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转型期我国公民政策参与

公民政策参与是公民通过合法的途径和方式直接或间接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过程，表达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政治参与形式。在社会转型期，我国公民政策参与的发展呈现出了新特点和新趋势，而拓展公民政策参与对于实现公共政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保证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价值取向以及维护政策体系合法性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实现公民政策参与制度化、建立参与型政治化以及推行公共政策决策听证制度是社会转型期拓展我国公民政策参与的路径选择。     

论社会保障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

建立社会保障政策制定中的公共参与机制 ,是我国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深入发展的迫切需要 ,也是实现社会保障政策公平性和完备性的重要保证。由于传统公共决策系统的积弊和决策者的官僚主义习气 ,也由于公众方面受观念和素质的局限 ,导致我国社会保障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的缺失。而公众参与的缺失正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政策失误和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使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顺利发展 ,应该通过科学的民意调查、听证会、协商谈判、政府信息公开等制度建设 ,以及加强非营利组织的参与管理等措施 ,建立起完善的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机制     

城市公益性养老的社区路径及其实现

在我国,社区作为公益性养老的途径尚处于探索阶段,面临着社区发育程度不高和政府政策供给不足的双重矛盾.片面追求市场化、制度化程度低、参与主体单一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社区能力不足的矛盾,难以提升公益化养老的品质.比较国外经验,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是:完善社区养老的制度与政策、增强社区归属感、构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社区成员”多元主体参与的网络体系、实行政策倾斜以提升社区公共服务的质量等.     

“新社会运动”视野下的青年集体行动

从"集体行为"到"社会运动"之间,有一种过渡性的社会抗争行式,那就是"新社会运动",其运动议题广泛、多元;组织方式非正式、松散灵活;高度依赖现代大众媒介;往往以价值观和问题为基础进行广泛动员。在当代西方"新社会运动"中,青年常常是运动的发起人、推动者和参与主力。在我国,"新社会运动"的主要目标,仍是寻求在现有制度框架内解决具体问题。为此,应正确评估"新社会运动"对我国青年政治参与的影响,积极拓展青年诉求表达的合理渠道,提升制度的容纳能力,引导当代青年的社会参与,实施积极的青年政策,解决青年现实问题,正确化解矛盾和减少社会风险。     

可持续生计理念下的社会救助政策改革

我国近些年在社会救助方面进展很大,出台了一系列的社会救助政策,基本形成了综合性的社会救助制度,但仍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可持续生计理念对于社会救助政策有着积极的意义,我国社会救助政策应该以可持续生计理念为指导并予以完善。文章从可持续生计理念的角度审视了我国当代的社会救助政策,指出其不足,并提出应该在制度设计、政府责任以及受助者参与等多方面进行改革。     

开门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正"推进开门立法的实践探索,应该从开门立法的基本要求出发,着重发挥立法机关的主动性,建立社会公益组织服务机制,完善相关立法法律制度,进而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奠定坚实基础。"开门立法在我国的实践虽然由来已久,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和不完善之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立法项目征集和论证制度,健全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备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这为开门立法法制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国环境NGO发展的法律困境与对策

在公民社会中,NGO即非政府组织在处理公共事务方面是不可或缺的。我国环境NGO发展相对滞后,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是阻碍其发展的重要原因。这表现为,我国对NGO的设立实行行政审批制,对其发展采取"限制竞争、抑制发展"的政策,相关税收优惠制度不健全,以及配套法律制度不完善等。在当前社会情势下,政府必须适时转变其管制型的NGO政策,通过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非政府组织基本法》和修改相关法律等手段来消除现行法律中的不合理因素,才能充分发挥环境NGO在保护环境方面的积极作用。     

青年自组织参与社会建设:行动特征、驱动因素及社会后果——以上海城市自生性青年民间组织为例

青年自组织及其参与社会建设所呈现的行为特征既非一种为成员提供"庇护"的"小共同体"路径,亦非纯粹以"第三部门"弥补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而是以其主动性、选择性、联合性和部分竞争性等行为特征彰显出基于"趣缘"和"事业"双重追求的群体性聚集方式变化。当前,国家的政策倡导,企业和有产者社会责任增长以及公共社会的逐步形成是青年自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三轮驱动因素,其三方汇聚点是青年自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工作交互点。青年自组织参与社会建设既有一定的正向功能,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为此,可以从吸纳式管理、项目对接、阶梯式培育等方式入手,寻找引导青年自组织有序和谐参与社会建设的路径。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发展困境及道路选择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成为当前我国最重要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模式,它对于构建多元合作的公共服务体系具有重大意义。然而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陷入了一系列的发展困境:态度困境、制度困境、体制困境以及技术困境。为了深入解析这些困境并提出解决方法,文章从"信任文化建设、法律法规保障、政策支持和评估体系设计"等四个要素入手,来构建完善我国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理论模型,并据此模型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重庆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服务的困境与路径

正据统计,重庆社会组织总量达17154个,志愿服务组织总数达34466个,实名认证志愿者总数达5264030人[1],彰显了社会组织资源较为丰富;社会组织也因"提供专业技术支撑、搭建风险信息沟通平台、动员与整合社会资源、供给多样化公共安全服务产品"[2]等功能优势,成为协助政府治理应急管理工作的有益力量。然而,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服务时,存在登记制度联动缺位、信息联动错位、激励政策联动缺位等三大困境,制约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服务协同作用的发挥。为此,可从厘清业务界限、优化信息平台、完善激励政策三个方面提升社会组织     

赋能社会组织：日本社区营造的实践逻辑及经验启示

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是我国社区发展的现实需要，社会组织结构性缺位与治理功能欠缺已成为制约其有效协同社区治理的主要瓶颈。日本社区营造始于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从开启到发展及走向成熟的发展历程。从日本社区营造的实践逻辑来看，政府提供“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加强非营利组织培育发展以及促进市民参与等是日本社区营造成功的重要保障。日本社区营造成功的基本经验是注重对非营利组织赋能，并使其成为社区营造的主体力量。“新公共性”理念、《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以及“协动政策”是日本培育非营利组织发展的主要经验。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及发挥其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亟须政府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管理法律法规体系、推动社区公益创投与社区基金会政策创新，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相应的制度与资源保障。     

行业协会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机制与实效分析 ——以武汉市东西湖区"协商在一线"试点为例

行业协会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除了要履行好自身的经济职能外,还应积极谋求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本文旨在以武汉市东西湖区政协领导试点的"协商在一线"社会治理实践为例,对目前行业协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机制、途径和成效,以及面临的主要问题和解决途径作出初步的探讨.     

浙江省临时救助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正>社会救助是一项"托底线、救急难、保民生"的基础性制度。完善社会救助制度、推行精准扶贫是当下政府缓解困难群众生活压力的重要举措之一。"救急难"相关政策在我国制度体制机制、申报审核流程,以及实施过程当中仍然存在着许多繁复问题。本文通过对浙江省绍兴、宁波、温州、丽水等地民政部门进行实地访谈与调研,同时结合发达国家与我国先进省市的经验,提出了"对现行部门组织进行精简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对受助者审核、建     

青年政治参与何以可能与如何提升？——以“青年议会”研究为基础

青年议会作为越来越多国家或地区青年政治参与制度设计的重要内容和政治参与的有效方式,经历了萌芽期、发展期和繁荣期三个阶段,可以从体系层次、存续时间和根本属性进行大致分类,具有主体年轻化和运行自治化、选举民主化和参与制度化、运作议会化和目标焦点化等三方面的基本特征,发挥着为青年"赋权""赋能"、提升青年政策科学化水平、促进青年与社会的正向互动等三方面的重要功能,可以拓展组织赋权和推动个体赋能的成功方面推动我国青年有序政治参与机制建设。     

政策制定与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表明了一种全新的公民责任、权利以及治理的观念。从其意义上看 ,公民参与可使政策制定所需要的智慧、知识以及信息得到相辅相成的运用 ;公民参与能够确保政策的正当性 ;公民参与有利于发展组织的凝聚力 ;公民参与以全体组织成员的合意为前提 ,有助于政策执行。公民对政策制定的参与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从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看 ,立法听证会、行政听证会、政策研讨会、“赛博”(cyber)等 ,都为公民直接参与政策制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些也对中国政策理论和实践研究有一定启迪。     

社会政策中公民参与有效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当前社会政策中的公民参与机制的缺失和弱化与公民参与意识的普遍觉醒两者矛盾交织,而社会政策既是社会公正理念的体现,也是民生问题的解决之道。我们需要探求公民参与社会政策的有效机制,从政府治理变革、增强公民参与能力、完善公民参与制度等方面进行制度设计,保证社会政策的公正性与合法性。     

乡村振兴:治理逻辑、主体与关键领域——第三届县域治理高层论坛会议综述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在全面把握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的基础上,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为了推动对这一重大战略的研究,并为这一战略的顺利推进建言献策,"第三届县域治理高层论坛"就乡村振兴战略的理念、规则与技术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达成了以下共识:在坚持顶层设计的同时,需要遵循发展型转向的历史变迁逻辑、制度与政策逻辑以及市场与资本逻辑等治理逻辑;要激活村级组织、县级政府、新乡贤以及农民等参与主体的创造力和责任意识;要进一步深化和推进乡村组织建设、农村制度建设、公共服务建设、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以及村民自治制度等关键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我国成品油价格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研究

我国的成品油价格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不足,参与方式和渠道有限,参与成本过高。公众参与油价政策的制定,是公众利益的表达,有助于约束政府权力,促进公众与政府部门良性互动,减少社会矛盾。为了保障成品油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建议允许公民依法成立协会,作好油价政策的信息公开,保障公民知情权等。     

“权利”时代我国工会职能的拓展与完善——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分析视角

随着"权利"时代的来临,我国国家治理模式逐步由政府单一管理转为由政党、市场和社会组织等主体共同治理,国家与社会以及劳动者的关系也在进行调整。这对工会职能的拓展与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顺应这些要求,我们必须完善工会立法,强化工会协调劳动关系及其代表和维护劳动者权益的职能,淡化工会的政治色彩,增强工会代表性和独立性;要针对不同层级的工会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并严格保障工会的权力运行,让工会参与国家和地方立法、政策制定、参与民主管理和平等协商的权利落到实处,最大限度地维护职工的各项权益。     

体制与乡土双重背景下乡镇政府社会政策执行偏差研究

在压力型体制下,乡镇政府常常出现对上负责、任务导向等目标替代、"镇—村"组织"共谋"与非制度理性等行为,使得社会政策执行表现出非规范化特征。而社会政策本身所具有的"绩效非显著性",以及在"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中呈现的"资源性"特征,构成了乡镇政府在社会政策执行投入力度与执行导向上出现偏差的内在原因。破解乡镇政府社会政策执行偏差,需要完善政策设计,加强政策执行透明度与群众参与度;需要挖掘社会资本,引导传统乡土治理资源的现代转型;需要强化法治保障,通过技术性创新促进法律和政策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