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犯罪的刑事立法缺陷探微

我国刑事立法中有关计算机犯罪的法律规范存在着罪名不全面、缺少单位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罪过形式单一、客体错位、对“侵入”的规定归于狭窄、刑事处罚种类单一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着刑事立法的完善,不利于对社会秩序的规制。     

侵犯虚拟财产的刑法规制研究

随着网络游戏的风靡，在赛搏空间（Cyberspace）中侵犯“虚拟财产”的违法犯罪现象也日益增多。为了对侵犯虚拟财产的行为给予有效的刑法规制，可以借鉴域外经验，从立法、司法途径寻求规制措施。从立法方面来看，首先要在中国现行法律框架下寻求有效规制；当现行法律对于相关行为存在立法漏洞时，则应当通过完善立法、严密法网而将之纳入调整范畴。而从司法角度来说，则需要在不违背现行立法、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通过最高司法机关对具体应用法律问题进行解释，从而对侵犯虚拟财产的行为给以刑法规制。     

论网络犯罪及其刑法规制——以网络钓鱼为观察对象

以网络钓鱼为典型方式的网络犯罪随着信息技术的增长而增长,为规制此类犯罪行为,诸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刑事立法成就,而我国现行立法模式难以应对此种新的犯罪形态。本文认为我国应当在吸取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完善网络犯罪的刑法规制措施,加强单行立法,在以人为本、技术制衡和国际合作等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我国专门性的刑法规制体系。     

论“套路贷”犯罪的刑事规制及其完善

“套路贷”犯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行非法侵占他人财物之实的新型犯罪,具有犯罪意图的侵财性、犯罪手段的隐蔽性、犯罪团伙的组织性和犯罪后果的严重性等特征。我国对“套路贷”犯罪的立法规制,总体上契合惩处“套路贷”犯罪的情势与实际需要,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当前,对“套路贷”犯罪的司法规制呈现民多刑少的格局,规制的主要罪名是诈骗罪、敲诈勒索罪,规制的核心标准是划清“套路贷”犯罪与高利贷、非法讨债行为的界限。改进“套路贷”犯罪的刑事规制,应确立“重重轻轻,以重为主”的刑事政策,在《刑法》中增设套路贷诈骗罪,健全“套路贷”案件的刑民衔接机制,探索“套路贷”犯罪案件专业化办理机制,积极推行“套路贷”犯罪案例指导制度。     

论我国刑法史上犯罪概念的产生

论我国刑法史上犯罪概念的产生李居全在我国许多刑法论著中，对犯罪的概念没有正确的理解。比如有的学者认为“它（犯罪概念）最初始于资产阶级的刑事立法。”①“历史上一切剥削国家刑法都没有明确规定过犯罪概念。”②这里论者实际所指的是犯罪概念的定义，并非犯罪概念...     

论现代生物技术风险的刑法规制——兼评《刑法修正案(十一)》第38、39条

作为一种应用广泛的科学技术,现代生物技术的最大特质在于其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具有导致巨大且不可逆后果的风险,甚至是全球灾难性风险.为了有效地规制现代生物技术风险,应当将"预防原则"合理地引入刑事立法并将其转换为一种立法理念与策略.在通过刑法对生物技术风险进行规制时,还应注重运用体系性策略和衔接性策略.未来,应进一步严密刑事法网,在立法模式上采取附属刑法的形式,在立法技术上增设单位作为犯罪主体,以完善刑法对生物技术风险的规制.     

信用卡犯罪的刑法规制和立法改进

随着信用卡业务的发展,我国的信用卡犯罪刑事法律制度也不断演进发展,但我国还必须借鉴国际上各国规制信用卡犯罪的先进刑事立法经验,从信用卡的概念、犯罪主体、行为方式、立法模式等九个方面来完善信用卡犯罪的刑事立法。     

再论我国刑法中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

犯罪概念由立法定性 ,司法定量 ,这是世界通例。而我国刑事立法中 ,犯罪概念既定性又定量。它是我国传统治国经验“法不责众”的现代模板 ,实际起着刑法“谦抑原则”的制度保障作用。但 2 0年来的社会实践表明 ,刑事领域一些难解的重大问题均与犯罪概念定量因素密切相关。对此予以探讨是本文的旨向所在。     

风险社会核犯罪刑事立法分析

当代世界、当今中国已进入风险社会,核风险是风险社会的重要表征。为防范核风险、遏制核犯罪,我国刑法创制了一些核犯罪刑法条文。然而,现行核犯罪刑事立法没有脱离普通刑事立法的窠臼。核犯罪作为风险犯,其刑事立法应以风险刑法理论为指导,通过设置核犯罪的抽象危险犯、过失危险犯罪,前置核犯罪的成立标准;通过扩展核犯罪的行为对象、行为方式,扩大核犯罪的犯罪圈,以实现核风险防控的目的。但是,刑法介入核风险领域要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刑法应当避免扮演阻碍核能开发和利用的角色。     

我国轻罪立法的模式选择及其展开

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我国犯罪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刑事立法轻罪化趋势日益凸显，轻罪立法成为刑事法治新课题。基于我国轻罪立法现状以及综合域外经验，选择“刑法统一调整”的规范模式作为我国轻罪立法的现实进路较为适宜。具体而言，在刑法总则层面，明确轻罪概念，设置轻重犯罪分层的罪行等级，以罪刑均衡为基本立场对相应法律规范进行必要调整；在刑法分则层面，通过类型化思维调整部分具体罪名规范模式，以“定性+定量”与“只定性不定量”两大规范类型的恰切把握着力于实现轻罪立法的理性与正义。     

论刑事司法的合情理性

“情理”是指“人之常情和事情的一般道理”，无特定内容及表现形式，具有潜在行为规范作用。我国现行刑事司法因刑事立法、司法过程的民主性、刑事司法者情理推断能力等方面的缺陷导致其与情理间客观存在着紧张关系。我国刑事司法应合乎情理。合乎情理的刑事司法在最大限度地弥补刑事法律规范固有缺陷的同时能获取司法认同。为降低执业风险，刑事司法者在加强刑事司法过程情理色彩的同时应综合法律规范和情理来推定犯罪主观方面、认定犯罪客观方面，并在法律适用时兼顾情理。     

刑法修改中的宏观问题研讨

完善刑事立法是当今中国刑事法治建设的一项迫切而重要的任务。然而,在完善刑事立法的许多宏观问题上,目前刑法学界尚存在着激烈的争议与分歧。本文分四个部分对此展开了深入的论述与探讨。第一部分为超前立法与经验立法之争。作者认为,经验立法只能是滞后立法;超前立法则正确揭示了刑事法律规范在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功能上的统一性;因而完善我国刑事立法应当坚持立足现实与预见未来相结合的超前立法之指导思想。第二部分为立法技术的粗疏与细密之争。作者在客观、公正地评价现行刑法立法技术之弊端及其成因的基础上,指出当前完善我国刑事立法在立法技术方面应摒弃“宁粗勿细”的观念,力求详备具体、明确严谨。第三部分为刑法调控范围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争。剖析目前刑法理论界的犯罪化说、非犯罪化说与折衷说等各种观点,作者认为,由中国惩治犯罪的客观需要与现行刑法调控状况以观,在完善刑事立法的进程中,除有必要将现行刑法中个别犯罪非犯罪化外,应着重进行犯罪化。第四部分为刑罚重刑化与轻刑化之争。作者指出,重刑化与轻刑化均与刑罚目的原理背道而驰,亦必有损于刑罚的权威;在刑罚轻重的设置方面,完善我国刑事立法关键要克服现存的重刑主义倾向,并在摒弃重刑化立法内容的基础上,按照罪刑相适应原     

刑罚权与行刑权的运行机制探析

国家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以发挥刑罚惩罚和预防犯罪的作用为目的，故犯罪与刑罚为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之“体”，而刑事立法和司法则为犯罪与刑罚之“用”，是为运用刑罚治理犯罪服务的。行刑是刑罚实现的基本实践过程，行刑权是刑罚权一项独立的基本权能，是现实的刑罚权。建立专门统一的刑事执行立法、司法体系，是科学地行使刑罚权，充分发挥刑罚的作用，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     

论刑事立法与贿赂犯罪对策的完善

尽管现行刑事立法不断补充对贿赂犯罪的惩处规定，但贿赂犯罪现象并未因此而减少，相反却有上升的趋势，特别是某些高层官员的贿赂犯罪现象越来越突出，甚至发展到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出现了一种前“腐”而又后继的怪圈。原因何在?笔者认为，除了社会因素影响及犯罪者的贪利意识使然外，从刑事对策的角度反思之，当今刑事立法的某些缺陷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出发，对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及对策作粗浅探究。     

论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犯罪的刑法规制

近年来，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犯罪形势愈发严峻，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极大危害，急需刑法的有效惩治。但由于我国现行刑法中有关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律规定存在着一定的缺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犯罪的刑法规制效果。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缺陷进行相应的完善，以期增强运用刑法打击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犯罪的威慑力。     

论环境的刑法保护

论环境的刑法保护●朱弘一、我国环境刑事立法之不足危害环境的犯罪，是近二十年来全球范围内的一类新型犯罪。在我国，同样面临着相当突出的环境犯罪问题。而现行的刑法典和其它刑事立法在惩治危害环境犯罪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缺陷：（１）立法滞后，空白不少。这是我国环境...     

论“虐童”行为的刑法规制

近年来,“虐童”事件频发.强化对“虐童”的刑法规制势在必行.从必要性上看,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规制“虐童”行为存在突出困境.一方面,非刑事性儿童立法呈现出“静态化”的缺弱;另一方面,刑事立法保护儿童功能缺失.着眼于我国当前国情,全面移植发达国家或地区制度经验,构建防治儿童虐待综合管理体系尚不具有现实可能性.恰当运用刑法的威慑力,既可以更好地“对接”我国相关儿童立法中涉及的刑事责任,又足以“补强”我国社会转型期儿童保护立法整体上的缺弱.从可行性上看,一方面,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已有通过刑法规制“虐童”行为之立法先例,另一方面,国内积极有利的因素包括:关注未成年保护的良好法制氛围;我国现行刑法中针对“虐童”行为潜力较大的储备资源.在当前,刑法规制“虐童”行为客观上存在两种思路:设立“虐待儿童罪”或修正虐待罪.两种思路各有千秋,当务之急是尽快将虐待儿童的行为更有效地纳入到刑法的调整中来.     

“元宇宙”时代：科技革命与未来法治

信息化技术带来的工业革命使人类文明迎来了新一轮的飞跃。区块链产业尚方兴未艾，“元宇宙”概念已悄然而至。随着国内外各互联网领头企业的争相入局，“元宇宙”不仅为互联网时代的科技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更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开辟了新的方向。鉴于此，“元宇宙”成为了我国法学界关注的焦点。但目前研究成果中，存在研究视角片面与研究方法陈旧的问题，与“元宇宙”本身的未来话语体系无法对接。这就需要首先从历史深层全景与当前历史殊相的视角出发，把握“元宇宙”与法的整体关系，尤其与法治的整体关系。那么，当前应从“元宇宙”的法治基础、法治挑战与法治模式三个层面出发，从整体上把握“元宇宙”时代的未来法治场景。     

浅析新型毒品犯罪

随着毒品犯罪的发展,犯罪手段不断提高,新型毒品犯罪成为毒品犯罪研究的新课题。我国对新型毒品犯罪的立法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缺陷,由于毒品犯罪的特殊性,毒品犯罪不应仅仅从刑事立法上予以规制,还需要从刑事司法、刑事理念以及社会控制等方面进行完善。     

恐怖活动犯罪刑事立法评析*--以《刑法修正案（九）》为重点的思考

晚近以来,国际反恐公约以及各国反恐刑事立法在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范围方面呈现出三个重要的趋势：一是由实行犯扩大到非实行犯;二是从作为犯扩大到不作为犯;三是从实害犯扩大到危险犯。在《刑法修正案（九）》通过之前,与国外反恐刑事立法相比,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的专门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罪名屈指可数,恐怖活动犯罪的法网不够严密,对涉及恐怖活动犯罪行为的罪名和法定刑设置存在疏漏。《刑法修正案（九）》贯彻了“严密防范”的反恐刑事政策,这具体表现为刑事法网的严密化。《刑法修正案（九）》也坚持对恐怖活动犯罪采取“严厉惩治”的态度,这具体表现为对恐怖活动犯罪配置了财产刑。然而,在此次立法修改中也存在概念界定不清、过度犯罪化、罪名增设疏漏、刑罚配置不合理等缺陷,因而,对恐怖活动犯罪的刑事立法应予以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