻辑,提出了好政府不能"有求必应"这一主张。在其理论分析中,要以政府的责任性来取代其回应性,进而走向公共责任。相关分析缺乏科学推导之处,在此试着提出不同的见解。     

从建设到治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优化的基本逻辑

以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方式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及服务,是我国政府履行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基本路径。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架构运行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建设促供给"的逻辑,导致公共文化服务实践存在政府"划桨"行为过多、非政府主体力量过弱、重硬件轻软件等缺陷。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目标的提出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优化创新提供了契机。对此,应将治理逻辑嵌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强调多元主体合作与共治,探索多渠道互补的供给路径,强化需求表达与回应、服务规划与配置、服务质量评价等配套机制建设。     

好政府不能“有求必应”——对政府回应性逻辑的质疑和超越

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要求政府加强回应公众服务要求的呼声日益高涨。然而,走向复杂治理的公共行政不能以回应性为运行逻辑,更不能简单地以政府满足公众需求的多寡作为衡量服务型政府实现程度的标准。以回应性引导行政改革是错误的路径,容易误导公共行政走向回应超载的危险境地;从公共权力的权责一致性出发,要用责任性取代回应性。政府要对公共利益负责,要将责任意识内化为行政人员的首要观念。服务型政府建设要注重扩大共同体责任的范围。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混沌考量与对策创新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系统在线性因素与非线性因素相互作用下,通过自身自组织能力,实现了由简单到复杂再到混沌的发展过程。作为政府部门,面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混沌特性,开展有效的公共危机管理,推进管理创新,就要以开放、创新的视野把握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努力构建回应性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模式,推动公共危机的分散化治理,切实构建学习型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模式。     

公共数据共享如何加速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基于上海公共数据平台建设过程的案例分析

在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海量数据和信息技术对城市治理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上海公共数据平台建设过程为例进行分析,在中国场景下构建了一个解释性分析框架,分析了公共数据共享加速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运行过程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这一运行过程主要从公共数据平台建立（逻辑起点）、平台开放（中心步骤）、平台治理与数据共享（最终目标）三个方面依次展开;在平台治理与数据共享过程中,各行为主体既要保证整体性思维又要实现协同性流程,从而实现从“管”到“治”的目标,达到从“没有不满意”到“满意”的效果。在作用机制层面,公共数据共享在促进达成“平衡机制”（关键难点）的过程中,通过“细分机制”（方式途径）的实现,完成“增能机制”（目标任务）,最终加速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在实践层面,公共数据共享通过数据平台实现了数据赋能的力量,使人工操作与平台智能结合,让数字政府在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加速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作用。这需要通过明确政府、市场和居民之间的利益边界,维护好城市居民的合法权益,共享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红利,从而为这一转型加速过程提供法律层面的保障。     

论整体性治理的合作协调机制构建

整体性治理在区域公共管理政府合作治理中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作为整体性治理的重要环节,政府合作协调机制的建设对区域公共管理政府合作治理具有重要的作用。构建、完善这一机制必须在合作沟通机制、利益分享和补偿机制以及合作诱导和动员机制等方面加强努力。     

乡镇社会治理结构与新公共服务构想——以江苏Z镇为例

在乡镇社会治理结构中,代表公民精神需求的"象征空间"以及与政府管理行为相关的"制度性空间"存在不足与缺失,需要通过协调所在乡镇的公民与政府相关力量来解决,即政府的角色应转变为构思和建构一些明显具有完善社会公信力、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而公民力量的强化可以通过民主对话与参与生产来实现。     

政府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同一性

正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中,政府和治理定义的演化变迁显示出服务性的共同趋势。政府治理的含义也因此由原来的统治、控制和管理发展为以公共服务为核心内容的公共权力分配、公共资源协调、公共事务管理的总和;合法型、透明型、责任型、法治型、回应型的服务型政府治理,即"善治"型政府为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公共服务的有效     

“双重风险社会”中公共治理的困境与重塑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关键时期,面临着源自于现代性本身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双重风险社会＂的挑战,传统公共治理机制陷入治理失灵的困境。为了回应这一重大态势,必须建立起一种包括政府、社会、企业乃至公民个人等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网络状治理机制,才能更好地规避风险、增进公共福祉,从真正意义上推进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从“发展主义”到“以人为本”——双重转型背景下中国公共管理的路径转变

在全球化与国内社会双重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公共管理正在历经路径转变,即从“发展主义”转向“以人为本”。针对“发展主义”带来的失衡和以往形成于同质社会的一整套管理模式,中国公共管理的路径选择应以人为逻辑起点,构建全面、均衡、协调、可持续与可治理的社会。中国公共管理最终将从经济建设的管制型公共管理转变为均衡发展的服务型公共管理,从政府单独治理型公共管理转变为社会共同参与治理型公共管理,从为民做主的权力本位型公共管理转变为以人为本的权利本位型公共管理。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行为分析与路径选择

地方政府推动的制度创新,对自身而言就是要形成更加高效的地方政府治理结构以满足社会对公共物品和服务的需求.通过自身的行政体制改革,提供更加有效的产权安排和激励经济发展的公共政策,合理界定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边界,降低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通过对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行为的分析,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的治理效率,降低行政管理的运行成本,并在地方政府治理变革中寻找到效益递增的发展路径.     

超大城市治理:国家治理的新时代转向

超大城市是中国特色的全新共同体形式,它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关系、公共事务、公共舆论三个方面呈现了超前意义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使得超大城市治理获得了超越地方性的意义,无论是在国家统治逻辑转型的意义上还是在执政逻辑转型的意义上,超大城市治理已经上升为国家治理的新时代前沿。作为国家治理前沿的超大城市治理,必须聚焦于超大城市的公共权力体系现代化建设、超大城市的公共政策供给体系现代化建设和超大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现代化建设。     

与复杂社会“连接”起来：元宇宙对城市治理的变革性效应

元宇宙是一个促进自我与他者及其更广大社会存在之联结意义上的“深度连接世界”,为当今城市治理提供了新的变革思路。在遵循“照看-化约-回应”基础性逻辑的主流城市治理思路与“复杂社会”（城市治理最重要的治理场景、治理对象与治理任务）之间出现个体、国家和组织三重连接危机的背景下,元宇宙能够突破“人的尺度”,自下而上地发现、整合乃至重塑个体的价值与力量,激活“全面个体”崛起成为城市治理的基本节点。通过“以自我治理推建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以置身事内的合作治理贯穿城市治理全过程”“以虚实交融的新公共组织促使城市政府科层组织变革”三种机制重新连接起复杂社会。在这一变革过程中,个体价值上升为整体价值,城市治理结构得以优化,价值创造方式得以改变,从而为走向城市治理现代化带来了可能。     

论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三维逻辑

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是由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政府主导、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协同共治的政党领导型治理。在中国特色政治体系中,党内制度体系与国家制度架构具有共通性和强大的制度合力,党的制度和组织体系能够有效地弥合政府行政体系中科层制的短板与弊端。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也是国家治理的主导者,在各项事务中总揽全局负总责。建构健全公共危机治理的中国模式,必须依托于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体系,解构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三维逻辑,即着力于从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政党间的关系、政党与政府关系的结构分析框架,探究在公共危机治理全过程中党对社会力量的组织动员机制、党与民主党派的协商合作机制,以及党的领导决策与政府施策机制,深研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内在逻辑,以期全面科学推进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能力与体系的现代化。     

乡村权力下沉治理模式的运行策略及其反思

在后农业税时代,当乡村治理面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公共政策贯彻不畅等难题,从而使"乡政村治"的治理结构力不从心之时,逐渐出现了政府权力向乡村回流的趋势,权力下沉的乡村治理模式成为治理实践主流,该治理模式采取了一系列运行策略,包括:通过财政手段将村委会吸纳于政府体制之内、通过交叉任职实现政党权威在村民自治中的嵌入、通过干部驻村制向村庄注入行政纽带。权力下沉的乡村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现实回应力和善治效果,但它潜藏着巨大的治理隐患和治理危机,包括:加重了地方财政负担,侵蚀了村民合法权益,加剧了差序政府信任,尤其是挤压了基层自治的内生活动空间,权力下沉治理模式因高昂的政治成本和财政成本而具有不可持续性,乡村治理亟需走出一元化的威权治理体系而遵循现代简约的治理逻辑,从权力下沉走向权力下放,通过激发乡村社会组织的力量和提供充足的公共空间而奠定乡村秩序稳定和谐的基础。     

新公共服务理论内涵与启示

新公共服务理论对公共管理理论有很重要的影响,不同于传统公共管理与新公共管理的思想。新公共服务更加强调公民权与公民精神的培养,通过共同治理社会完成公共利益的过程,可以培育更具有责任心的公民精神。多渠道的公民参与方式以及政府的积极回应,在互动的社会治理过程中完成民主价值的实现。在对比传统公共行政行政人、新公共管理的经济人、新公共服务重视公民权与服务精神之后,重视公共服务意识、重视公民权与公共利益、公民参与本身的民主价值是对我国公共管理有益的启示。     

公共治理理论及其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

传统的政府处于全能型地位，权力高度集中并管理一切公共事务。随着社会的发展，面对纷杂的公共事务，全能型政府越发显得力不从心。在公共治理理论中，治理主体多元化为政府治理公共事务找到了新的方向，即在处理一般性公共事务中，政府与其他主体之间不再是单纯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而是应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通过采取承包、谈判以及协作等方式，共同完成对公共事务的治理。由此可见，在公共治理中，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是不可避免的。法治政府是较为理想的转变模式。     

中国公共治理模式及其优势

传统公共行政的权利运行方向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订和实施政策,对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与此不同,公共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其实质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合法性认同基础上的合作。政府的角色不是划桨而是掌舵,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政府管理的水平和能力也有了很大提高,但公共治理还不能满足公众的需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视公共治理模式的变革,促成了政府职能与角色的重新定位以及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关系的变革,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公共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