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劳工标准与农民工权益保护

国际劳工标准是国际劳工组织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基本标准,其“核心国际劳工标准”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结社自由并有效承认集体谈判的权利、消除一切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消除就业和职业中的歧视、有效废除童工。农民工问题的实质是农民工所受到的歧视待遇问题。我国应该按照国际劳工标准改革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以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论三重框架下的劳工标准问题

劳工标准问题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在我国已有的分析框架中 ,劳工标准问题往往被还原为贸易壁垒问题而加以“规避”、“应付”或提出“对策”。本文试图换一种思路 ,在国际劳工组织、世贸组织和全球经济—社会平衡发展的三重框架下透析和审视劳工标准问题。主要论及 :国际劳工标准产生的历史缘起以及因其“软法”的品质难以胜任强行推广核心劳工标准的重任 ;核心劳工标准与贸易的密切关联性以及贸易制裁与核心劳工标准挂钩的合理性及评价 ;重点分析了全球经济—社会平衡发展框架下的劳工标准问题 ,认为核心劳工标准的强行推行 ,有助于解决全球范围内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 ;最后论述了核心劳工标准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     

国际劳工组织对"劳工权利"的界定问题——以自由结社权和集体谈判权为例

最近20年是国际劳工标准在世界诸多国家得到认可和适用的发展阶段,劳工权利的诉求者和多数人都认为工人权利应当如同"人权"一样被对待,必须得到司法程序的严格保护.然而,劳工权利的内容界定自始至终存在着争议.笔者比较了国际劳工组织和美国劳工法对"自由结社权"和"集体谈判权"这两项核心劳工权利的界定,认为美国劳工运动的历史受到...     

国际劳工标准对完善我国劳动标准立法的积极作用

国际劳工标准是维护劳工权益的基本要求，在WTO框架下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近年来，我国出口产品屡次因劳工标准问题遭受其他国家的抵制，低劳工标准给我国经济与社会带来的弊端也不断凸显出来。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为了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与社会和谐安定，应当以我国的具体国情为基础，审视我国劳工标准立法与国际劳工标准的差距，进行相应的改革，促进我国劳动标准立法的完善。     

试论劳工标准社会务款与社会倾销

有关国际劳工标准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本文拟对国际劳工标准和与之相关的社会条款进行简要介绍,并对社会条款的不合理性进行简要的探讨.     

全球化、WTO、劳工权益与国际法——2002年“全球化与国际法律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北欧‘国际劳工标准与工人权利’和‘商业与人权’学术会议”综述

20 0 2年 1 0月 2 6日 - 2 7日 ,“全球化与国际法律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北欧‘国际劳工标准与工人权利’和‘商业与人权’学术会议”在武汉大学举行。会议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主办 ,协办单位有武汉大学法学院、丹麦人权中心、挪威奥斯陆大学人权研究所以及瑞典隆德大学罗尔·瓦伦堡人权与人道法研究所。来自国际劳工组织、瑞典、挪威、丹麦、奥地利、澳大利亚、爱尔兰、瑞士、美国和中国大陆与香港等国家、地区和国际劳工组织的学者、专业人士共 1 0 0余人参加了本次学术会议 ,向大会提交的论文…     

浅论国际劳工标准的多样化治理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劳工标准由于涉及人权保护、国际贸易等多方面的社会问题而日益突出和尖锐。认识、理解和研究国际劳工标准的内容、性质、执行方式,以及国际劳工标准是一个贸易壁垒还是全球化过程中的必然选择等,对于推动我国对外贸易,避免贸易摩擦,保护人权等具有积极的作用。在国际劳工标准治理上多元化的形势下,我国应积极顺应这一趋势,从我国国情出发,根据国际劳工标准加强国内劳工保护,就国际劳工标准开展积极的国际合作。     

完善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

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核心是尽快将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纳入法律体系。但是目前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还存在诸多问题,而构建全国性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也面临着诸多障碍。本文指出农民工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从思想意识、法律体系、相关配套制度等各个方面予以完善。     

试论劳工标准社会条款与社会倾销

有关国际劳工标准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本文拟对国际劳工标准和与之相关的社会条款进行简要介绍,并对社会条款的不合理性进行简要的探讨。     

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与对策研究——以贵阳市为例

农民工作为我国城市化建设的主要力量,对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就目前来看,受政策体制和社会地位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民工遭遇着待遇差和生活环境差的生活困境,仍然无法享受到有力的社会保障.因此,为了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进行研究,本文首先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概念进行了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之上以贵阳市为例,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问题及对策进行了研究.而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由于户籍结构、司法制度不完善、政府执法不力、社保资金不足和农民工自身问题等因素导致的农民工社会保险缺失、福利不足、救助缺失和实践不足的问题仍然存在.而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则需要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加强立法、转变政府职能、拓宽融资渠道和提高农民素质等方面来进行,从而为农民工群体提供较好的社会保障,进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定位——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实践中的新生事物。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应当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做出如下定位:一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外部监督;二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权力监督;三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事后监督。     

发挥政府的转移支付职能缩小贫富差距

贫困是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缩小贫富差距是各国政府都极其重视的问题,充分发挥政府转移支付的职能,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的、基本的方式之一。转型期我国的财力还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转移支付的效用最大化,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减少政府投资性支出,降低行政成本,向教育科技文化、公共卫生医疗、社保、农业等领域倾斜是唯一的选择。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论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救济

在我国当前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往往不能得到有效救济。列举被害人权利救济时出现的三个问题:侵财型犯罪的被害人的权利难得救济、被害人无法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司法实践中的"先刑后民"原则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立法建议及完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