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资诈骗罪的司法困境与罪群立法完善

集资诈骗罪一方面被认定为特殊诈骗罪,与诈骗罪表现为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被当作“加重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因此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出现了“骗”与“被骗”的构成要件缺失却依然构成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欺骗”与集资诈骗罪中的“诈骗”混淆不清、两罪以“非法占有目的”为区分标准的主观化趋势的问题,从而导致“非法占有目的”在被扩大化的同时又被弱化,进而造成集资诈骗罪被矮化、限缩。应从金融秩序法益的立场,回归集资诈骗罪的金融犯罪属性,重塑诈骗罪与集资诈骗罪的关系,明确“欺骗”“诈骗”的同质性,增设“骗取集资款罪”,调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规制范围,构建体系化的集资诈骗罪罪名群,化解集资诈骗罪刑罚供应过度与不足并存的尴尬。     

刑法规制非法集资限度问题研究

从我国现行金融体系的缺陷和集资参与人的积极促成这两个非法集资的主要成因来看,我们对非法集资的刑法规制明显“过度”了。因此,亟需合理确定刑法规制非法集资的限度。鉴于非法集资行为主要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只有对这两个犯罪的适用进行合理限定,才能把握好刑法规制非法集资之限度,也才能为民间融资的合法化预留空间。     

“套路贷”诈骗犯罪的认定

【裁判要旨】认定“套路贷”作骗犯罪应当遵循罪刑法定原则,按照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认定:从套路的认定与借款人明知问题、借款人对单个步骤明知与对整个套路步骤明知的关系、空刷资金流水与借款人明知的关系、放贷人告知借贷相关问题的时间与借款人明知的关系等方面判断被告人是否虚构事实;从是否故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或者以其他手段恶意垒高债务、攫取的不法利益是利息还是借款人其他财产等判断借款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故意;借款人进入“套路”借款,实际上已经将其财产处分权基于放贷人的“套路”主动交给了放贷人,即可认定借款人主动交付了财产。     

论单位骗贷

单位诈骗金融机构贷款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罪是一个聚讼较多的问题。根据现行成文法的规定 ,单位骗贷的 ,可视其情况分别构成合同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和信用证诈骗罪。单位应纳入骗贷的犯罪主体范围 ,删除贷款诈骗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立法规定。     

网络“套路贷”涉黑案件办案思路——以汤某甲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为例

“套路贷”是假借民间借贷之名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类型化犯罪行为。按照主客观一致原则，对存在制造民间借贷假象、制造虚假给付事实、故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违约金及利息畸高、恶意垒高债务、软硬兼施“索债”等情况，综合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属于“套路贷犯罪”。对有组织地实施网络“套路贷”犯罪活动，实施“软暴力”催收达到“暴力”等相当程度，产生欺压、残害群众的后果，在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造成复合危害，依法认定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对立法增设“非法放贷罪”必要性之探析

民间借贷本有着其帮助借款人解决资金周转困难等之用,但由于此前民间借贷缺乏刑法规制,导致民间借贷乱象丛生,由此衍生出来的"高利贷""套路贷""校园贷""裸贷"等非法放贷行为严重危害着社会,为此有必要启用刑法加以规制。关于非法放贷行为入罪,存在着各种抵触声音,但反对者的观点并不能站住脚。文章认为非法放贷可以入罪,但入罪之罪名为何则又是一个争议比较大的问题。     

P2P网贷的刑事规制——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视角

P2P网贷的无监管机构、无准入门槛、无行业标准的三无现状造成了诸多乱象,理论界更是质疑P2P网贷的运作模式可能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实务中诸多P2P网贷公司主管人员亦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追究刑事责任.P2P网贷需要刑事规制是毋庸置疑的.但滞后的刑事法规、过低的入罪门槛极易造成刑法的过度介入.作为检察机关,应当秉持刑法谦抑性原则,及时转变落后的司法观念,合理划分P2P网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事规制的界限,从而保障P2P网贷合理的生存空间.     

依法打击惩治涉网黑恶犯罪推动扫黑除恶斗争在信息网络空间持续纵深开展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依法能动履职中践行人民至上，深入推进打击惩治涉网黑恶犯罪专项行动，切实加强办案指导，强化警示震慑，最高检选编了“汤某甲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等4件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涉网络黑恶犯罪典型案例。本批案例重点对网贷如何认定属于“套路贷”、有组织实施网络“套路贷”如何认定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软暴力”催收如何认定属于寻衅滋事、利用信息网络实施敲诈勒索和强迫交易如何区分、恶势力犯罪集团组织成员的范围和成员的犯罪数额如何认定、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此类案件中如何落实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解读，具有较强指导性。     

“套路贷”案件法律适用中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套路贷"是对新型侵犯财产类犯罪的一种概括性称谓,此类犯罪活动涉及的具体罪名一般包括诈骗、敲诈勒索等,具体的手段既有暴力行为,也有软暴力行为。在个案法律适用中,首先不能简单将"套路贷"与"恶势力"犯罪等同,进而不加分辨即认定"套路贷"为恶势力犯罪;其次,以犯罪构成要件为着力点审查证据,准确认定"套路贷"中的软暴力行为;最后,牢牢把握"套路贷"违法犯罪以侵犯财产为目的的本质特征,对涉及的相关罪名加以区分,准确定性。     

指导性案例对网络非法集资犯罪的界定

鉴于非法集资犯罪所具有的涉众型特征和引发次生风险的严重社会危害性,这种犯罪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司法领域打击的重点。尽管我国若干司法解释确立了非法集资犯罪的外延和特征,但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非法集资依托于金融科技的发展和新出现的金融产品,衍生出翻新变化和日趋复杂化的集资犯罪手段,导致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成立的四个特性、集资诈骗罪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刑事政策的把握等关键性问题,在司法操作中存在众多的认定盲区和难点。在维持既有司法解释相对稳定性的前提下,为了明确新型网络非法集资犯罪的法律适用标准,加强案例指导和发挥指导性案例的"轻骑兵"作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发布的两批关于金融犯罪的指导性案例中,均涉及到非法集资犯罪,界定了在打击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如何在形式层面与实质认定方面适用刑事法律规范,同时注重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问题,从而形成司法解释与指导性案例之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司法适用架构。     

非法利用个人金融信息行为刑法规制强化论

基于非法利用个人金融信息行为凸显的严重社会危害性、惩治侵财犯罪上游行为的需要，以及推进我国信息网络化发展的需要等，应强化对非法利用个人金融信息行为的刑法规制。然而，现行刑法尚未突出对非法利用个人金融信息行为的规制，也未与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行政法律法规相衔接；当前对非法利用个人金融信息行为的刑事司法规制也尚存定罪量刑缺乏统一性的突出问题。对此，在立法层面，应增设非法使用个人金融信息罪，并完善相关民事法律和行政法规；在司法层面，应调整司法解释对“情节特别严重”的倍化标准规定，增设目的要素不同情况下的法定刑升格标准，并在对“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解释中增加列举未尽之意的表述。     

金融犯罪最新刑事立法论评

我国金融犯罪最新刑事立法的内容包括提高多个罪名的法定刑,罚金刑无限额化,共犯行为正犯化以及提高个别罪名的入罪门槛。金融犯罪最新刑事立法延续了"以重刑化为主"的趋势,凸显了立法者对金融犯罪的关注以及从严打击的态度。金融犯罪最新刑事立法呈现出新的特点:不再新增罪名、对罪状的修改较少,重视证券关联犯罪和非法集资类犯罪的修订,并强调保护企业产权。金融犯罪最新刑事立法提高非法集资类犯罪法定刑不可取,罚金刑无限额化不合理,对金融科技带来的新型刑事风险不重视且缺乏对私募基金管理刑法规制的内容。金融犯罪刑事立法应当提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入罪门槛,增加金融科技刑法应对方面的内容以及明确私募基金管理人及从业人员的刑事责任。     

偷渡犯罪刑法规制的理念调适与实务展开——以《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国（边）境管理违法犯罪的意见》为中心

当前，偷渡犯罪呈高发多发态势，形式不断变化，要求司法规制理念与之调整适应。新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国（边）境管理违法犯罪的意见》是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司法解释的延伸与展开，反映出偷渡犯罪的规制理念正在发生调适。具体而言，规制重心由“非法出境”调整为“非法出入境”，规制关键由“逃避接受边防检查”调整为“证件偷渡”，规制策略由“严惩偷渡环节”调整为“全链条惩治”。以此为基础，秉持实质解释的立场，将组织在边防检查时骗取核准出入境、组织从我国边境地区非法进入非边境地区等行为认定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将徒步带领他人偷越的行为认定为“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就偷越国（边）境罪而言，规制适用由“以内为主”转向“内外并重”，兼顾国境卫生防疫的法益保护要求，但应当妥当认定偷越次数和“结伙偷越”，实现罪刑均衡。基于全链条惩治的要求，当前对偷渡后续环节的迂回规制尚有不足，未来应考虑增设非法用工罪，以补全规制链条。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本质及立法失误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从本质上看属于非法集资行为,但是,由于立法的偏颇,导 致对本罪与集资诈骗罪联系起来分析时,产生了刑法对明确以“非法集资”作为目的行为的 犯罪进行打击时,打击的是诈骗行为而不是非法集资行为,而未见“非法集资”只言片语的 条文却执行着打击非法集资行为的职能。因此,立法语言要尽量明确、清楚,避免歧义。     

网络借贷的行政监管与刑法规制

网络借贷目前已成为我国金融体系中的重要部分,行政监管体系也在逐步完善。在新的监管环境中,网络借贷平台应积极主动满足"合规"要求,降低自身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风险。刑法及解释采用规制间接融资的方式规制非法集资行为,现有监管条件下借款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风险仍然较高。监管规则为刑事司法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提供了明确的依据,为认定违规运营的网贷平台和借款人构成集资诈骗罪提供了便利。在当前经济环境中,应进一步完善网络借贷的监管规则,落实各项监管措施;坚持刑法的谨慎介入,严厉打击已识别的严重违规行为,调整相关犯罪构成的规定,为网络借贷的良性发展预留空间。     

论互联网金融创新刑法规制的路径选择——以非法集资类犯罪为视角

鉴于互联网金融创新缺乏完备的监管体制,容易触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等罪名,使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蒙上一层阴影,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新型融资方式,刑法对其规制应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以免阻滞互联网金融发展。在对非法集资犯罪条文尚未修改的情况下,应通过司法层面对相关罪名的构成要件作限缩解释,明确互联网金融刑法规制界限,摆正刑法作为保障法的地位,以平衡金融创新和刑法规制之间的关系。     

“酒托”诈骗案定罪的法理基础与量刑规则优化

通过对33个“酒托”诈骗案裁判文书的分析,可以得出以诈骗罪定性“酒托”案件是我国司法实践的通行做法.但是一方面,这一认定的法理依据并未明晰,学界对该类案件的定性也存在一定争议.另一方面,对于主从犯的划分特别是对于“酒托女”主从犯的认定,司法实践并未统一.将“酒托”行为认定为诈骗罪的法理依据在于对被害人承诺效力判断标准的扩大化立场以及对于财产损失的实质化理解,其更深层次的刑事政策考量则是“酒托”诈骗行为具有以预防为目的的处罚必要性.对于“酒托”诈骗案中主从犯之认定,应考虑各行为人在犯罪前、犯罪中、犯罪后等整个共同犯罪所处的地位、参与程度、犯罪情节以及对危害结果所产生作用的大小等各方面因素予以确定.     

宽严相济政策的模式构建与实证研判

社会作为各种主体、关系、环节及场景的复杂多元系统,决定了和谐并非自然达成的状态,而需要一系列的策略、规则与机制作为保障。刑事法治以侵害社会整体利益的犯罪为规制对象,故选择何种刑事法治,对于达致社会之和谐状态具有重要影响,这在根本上是刑事政策模式的选择问题。宽严相济政策的实践模式通过与刑事法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共生,得以实现犯罪防控与人权保障之间的理想平衡,因而对于刑事法治的成效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规制——关于完善庭审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裁判程序的思考

防止冤假错案,维护程序公正,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定,可谓任重道远。无疑,法律的颁布不等于实施。除了刑事法官的价值观念、法律思维、职业习惯的主观因素影响及刑事司法实践的客观因素作用,作为价值性冲突规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解、适用仍有其难处。本文以庭审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规制为切入点,拟从法解释学的角度,结合本土刑事司法实践特征,以求进一步明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从而更为有效地实施排除规则。     

“套路贷”犯罪的侦查难点及其对策

"套路贷"起源于民间高利贷,既不是刑法意义上的罪名,也不是金融领域的专业词,而是一大类、一系列新型金融犯罪的统称。"套路贷"犯罪流程特点主要表现在抛撒诱饵、寻找目标;签订合同、固定证据;制造逾期,认定违约;转单平账,垒高金额;软硬兼施,恶意讨债等。侦查难点主要集中在发现难、审讯难、认定难、取证难、打击难、追赃难等。为此,"套路贷"的蔓延和趋势亟须引起关注和重视,可以采取以类型化思路梳理相关法律条文、建立最早最先的受理发现机制、快速反应的侦查取证机制、公检法办案单位的会商机制、快速的追赃挽损机制、事前事中监管审查机制、重点涉案区域重点培训机制等具体制度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