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的可治理性危机分析

整个20世纪,特别是1983年民主转型以来,阿根廷多在政治不稳和经济乏力之间摇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迟滞降低了民众对政府的认同度,从而削弱了统治的合法性,以致阿根廷多次出现可治理性危机。危机的总根源可以归咎于"制度脆弱性",具体表现在政治文化和历史传承形成的路径依赖、权力制衡机制的失灵,以及政党职能异化导致利益表达渠道受阻而激起的大众抗议。2001年危机无疑是阿根廷问题的总爆发,使阿根廷的政治精英意识到必须注重平衡不同利益群体和不同部门的差别化利益,努力通过扩大公民社会参与政治决策来谋求发展共识的新道路。"阿根廷对话"正是探索这种新道路的一次尝试。     

21世纪以来欧美政党政治功能集体弱化趋势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政党政治去意识形态化的趋势、新媒体在选举政治中的广泛应用、利益集团强大的游说压力、网络化社会的影响、改革发展稳定复杂关系的交织态势、政党体制的惯性掣肘和僵化,欧美政党在“体系-过程-政策”3个层次上传统和固有的政治功能包括政治系统的维持和适应——政治社会化功能、政治沟通和政治募员功能,要求和支持的输入——利益表达和利益积聚功能,政策的生产和输出——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功能,①出现集体失灵和弱化现象.尽管欧美政党被迫进行自我调试,但仍无法避免局部失调或政治困境.究其根源,则是欧美国家普遍将民主政治有限界定和狭隘理解为政党竞争性选举政治,从而忽视了民主本意“人民统治”在民主政治全过程的体现.     

对委内瑞拉可治理性危机的分析

委内瑞拉在1958年建立民主体制之后保持了较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和可治理性,但自20世纪80年代末实行经济模式转型以来,委内瑞拉面对着一场可治理性危机,其表现为民选政府愈来愈难以有效地维持社会秩序,大规模、长时间的罢工、示威和严重的暴力冲突频频发生;社会各阶层、各群体之间的政治分歧加剧;国家机器内部出现分裂乃至对立,严重限制了政府的执政能力;猖獗的腐败现象损害了民主体制的合法性,多起未遂军事政变的发生对民主体制构成严重威胁.从政治体制的角度看,这场危机发生的原因在于委内瑞拉政治制度化的水平落后于政治参与的发展水平;民选政府的执政能力不足,政策措施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两大传统政党的衰落和政党体制的破碎化削弱了民主体制的社会基础和功能作用.为了应对可治理性危机,委内瑞拉政党和政治体制都需要进行自我改革,提高民众的政治参与度,并建立一套强有力的反腐机制.     

阿根廷民众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

传统上对于民众主义的分析通常采用国家中心主义的视角,忽视社会发挥的重要作用。然而在拉丁美洲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社会同样具有主体性,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使民众主义绝非简单地表现为国家对社会的操纵,社会的力量也影响着民众主义的形成及演变。从这一视角出发,本文认为阿根廷民众主义是经济危机下政治领导人重塑国家政治权威的一种方式。在经济危机中,传统社会矛盾凸显,原有政权的支持网络无法维系,政治领袖便通过诉诸民众主义的方式重建政权支持网络,以实现对社会的有效统治。除民众主义外,军人干政也是阿根廷时常依靠的另一种解决危机的方式。从根本上说,军人干政与民众主义的反复出现均根植于阿根廷的政治和社会传统:一方面阿根廷具有崇尚权威的传统,当危机发生时民众会诉诸权威对国家进行改造;另一方面,阿根廷社会分裂程度较高,在危机下必须通过权威的方式才能推行改革和新政。而军人干政和民众主义的出现又与所处的社会结构有着紧密关联:军人干政发生于精英内部与民众内部均处于分裂的状态下,而民众主义发生于精英分裂但民众相对团结之时,这也使得军人干政和民众主义成为危机之下的不同选择。     

东亚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及其启示——以韩国和新加坡为例

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是衡量一个国家政党政治运行状况的重要指标。探索东亚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有助于我们了解东亚政党政治的运行过程和发展规律。韩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模式虽各具特色,但其基本涵盖了东亚政党与民众沟通的主要模式,从政治沟通的整个过程来看,也有一定的规律和经验可循。如充分发挥政党的能动作用、采取灵活多样的沟通方式、积极主动地拓宽沟通的渠道等。借鉴东亚政党与民众沟通的经验对于完善我国执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模式十分必要。     

试析20世纪末以来拉美左翼执政对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

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政治主体对民主模式有不同的选择。"第三波民主化"以来,拉美左翼成为民主政治的拥护者和实践者。20世纪末拉美地区政治格局"左转"对拉美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拉美左翼执政后进行了有效的民主治理,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政权和政党更迭中,也基本遵守选举民主的竞争原则,使民主政治经受了考验。激进左翼的民主观强调民众赋权和参与,在执政后大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将参与制民主作为政治变革的根本目标,试图构建以参与制为主的新型民主模式,积极推进参与制民主建设,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民主政治的包容性。但是,激进左翼政权加强总统个人集权的行为和强硬的执政风格,弱化了代议制机构的横向问责制,加剧了政治极化,弱化了政治多元性,使得激进左翼的政治民主发展颇受诟病。温和左翼在理念和实践上都没有突破代议制民主的窠臼,使得代议制民主政治得以稳定发展。拉美左翼深化和完善民主的努力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但仍面临诸多方面的严峻挑战。     

当前泰国中产阶层的政治表达和政党倾向

本文从阶层分析的角度，利用泰国公众价值观调查（WVS）数据，通过统计建模来分析当前泰国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中产阶层）的政治表达和政党倾向，并与劳工（农民）阶层进行比较。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了政治表达方面的社会分层状况，即中产阶层比其他阶层更热衷于参与政治；在党派倾向方面，自我认同的社会中上层明显偏向于民主党，但客观的中产阶层在民主党和他信派政党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差别；研究还发现选民的党派倾向尤其强烈，缺乏妥协和包容的民主素养，泰国的政党政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拉美国家的腐败与可治理性问题

腐败是影响实现可治理性目标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对于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民主政治的发展、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参与政治的热情、社会公正乃至社会伦理道德的清明都会产生极为严重的损害。拉美地区腐败现象比较严重,造成民众对各类正式制度产生不信任,从而使政府和政治体制的合法性面临威胁,导致可治理性问题和可治理性危机。拉美地区的反腐斗争在一段时期内取得了一定成绩,除少数国家外,腐败恶性发展和持续蔓延的势头有所遏制,但腐败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尤其是腐败程度没有发生根本性改观,拉美的反腐败斗争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当代拉美社会运动初探

蓬勃发展的社会运动是当代拉关左翼政治的重要内容,其表现形式包括印第安人运动、农民运动、失业工人运动、公共部门抗议活动等.拉美社会运动的主要特点是:以反对新自由主义和争取真正民主为主要诉求;以族群认同为基础形成新的参与主体;采取参与制民主组织和管理模式;一般不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标;土著印第安人政治参与意识增强;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拉美社会运动是当代拉美左翼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左翼政党、左翼政权共同构成了拉美左派的三大主体,对拉美各国的政治进程产生首重要影响.但同时,拉美社会运动,也面临如何处理与左派政党和政权的关系以及内部分歧等问题.     

2000年拉丁美洲政治形势分析

20 0 0年拉美政局基本稳定 ,但也潜藏着发生政局动荡和社会冲突的深刻根源 :安第斯地区的形势尤为令人担忧 ,政党制度和政治改革在继续发展变化中 ,弱势群体的不满情绪和反抗意识正在积累和发展 ,社会矛盾的积累和中下层民众寻求利益代言人的呼声正在为左派政党的重新崛起奠定新的社会基础。拉美还存在诸多影响政局稳定的不确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