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障碍解析

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着从被边缘化到自边缘化的新问题。二元户籍制度及其导致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二元社会保障是农民工市民化受阻的根本原因。要逐步清除以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的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各种制度障碍,引导和帮助农民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诚信资本的提高,使农民工真正融入城镇社会,实现市民化。     

农民工流动对城乡关系发展的影响

农民工流动并形成规模宏大的潮流，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结果，也是长期城乡隔离体制与逐步生成的市场体制相互作用的产物。农民工流动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正面的作用，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从城乡关系发展角度看，农民工流动推动了户籍制度改革，动摇了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的根基；推动了生产要素和管理方式在城乡之间流动，有利于城乡统筹顺利进行；缩小了城乡差距，有利于缓和新时期城乡矛盾；提升了社会现代化水平，有利于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改革我国户籍制度实现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

户籍管理制度是我国一项很有特色的制度,它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及劳工关系的特点有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户籍制度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许多重大的调整,这些调整从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就目前而言,我国的户籍制度还存在很多弊端。对这些弊端的进一步调整和改革将促进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从而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实现社会的富裕和公正创造条件。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是基于乡城劳动力两阶段转移的“中国路径”而提出的理论命题和现实课题。城镇化进城中的农民工是一个逐步分化的过渡性群体,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不仅是一个在社会经济特征和个人特征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诸多显著不同的流动群体,而且也是最有市民化愿意和亟需市民化的群体。在受传统体制影响依然显著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着认识偏见、政策排斥、制度抑制和农民工自身素质低下等多重障碍。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分别从农民工的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城市融合三个进程环节着手。     

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性问题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已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议题,但制度缺失与制度不当同时并存,现行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以及落后的文化观念严重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基于此,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改进:一是破除户籍制度壁垒;二是深化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三是推进农民工城市与农村社会双保障体系的建立;四是完善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教育体系,为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又好又快地推进提供借鉴。     

农民工平等就业权法律保护研究

农民工就业权因户籍制度、劳动力二元市场、歧视农民工就业政策以及法律法规存在缺陷等而不平等,影响了农民、农村、城市的发展,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有必要对目前的户籍制度进行改革,完善就业权实体法和程序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强化就业权中政府责任,使农民工平等就业权落到实处.     

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体制性分割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劳动力市场的体制性分割,是我国现阶段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型态,其形成原因是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及其造成的二元结构。在这种分割的市场状态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许多障碍,消除这些障碍,加快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建设,是解决我国目前经济和社会领域诸多矛盾的关键。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一道全新命题。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明确"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呈现"三高三低"的特点。当前,新生代农民工仍是处于城市制度之外的社会群体,社会地位边缘化、居住边缘化、就业边缘化、经济地位边缘化。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比农民工问题更复杂,解决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也并非一朝一夕。政府应把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真正摆在议事日程,给予特殊关注,采取多种途径解决这一关系国家未来的大事。     

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是健康城市化的要求,也是社会全面进步的表现。由于社会资本缺失,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受到阻碍,进而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因此,必须增加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存量,加快各项制度创新步伐,为推进城市农民工的市民化铺平道路。     

我国农民工现象的制度分析

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过剩是一个普遍现象 ,而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特别是向城市转移是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的重要手段。但在我国 ,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采取了农民工这种扭曲的方式。农民工现象产生于我国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 ,而且这种现象还通过种种途径不断地自我强化 ,为我国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城市化进程设置了障碍。要通过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及加大农村的人力资本积累的方式来解决农民工身份与职业的冲突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     

关于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的对策建议

随着农村社会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由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而来的农民工群体日益增多。但是，由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形态转型任务尚未完成，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短期内难以被彻底打破，现行的城乡行政管理体制和户籍制度，成为阻止农民工自由合理有序流动的制度性障碍，社会经济和劳动关系立法明显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等深层次矛盾客观存在，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险状况乃至整个社会保障水平难以令人满意。     

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本文认为,目前官方的关于2009年城镇化水平达到47.6%的结论,只是一种表象,原因在于官方城镇人口统计中的农民工群体,其目前的生存状态无法与作为城市化主体的市民相称。农民工市民权的缺失表现为非正规工作、社会保障的有限性与不平等性、政治参与和利益代表不足、家庭分离的居住形式、平等教育权的缺失。文章从历史的视角考察了国家发展战略及其制度安排和结构性压力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影响,指出农民工市民化的出路在于外部"赋能"与自身"增能"。为此,需要:(1)国家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对农民工的市民化予以高度重视,对农民工的城市化进程、定位、路径安排等要有整体性的规划与布局,要将农民工看作是公民而不仅仅是城市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2)国家全面、系统地改革现行的社会政策体系,而不仅仅是考虑改革户籍制度甚至取消户籍制度本身;(3)让农民工获得足够的收入并拥有支付城市生活费用的能力,特别是组织能力和市场能力。     

从封闭到开放：农民工群体城市融入的社区治理创新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户籍制度下的社会排斥极大地影响着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与和谐社区建设的实施。社区作为城市空间的基本单元和重要组成部分，在顺应社会结构转型，促进社会融合，进而推进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以城市社区为突破日，以全体社区成员为导向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社区文化的融合与共享，创新开放型的社区管理理念，逐步消除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性排斥要素，促进他们的城市融入，最终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转变。     

新农村建设中的城市政府

新农村建设向城市政府职能转变与创新提出了新要求。在乡镇企业吸收农业劳动力作用日渐式微的背景下,城市已成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向。为此,城市政府需要制定非歧视性的就业政策以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按照比例原则制定城市管理政策以降低农民工的城市生活成本,构建社会政策体系以推进农民工公民权的获得,以及帮助农民工获得现代性。总之,城市政府要通过综合配套改革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城市政府的职能转变与创新,迫切需要各层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在制度、政策上给予支持与配合,以实现不同区域、不同层级政府间职能的有效衔接。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困境及路径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由于社会制度设计缺陷和农民工个体能力缺失等因素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市民化自觉意识缺乏群体,在融入城市和安守农村之间面临的尴尬境地。固化且备受争议的城乡二元结构短期内难以完全消除,应充分考虑农民工个体及家庭的特殊性,构建覆盖新生代农民工的"四条保障线",关注并发展惠及农民工家庭的农村社会"四条保障线",以"一体化"理念改善城乡就业环境。对当下化解新生代农民工"双重边缘化"危机,构建公平、正义、和谐社会必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风险

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是目前内蒙古牧区又好又快发展急需解决的一个难题。基于163份调查问卷分析,规避牧区转移劳动力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匮乏引发的就业风险,政府应强化就业职业培训,推行就业准入控制;完善信息服务体系,实时跟踪转移就业劳动力;实现转移劳动力失业保险与再就业的有机结合;建立牧区转移劳动力市民化制度。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信任流入地政府的影响研究

农民工已然成为我国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但由于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他们无法得到城市、农村两地政府的有效服务和管理,导致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感偏低。本文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8年12月在陕西省X市LH区对农民工进行实地调查所获得的数据,以政府信任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对西部农民工信任流入地政府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发现,高素质、年轻一代的农民工对流入地政府的信任感低;社会资本越丰富的农民工越信任流入地政府;政治活动参与意愿越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农民工则越不信任流入地政府。     

“农民工争夺战”能否改善“卖方”境遇

劳动力市场越来越成为"卖方市场",这是好事。但"卖方"要真正获得"要价"权,必须尽快摒弃畸形的农民工用工制度,让农民工享有产业工人的正当权益。更多的城市应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方便有相对稳定工作的农民工在城里落户,成为真正体面、有尊严的劳动者。若不能意识到这些,再激烈的"农民工争夺战"也只是低水平的"廉价劳动力争夺战"。     

农民工劳动供给行为变迁及其市场效应

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与改革开放初期进城打工的第一代农民工是两个存在诸多差异的亚群体。本文主要通过对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的特征及其劳动力供给的经济学分析,揭示世纪之交前后我国出现“民工潮”和“民工荒”的微观层面的原因,认为推进二元劳动力市场的一元化和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路所在。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权益保护

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的文化融合问题,附带利益的户籍制度是造成新生代农民工边缘生存困境的原因。要改革户籍制度,不断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新生代农民工做好教育、培训政策与就业政策扶持,保障他们的利益表达权,不断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权益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