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安全秩序变迁与中国的地区战略选择

冷战结束后,东亚安全秩序经历了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从美国强化日美同盟,牢牢掌握地区安全主导权的霸权秩序;转变为美国联盟体系依然占主导地位,但同时允许东亚地区合作兼容发展的复合秩序;再到2017年以来美国联盟体系转型且不断冲击东亚地区安全合作,从而形成竞争秩序。中国是东亚安全秩序变迁的直接推动者,通过管理中美关系,推动国际权力和平转移,重建地区国家政治信任,以新经济关系促进新安全关系,以及和平解决争端,塑造地区安全的多边治理框架,中国逐渐从权力、关系和治理三个维度建构自身的地区角色和地区战略。为了防止竞争性安全秩序进一步向对抗和冲突方向演变,中国应以维护地区秩序稳定为首要目标,在保持自身战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推动新安全格局的构建,并聚焦全球安全倡议的重点合作领域,拓展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的方式和路径,为推动东亚地区从竞争性秩序向包容性秩序的变迁而创造条件、积蓄能量。     

区域公共产品与明代东亚国际体系的变迁

在明代东亚体系中,作为核心国家的中国在"天下"观念的支配下,向地区供给了区域安全公共产品、区域贸易公共产品和区域文化公共产品,从而保障了区域安全、维护了区域贸易稳定和促进了区域共有文化交流。明代东亚地区公共产品并非始终是一种所谓弱需求与弱供给模式,根据明朝向区域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方式和水平的不同,明朝的东亚体系分为六个阶段,并因此构成了明代东亚体系内部的体系变迁。其中,区域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与国际体系结构之间的互动,以及区域公共产品自身性质两个层面构成了决定明代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变迁的因素。     

中美关系与东亚安全秩序:调整和变革

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安全的状态和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美关系所决定的。两国究竟以什么方式来处理各自的安全关注,以及如何在相互难以避免的潜在战略戒备与防范中依然保持合作,是稳定和发展东亚安全秩序的关键。东亚地区安全依然存在着诸多因素的困扰,例如,朝核问题与依然没有达成的朝鲜半岛     

多节点结构：东亚国际秩序的转型与“轴辐体系”的困境

战后美国在东亚地区建立的以双边主义为基础的安全同盟体系即"轴辐体系"是美国亚太政策的支柱,但在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这一体系正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冷战期间,双边主义的组织模式与东亚权力分配格局相吻合是"轴辐体系"有效运转的基石。冷战结束后,东亚权力分配格局向"多节点结构"转型,推动东亚国际秩序向多边主义导向的网络化方向发展。这使"轴辐体系"的双边主义组织模式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多边主义取向之间出现结构性错位,进一步凸显了"轴辐体系"的两大弊端即"残缺性"和"外部性"。对此,"轴辐体系"难以有效应对东亚面临的多元安全威胁,东亚的长期稳定仍需要建构一个与"多节点结构"相匹配的兼具"内生性"和"完整性"的区域秩序。     

美国主导下TPP的战略特点与中国的应对

在美国主导下的TPP谈判时有发展的情况下,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呈现出两个次地区独立展开、"跨地区"与本地区经济协作竞争的迹象。东亚经济合作范围虽扩大但发展方向不明。美国借助TPP的战略化特点创造出一种广域一体化(或宏地区主义)的新模式。它试图发挥国际经济机制(如TPP)与战略或安全问题的互动功能,开辟一条美国主导的东亚经济一体化道路。美国对中国加入TPP仅口头上表示欢迎,而中国目前选择暂不加入。中国应趁TPP谈判受阻,抓住机遇,作出次优选择。     

中国与东亚地区安全——以地区复合安全的"过程导向"为视角

鉴于中国和东亚地区日益上升的国际地位,双方在安全领域内的互动关系不仅在本地区,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与思考.国际关系研究已为此提供了几种关系模式,如中国中心的等级制,权力转移背景下的"安全困境",大国协调或共治,地区安全共同体等.上述看法都在某种程度上带有结构(结果)决定论的烙印,并不具有说服力.作者提出地区复合安全的"过程导向"的分析范式,即东亚安全是地区复合安全,在此背景下中国与东亚在安全领域的互动关系,其现状与发展趋势具有"过程导向"的根本特征.文章对ARF机制下中国的适应与"学习"及中国在朝核危机中的角色与作用两个案例的实证分析,显示出"过程导向"的现实意义.这不仅有利于塑造中国自身的安全,而且有利于重塑整个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秩序.     

日本因应美国战略东移的举措及其影响

从民主党鸠山内阁到自民党安倍内阁,日本对美国战略东移的因应,经历了一个调整、呼应、进而加以利用的过程,体现出较强的战略连续性,表明日本因应美国战略东移的基本思路是,在国际权力转移特别是东亚力量结构发生转变之际,对日美同盟关系进行再定义,重新确立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定位,寻求对东亚地区秩序的重塑发挥主导作用。     

东亚新形势下的两岸关系评析

两岸关系的发展演进根植于两岸利益结构和政策选择,但亦无法脱离国际格局和东亚形势的外在作用和影响。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地区形势经历了重大且深远的变化调整,中国大陆在地区经济加速整合的大背景下,发展步伐日益坚定,国际和地区影响力大幅提升,美国在全球实力相对下降的形势下重新调整战略部署,宣布“重返亚洲”,     

双边同盟体系制约下的东亚地区主义:困境与趋向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地区主义快速发展,但近年来美国不断强化其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制约了东亚认同意识的形成,解构着东亚地区主义的社会文化基础;阻碍地区共同目标的建立,影响着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层次及其机制化水平;造成东亚权力结构的对立,加剧了东亚国家间的互不信任,由此导致东亚地区主义发展陷入困境。由于地区内部驱动力不足以及域外因素美国势力的强力介入,东亚地区主义在地缘范围上将从"东亚"加快向"亚太"转移,在结构上将从多层次竞争性多边机制加快整合为统一的地区制度模式,在形式上将从松散模式向具有约束力的制度化方向转变。     

日本参加“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谈判的主要考虑及其影响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作为美国重返亚太地区的重要战略之一近年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日本作为东亚区域合作的重要国家在东亚区域合作政策上采取何种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日本大国外交的趋向。野田新内阁已经明确表示参加TPP谈判。日本热切参加TPP谈判的主要意图是重振日本经济,在地区问题上纠偏中美关系,制约中国在地区合作进程中的影响。参加谈判可能给日本国内政治带来分裂,也将对东亚地区合作进程带来影响。     

乔治·凯南与冷战时期美国的东亚政策

被称为"遏制之父"的美国著名"苏联通"乔治·凯南,在冷战初期美国政府制定东亚政策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这集中体现在美国对华政策与对日政策的调整与制定上。本文对凯南作为"苏联通"参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政策制定这一历史现象加以论述,以此分析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政策的某些特点,并对凯南有关中国与日本在国际舞台上实力地位的认识与判断进行一些思考。     

东亚秩序重组的特点及其挑战

2010年中国在东亚进入了战略挑战期。2011年挑战深化,形势严峻,其主要标志是美国宣布东亚是美国的战略重点,并在东亚发起了全面攻势和破坏性介入。东亚局势极速变化,秩序重组呈现四大特点:经济特性、权力特性、海洋特性和军事特性。中国只有充分认识东亚秩序演变的新特点、新挑战,调整思维,增强实力,优化战略,真正把战略重点放在东亚,主动创造战略机遇,加大战略运筹力度,强化地区塑造能力,主导机制化进程,解决以中国为核心的经济体系与以美国为核心的安全体系二元分离的倾向,才能推动地区秩序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安全公共产品供求矛盾与东亚安全困境

二战后,美国以建立双边同盟体系的方式向东亚地区供给安全公共产品,以此构筑了美国主导的东亚地区安全体系。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和中国的快速崛起,东亚力量结构加快调整,一方面使东亚国家对安全公共产品的需求不断上升,另一方面美国提供的安全公共产品因日益"私物化"而难以满足地区的安全需求,由此导致该地区安全产品的供求矛盾。安全产品的供求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中国作为地区大国,在满足地区安全需求和避免中美两种安全产品恶性竞争的基础上,应扮演东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供应者,既要向东亚提供新的安全观念,也要主导建立集体安全合作机制,以缓解地区安全困境,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联盟政治影响强制外交的效果——评《比铁板一块更糟糕:亚洲的联盟政治与强制外交问题》

联盟政治是当前国际安全领域的研究焦点,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者从联盟维持的动力、内部凝聚力、制度化程度、联盟内部管理等视角提供了许多新的见解,提升了联盟政治研究领域的理论化水平和现实相关性。在《比铁板一块更糟糕:亚洲的联盟政治与强制外交问题》一书中,柯庆生以联盟内部凝聚力为核心解释变量,探讨了联盟的内部关系对强制外交效果的影响,指出联盟内部缺乏团结和不协调会增加地区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导致现有冲突的升级和延续。借助大量的原始档案和相关研究,作者利用冷战时期的中苏同盟与美国主导的东亚联盟之间的互动来验证这一有悖常识的论断。尽管该书的案例分析侧重于冷战初期,但是为我们审视冷战时期的东亚国际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该书的研究问题和理论解释对理解当今东亚地区的国家关系特别是中国与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之间的互动也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日本参与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政策评析

长期以来,日本坚持参与关贸总协定和以后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谈判,不愿意参与地区优惠协定。但近年来日本开始改变政策,致力于与东亚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这一政策变化的原因主要有国际上被边缘化的压力,国内经济改革的期望,东亚政治战略考虑以及美国政策变化等。日本参与东亚自由贸易区的道路将极其困难,主要的阻力将来自于日本国内以及与东亚国家政治关系的困扰。     

东亚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统治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伴随着全球大规模的民主化运动 ,市民社会理论重新兴盛起来 ,市民社会运动也更多地出现并成为建立和重新整合现代民主社会的主要力量。然而 ,在东亚地区 ,由于其社会结构不同于西欧国家社会结构 ,因此其市民社会的出现与发展及其与政府的关系也不同于西欧社会典型意义上的市民社会 ,即不是市民社会导致了民主化 ,而很大程度上恰恰相反 ,是民主化或政治上的相对自由宽松导致了市民社会的出现和发展。并且 ,东亚市民社会与其政府的关系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相互协调的关系 ,这种关系显然有助于东亚国家社会的安定和逐步实现或完善其民主制度。     

中日竞争效应下的东亚地区主义

一直以来,东亚地区主义进程中的中日主导权之争被认为是阻碍东亚地区合作发展的原因之一。然而,东亚地区主义的历史表明,虽然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中日的地区主导权竞争不可避免;与此同时,由于两国在推动自由贸易与对亚洲国家发展援助等经济议题上具有利益一致性,双方的竞争不但不会"撕裂"东亚,反而会刺激东亚地区主义运动,促进多边合作的深化。因此,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与中日两国在第三国的民间合作的未来值得期待。即便如此,美国仍然是左右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重要变量,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行动随时可能会影响中日及整个东亚地区的合作。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演变：模式与过程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一直处于不断变迁的过程之中,并且在历史上呈现出三个截然不同的互动关系模式,新模式正在形成过程之中。国际体系因素和中国国内因素是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不断变迁的基本动力,而且两者是交织在一起的,共同充当国际关系变迁的动力。     

中国与东亚民主:历史的多种模式

一、建立理解东亚模式的知识系统要理解东亚民主的本质,就必须理解威权主义政府的本质。在当前的东亚地区,要认识民主面临的问题及其应对未来挑战的能力,必须充分考虑中国是该地区最大的国家,也是发展最快速、同时相对最成功的威权国家。中国带来的挑战不仅仅是外交政策     

东亚秩序的演进与中美规范竞合

<正>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金融危机后,东亚地区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一是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其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同时也提升了东亚地区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二是东亚不断发展的经济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