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强制到案制度构建刍议

刑事强制到案直接关系到人权保障和追诉效率，历来为世界法治国家所重视。我国现行法没有系统设计刑事强制到案制度，而是将强制到案措施与羁押措施混为一体，造成了侦查办案的实际因难，客观上驱使着侦查人员寻求法律规定以外的到案措施，违法执法。探讨设立刑事强制到案制度的价值基础，分析强制到案制度所应实现的功能目标和应确立的运行原则，构建刑事强制到案制度是实现程序正当、司法公正，提高追诉效率，切实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     

侦查中强制到案措施基本问题研究

侦查中强制到案措施的基本问题首先是它的概念,对概念的探讨必须涉及基本人权、适用主体、目的功能的分析。强制到案措施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两个:有效的强制和适度的剥夺人身自由。对其运行机制的分析则包括运行原则和权力配置机制两大部分。     

职务犯罪初查中适用强制到案措施的思考

从职务犯罪初查工作的实践出发,对被调查对象采取强制到案措施十分必要,但是相关法律条文却对此作出了禁止性规定。检察机关解决实践需求与法律禁止之间冲突的路径皆行不通,根本原因在于职务犯罪“客观立案条件”思想的存在衍生了职务犯罪初查无法克服的缺陷。检察机关应树立正确的“主观立案条件”思想,将职务犯罪初查定位为立案之后的初步侦查,检察机关在初步侦查中可以对被查对象采取强制到案措施。应立足于职务犯罪侦查的法律监督属性,针对职务犯罪的现实危害性,树立“职务犯罪侦查权威观”,检察机关在初步侦查中对证人也可以采取强制到案措施。     

我国刑事强制到案制度的现状与改革

公安司法实践中,我国刑事强制到案措施包括拘传、拘留、逮捕和群众扭送四种。无论立法还是实践上这些措施都存在很多问题。改革后的强制到案措施应包括拘传、逮捕和群众扭送,其中逮捕应分为有证逮捕和无证逮捕,以适应我国实践需要并对人权加以保障。     

刑事强制到案制度若干理论问题的域外法考察

刑事强制到案制度直接关系到保障人权和追诉效率，历来为世界各国所重视。对其理论问题的研究首先应涉及运行原理的归纳和分析，这是各国制度在理论上的共通之处。既然是域外法考察，各主要法治国家的差异性也值得详细比较和研究。此外，刑事强制到案制度中的人权保障亦是理论研究的重点。     

论对第三人实施强制侦查措施的限制

在侦查过程中，犯罪嫌疑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都有可能是强制侦查措施的对象，但对第三人实施强制侦查措施应当受法律上严格的实体及程序限制。我国现行法律对侦查机关对第三人实施强制侦查措施未作任何有别于犯罪嫌疑人的特别规定，而且第三人没有充分有效的救济途径。因此，必须在法律上对侦查机关启动对第三人的强制侦查措施设置严格的实体及程序限制，包括对第三人启动强制侦查措施必须有合理根据、必须符合比例原则，在执行强制侦查措施过程中侦查机关必须按照批准的范围执行，第三人在事后要享有充分有效的救济手段。     

侦查羁押期限有关问题的探讨

侦查羁押期限由刑事诉讼法作出规定,而在执法过程中由于对侦查羁押期限规定的认识存在误区,以及法律规定上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在现实操作中出现一系列问题。如:侦查羁押期限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理解问题,侦查羁押期限的规定与侦查工作实际操作的偏差等问题都有待探讨。     

两种侦查模式的比较研究

近年来 ,公安部刑侦局试图通过转变侦查模式来解决破案率偏低和破案成本偏高的问题 ,将“从案到人”侦查模式过渡到“从人到案”侦查模式。不少侦查部门因此认为“从人到案”是一种高于“从案到人”的新型侦查模式。事实上 ,“从人到案”不是新型的侦查模式 ,给“从人到案”模式定指标更不合理 ;“从案到人”的侦查模式也没有过时 ,两种侦查模式有各自的适应性。侦查实践中要依据具体情况来确定采用何种侦查模式。     

论羁押“必要性”

“必要性”既区分“羁押”与保证到案的拘捕等前提行为,又区分“羁押”与保释等替代措施。羁押的必要性是指羁押对于达成保全嫌疑人的人身、保全证据和预防再犯等羁押目的是必需的。我国附带了羁押效果的拘留和逮捕措施,在行动之初就应体现羁押必要性。     

公安机关留置盘问权的法律性质与完善路径探究

根据《人民警察法》的规定,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进行盘问、检查,以及带到公安机关继续盘问是人民警察的一项法定职权,这种职权具有行政性和司法性的双重属性,对被留置盘问人的人身具有强制性。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不当适用留置盘问措施的情况时有发生,不仅造成刑事司法程序与行政治安管理的衔接混乱,且存在侵害违法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的可能。明确留置盘问属于行政强制措施是完善此制度的前提,应当从立法角度对留置盘问的适用条件、期限、程序以及监管进行明确规定和完善,使公安机关在采取这种强制性手段时实现规范化和法治化。     

警察出庭作证问题之我见

在法庭审判过程中,负责侦破案件和实施鉴定的公安人员极少有出庭作证的,负责支持起诉的检察人员应该获得他们的继续支持和配合。为此,应建构现阶段我国警察出庭作证模式,使控辩双方拥有平等质证权利,遏制非法取证行为,从而提高诉讼的效率和质量。     

监察机关留置问题研究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留置完成了从党内措施到国家监察措施的转变,成为监察机关采取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性措施。留置措施适用程序,特别是提请留置的程序、决定程序、决定的人员和方式、通知家属的内容形式等一系列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明确。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检察机关对被留置的对象作何处理,包括先行拘留,再根据案件情况以及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决定采取何种刑事强制措施程序,也需要研究和明确。监察机关将调查的职务犯罪案件移送检察机关之后,检察机关如果认为有事实和证据需要补充核实的将案件退回监察机关,此时案件仍然处于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应关押在看守所不应退回到留置状态,不应转移至监察机关办案场所。     

刑事拘留条件质疑

刑事拘留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经常采用的一种剥夺人身自由的审前羁押措施 ,其条件、程序和期限都应该有严格的法律限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拘留 ,存在条件上的不合理性 ,成为了对任何犯罪嫌疑人都可适用的强制措施 ,导致刑事拘留在实践中的大量滥用。应进一步修改以完善刑事拘留条件。     

论刑事诉讼中审前羁押程序的规范路径

刑事诉讼中审前羁押措施的严厉性会使被羁押对象的人身自由受到较为严重的侵害。对审前羁押实施较大强度的法律管控是现代法治国家采用的通例。我国审前羁押先期刑罚的意味浓厚,法治化水平低下,司法审查与救济程序欠缺。在法治中国的视阈下,要通过转变司法理念,培养对法律的信仰,按照审前羁押的目的性、法定性、必要性、救济性等原则,以严格的司法审查、完善的司法救济制度等来规范审前羁押制度,最终完成我国审前羁押程序的法治化进程。     

群体性事件警务处置中“慎用强制措施”原则研究

慎用强制措施原则的提出背景是我国当前群体性事件频发。在群体性事件警务处置中,应当坚持慎用强制措施特别是慎用逮捕等限制人身自由的羁押措施。结合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先进做法,在群体性事件处置中,应多采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逐步实现从＂羁押为主＂向＂保释为主羁押为辅＂的转变。同时,在群体性事件警务处置中,应当注意发挥调解、和解的功效,为群众提供一个正常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和社会冲突解决机制。     

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若干问题研究

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难一直是困扰刑事诉讼法的贯彻实施、困扰刑事审判方式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关键性因素。英美法系对抗式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理念应为我国所借鉴;构建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的理论;从立法与文化背景寻找我国证人出庭作证难的原因,应完善我国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略谈有关刑事拘留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刑事诉讼中的拘留,是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对于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在遇有法定的紧急情况下依法采取的临时剥夺其人身自由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拘留的条件和期限作了很大的修改,使这种强制措施发挥了打击犯罪,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的作用。但是,仍然不能完全满足办案的实际需要,仍存着需要完善的地方。笔者此文中讨论其中三个较为明显的问题。     

论警察出庭作证制度

由于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诉讼结构的制约及缺乏法律规定,我国尚未建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为维护司法程序公正,提高诉讼效率,抑制警察非法取证行为,有必要建立完善该制度。可从把握作证范围、完善立法、保持理性等方面构建。     

刑事强制措施是对已有证据的惩罚

本文着重从法理的层面探讨刑事强制措施产生的重要依据，认为刑事强制措施是对已有证据所证明的对于关系人不利事实的一种相应惩罚，这种惩罚发生在司法侦查阶段。全面正确地认识刑事强制措施的性质、依据和目的之间的关系，承认刑事强制措施的惩罚性质能够为我国的立法实践和法制建设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     

试论鉴定人出庭质证制度的法理价值——以刑事司法为视角

200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出台,这是我国司法鉴定领域里程碑式的大事件。在这一文件中,规定了司法鉴定人应当出庭的情形。本文从国外实践情况入手,分析了鉴定人出庭质证制度的实体价值和程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