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壮族刑事习惯法的辩证思考

在壮族历史法律文化的长河中,壮族刑事习惯法是壮族习惯法的重要内容,曾经是国家刑事制定法的重要补充。新中国成立之前,在壮族聚居区,壮族刑事习惯法长期以来是调控、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的习惯法,其财产刑的广泛适用,寻求与国家刑事制定法的结合,在今天仍然对处理民族刑事习惯法与国家刑事制定法的关系有着积极意义。     

试论国家制定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协调适用——以临夏回族自治州为例

少数民族习惯法在少数民族地区渗透于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其特有的方式调整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关系。这些习惯法有许多和国家制定法存在一定的冲突，但又有着国家制定法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如何发挥少数民族习惯法的作用，促进民族地区的社会和谐与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从国家制定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产生冲突的原因以及解决冲突的原则与措施等几个方面来阐述此问题。     

论我国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刑法的冲突及对策

我国少数民族众多,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自身族群文化相应的乡土性、生活性和稳定性极强的习惯法,具有多样性、特殊性、伦理性、稳定性、地域性、自觉性等特点。这些习惯法与我国现行刑法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在两种社会调控机制将长期并存的情况下,如何调适刑法和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冲突,增强民族地区刑事司法的可操作性就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应充分利用少数民族习惯法的价值,并注重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继承与改造,协调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冲突,实现二者互补和融合的良好状态。     

社会转型期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互补融合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国家制定法的有效补充,能够弥补国家制定法供给不足的情况,也能满足少数民族地区对于社会规则的需要。在社会转型期,通过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互补融合,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国家制定法对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指导作用,同时也可以在法律实践中充分考虑到少数民族习惯法中一些优秀的做法,符合少数民族人民的习惯与风俗,从而满足社会各方面利益的需求。     

刑事习惯法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冲突及解决

刑事习惯法作为一种"活的法",虽然在整个刑法学知识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但在现实生活中真实地、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在少数民族地区体现得尤为突出。刑事习惯法与罪刑法定原则、平等适用刑法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等基本原则存在冲突,应着力发掘刑事习惯法与刑法基本原则内在的一致性,以寻求良性互动的路径。     

和谐社会语境下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耦合理论——以黔东南地区为视角

黔东南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等特殊背景,产生了与此相适应的习惯法,它与国家法同样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但同时又有冲突之处。在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前提下,整合国家法与习惯法两种不同纠纷解决机制,直接关系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通过分析少数民族习惯法和国家法冲突,找到二者之间耦合点,国家法和少数民族习惯法在法治社会中发挥最大调整作用。     

少数民族地区民族习惯法的民事司法适用探析

少数民族习惯法作为中国习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少数民族地区民族习惯法的民事司法适用存在有效导入路径缺乏、自身的局限性和法官适用民族习惯法的意识有待加强等方面的困境。民族地区应通过引入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判例制度、变通适用少数民族习惯法,增强少数民族地区法官适用民族习惯法的意识等方面的措施,为少数民族习惯法在民事司法中的适用提供保障。     

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依存和冲突--少数民族地区法律多元个案透视

法律多元将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存在的现象 ,该现象主要围绕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两者的关系而表现出来。在不同表现形式中 ,两者表现出既依存又冲突的关系。因此 ,在少数民族地区法治建设进程中对两者不应简单取舍 ,国家法必须给少数民族习惯法留出一定空间 ,让少数民族习惯法通过不同途径得以实现。     

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关系研究

民族习惯法体现了一个民族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与其所蕴含的民族伦理道德是相通的,因此国家制定法中关于民族习惯法的规定较多地体现出来。在当前推进依法治国和实现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有必要对少数民族习惯法予以足够的重视与关注。     

刑事和解在民族地区农村的提倡——民族地区农村刑事法治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民族地区农村的“熟人社会”特点，使人们更愿意选择和解方式解决刑事纠纷。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相对落后，使和解方式解决刑事纠纷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民族地区农村具备较为合适的调停人，更有利于刑事和解协议的达成与执行。民族地区农村刑事纠纷的民族性、伦理性、轻微性以及加害人与受害人关系的紧密性特点，使之更适宜以和解方式解决，并为纠纷解决提供了有利条件。以和解方式解决民族地区农村的刑事纠纷也是调适国家法与民阀法关系的重要途径。     

契约视角下的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为特征的纠纷解决方式,旨在被害人获得损害赔偿,犯罪人获得宽恕谅解,社会秩序得到恢复。刑事和解的本质是刑事法领域中的契约关系,鉴于刑事法的内在特性,需要对刑事和解进行理性定位和科学设计。     

刑法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

刑法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的关系 ,直接关系到刑法因果关系在刑法体系中的正确定位。刑法因果关系本身并不直接说明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大小 ,而是存在一种影响刑事责任的具体的运行机制 ,从刑事责任的功能以及刑法因果关系在实践中的运行角度看 ,刑法因果关系通过其运行机制 ,对刑事责任的质与量都提供客观基础     

论民众刑法情绪的倾向

民众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事法治环境尤其是典型刑事司法案件等现实层面的感受往往通过刑法情绪释放出来。民众刑法情绪是衡量刑法认同和刑法信仰程度的重要心理暗示。受"杀人偿命"等传统刑法观、现代仇恨犯罪理念、刑罚效果不彰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不力等因素影响,民众刑法情绪会流露出恶性倾向,但亦有培养民众良性刑法情绪的现实土壤。民众良性刑法情绪的养成则助益于刑事政策贯彻、刑事司法运行、刑法社会效力的彰显、理性刑罚观和犯罪论的培养和刑法情怀的塑造。     

西原春夫“国民欲求”概念之展开——兼论其对我国刑事法治的指引作用

日本著名的刑法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西原春夫先生在其《刑法的根基与哲学》中，通过对以欲求为中心的人类行为科学的探讨，将刑法的根基归结为“国民的欲求”。“国民欲求”的特征在于其道德性和个人法益保护性．所以对其认定是一种相对主义的价值判断。作为刑法根基的“国民欲求”必然对刑事法治起到很大的指引作用。     

刑事和解罪刑均衡问题探析——以刑事责任为视角

刑事和解同罪刑均衡原则的契合问题离不开责任理论的展开与探讨,现代刑事法治所提倡的责任多元化被刑事和解积极引入并充分发挥。但是,责任理论本身的拓展仍不能回避关于责任的来源、归责、裁量等具体问题的考察与追问,刑事和解在这些方面碰到的固有问题还需得到进一步的解决。     

严密金融犯罪刑事法网的学理分析

各国金融刑事立法通过使用堵截构成要件、弹性构成要件、犯罪处罚早期化、增补新罪和提高法定刑等方式严密刑事法网。严密刑事法网利于强化刑法的不可避免性,但容易与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谦抑性产生冲突,从而淡化对个人权益的保障。     

我国犯罪预备处罚原则反思

我国刑事责任评价的时间起点是犯罪的预备行为。我国刑法以处罚预备犯为原则,有助于严密刑事法网,将犯罪遏制在萌芽阶段,充分发挥刑法预防功能,但其与现行的犯罪构成理论相矛盾,与刑法谦抑精神相违,缺乏实践操作性。刑法第22 条已经名存实亡,成为一种无意义的重复规定,建议修改刑法时予以删除,同时将一些严重犯罪的预备行为规定为独立罪名。     

刑事法治:形式与实质之间——评刘艳红教授《实质刑法观》

我国刑事法治基本模式是形式的还是实质的,对此问题的回答形成了新一轮的刑法学派之争。《实质刑法观》作为首部回应这一争论的著作,通过对刑法中所有基本问题在法律形式与实质理性对立统一层面上的分析,认为应构建包容性刑事法治国。全书形而上地论述了为何要主张实质刑法观这一核心问题,为刑法发展提供了一条可由之路。     

大陆法系刑事反诉制度及我国刑事反诉制度构建

刑事反诉制度在大陆法系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诉讼法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规定,尤以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规定最为明确具体。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刑事反诉制度,但利用率极低,应立法明确刑事反诉,并对刑事反诉的条件作出严格限定,同时明确刑事反诉的相关程序。     

拨开我国刑法解释范式的迷雾——以刑法解释目标为向度

刑法解释无疑是构建现代法治的重要题域。但现行刑法解释体制的架构与实际运作因欠缺科学性而亟待重构。刑法解释目标作为探寻适用于刑法解释的最小公分母而对刑法解释权的配置具有"元意义"。以科学的客观解释论为基底,同时兼顾现有体制,主张由最高人民法院独享原本的司法解释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保有消极的立法解释权,即只能裁决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请的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的异议,另外赋予办案法官一定的刑法解释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