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精神与公共行政价值的重塑——解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

作为新公共行政的代表人物,弗雷德里克森主张一种更加具有公共精神的公共行政理论。效率和政治回应性是行政价值的两端,过多重视效率会带来回应性的缺失。与政治回应性同一端的公共行政价值注重公共行政的公正与社会公平,强调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管理。解读《公共行政的精神》一书,可发现弗雷德里克森如何重塑公共行政价值。     

公共性、社会公平与公民精神——评析《公共行政的精神》

弗雷德里克森在《公共行政的精神》一书中,对公共行政公共性、社会公平、公民精神进行了价值倡导,认为公共行政要信奉与致力于实现社会公平的价值,强调公民对社会公共事物的参与,指出了公共行政精神是与爱国主义、乐善好施的公民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其在书中所表达的通过公共行政的政治化来建立强有力政府的思想,通过社会公平复合理论实现社会公平的模糊性以及对公共行政人员自由裁量权的过分倡导也应引起我们的反思。     

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思想的价值与启示

弗雷德里克森是美国著名的公共行政学者,也是新公共行政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对公共行政中的社会公平现象十分重视,提出公共行政正义观,促使“社会公平成为公共行政的精神”.中国政府当前需要解决的是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的问题,行政改革作为公共行政运行的重要环节,把增进社会公平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对于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公民精神与公共行政

公民精神实质上就是公民对公共事务所持有的价值与信念,充满活力的公民和有效的公共行政是相辅相成的。公民精神在推动和促进政府“善治”、民主行政、社会正义、公共责任和公共利益等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思想的价值与启示

弗雷德里克森是美国著名的公共行政学者,也是新公共行政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对公共行政中的社会公平现象十分重视,提出公共行政正义观,促使"社会公平成为公共行政的精神"。中国政府当前需要解决的是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的问题,行政改革作为公共行政运行的重要环节,把增进社会公平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对于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转型时期公共行政精神的嬗变与重塑

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来审视、评判和重塑公共行政精神,有利于引导整个行政体系作出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本质要求的系统变革,增强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基础.与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本质要求相适应,公共行政精神应当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者互动关系的全新视角来重新加以建塑.就中国的特殊行政生态而言,应着力催生具有民主取向、法理取向、服务取向、多元治理取向、公平取向的公共行政精神.     

科学事务的民主参与：欧洲共识会议

近些年来,公共政策制定领域中的公民参与问题,已成为一个热点话题。有学者认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是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与公民的民主权利的具体体现,在新形势下也是推进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公共决策     

公共行政的内涵

公共行政是指政府处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的管理活动。公共行政包括“公共”和“行政”两个方面。行政是“公共的”,是公共权力机构整合社会资源、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实现公共利益、处理公共事务而进行的管理活动。“公共”的内涵包括七个方面:一是公共权力。行政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为人民服务并受人民的监督。政府公共权力行使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行政机关的行为“越权无效”。二是公共需要与公共利益。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实现公共利益,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和体现。三是社会资源。包括公共资源和民间资源两种。政…     

论我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及其治理

在世界范围内 ,建立在韦伯官僚制度下的传统公共行政出现了合法性危机。我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表现为以官僚体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府行政效率低下、行政行为成本高而透明度低、公共行政目标缺少战略思维、公共行政产出无标准、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产生这些危机的根源主要由于公共行政思想在本土化、行政体制的形成和改革过程中的偏差而引发的。治理我国公共行政的危机主要包括完善官僚体制、推进政府“合法化”和推行“法治之治”等路径     

"公共性"视阈下的警察公共行政

20世纪70年代相继兴起的“新公共行政”运动和“新公共管理”思潮对管理行政的价值中立提出了批评,各国的警察体制也随之开始了不同程度的职能改造。我国警察的公共行政在新时期也面临着双重的任务:一方面需要明确警察公共行政的角色定位,另一方面又要超越官僚制的形式合理性和工具理性特征,一切以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出发,以服务群众、使群众满意为目的,为社会和人民提供满意的公共安全产品。21世纪警察机关“服务行政”的核心就是公共利益,所突显的是警察行政的“公共性”。     

回归公共行政的本质——论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

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体现了人们对更高政府绩效的不懈追求。但管理主义本身也存在诸多缺陷,新公共管理延续了公共行政中管理主义的主导取向并不能有效解决原有的问题。推动改革继续前进需要回归公共行政的民主宪政本质。     

建构公共共同体:公共行政学合法性争论及其未来北大核心CSSCI

有关公共行政学的学科合法性危机,过往研究往往集中于讨论不同学派的对立与争鸣,其中暗涵了合法性危机的产生源于多学派对立而不能形成统一学科范式的逻辑预设。事实上,公共行政学作为与现实行政紧密相连的实践学科,其合法性危机由政府合法性、学科合法性、以及知识对实践指导的合法性三部分的危机所组成。合法性危机的形成并不在于学科内部内纷繁复杂的学派,而在于没有任何一个学派可以自洽地解释行政行为并对行政实践提出具有规范意义的指导,从而使公民满意。公共行政学中的管理主义、宪政主义以及公民参与理论对于提高公共行政学合法性进行了不同尝试,但都存在逻辑悖论。在思想和实践层面建构公共共同体,是提高公共行政学合法性的可行路径,而这也是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给予的启示。     

新公共服务理论内涵与启示

新公共服务理论对公共管理理论有很重要的影响,不同于传统公共管理与新公共管理的思想。新公共服务更加强调公民权与公民精神的培养,通过共同治理社会完成公共利益的过程,可以培育更具有责任心的公民精神。多渠道的公民参与方式以及政府的积极回应,在互动的社会治理过程中完成民主价值的实现。在对比传统公共行政行政人、新公共管理的经济人、新公共服务重视公民权与服务精神之后,重视公共服务意识、重视公民权与公共利益、公民参与本身的民主价值是对我国公共管理有益的启示。     

社会资本视阈中的公共精神：缺失与培育

公共精神是一项重要的认知型社会资本,是政治发展重要的心理基础。现阶段,公共精神在我国还比较欠缺,引起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我国社会结构的“特殊化”倾向、公民社团发展的滞后以及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因此,我们要通过深入开展多样化的公民教育、大力加强公民社会的建设和积极推进传统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来培育公共精神,为我国政治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持性力量。     

契约精神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功能和作用

契约精神是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渐成熟起来的，契约精神打破了传统中国建立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人伦社会，其现代性意义不仅在于它以经济契约手段和法律契约形式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它作为“公共精神”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分离的现代公民社会，符合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市场化、法治化、现代化特点。     

公共权力运用的利益诉求分析

公共权力的运用诉求的是公共利益,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既存在统一,但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公共利益的本质属性在于它的“公共性”,这是其与私人利益的根本区别。任何将公共权力“私有化”的行为都是对它所代表的公共利益的否定。只有充分尊重和体现公共行政中的各方的利益要求,并以科学的制度构建促使各方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妥协”———这才是实现公共利益的关键所在。     

基于公共行政理念的政府公共关系发展历程探析

在公共行政的历史长河中,政府公共关系是一个新生的事物,它伴随着公共行政的发展而发展,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阶段、正统公共行政阶段、新公共行政阶段和新公共管理阶段。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政府公关的意识已经初步确立并日益得到强化,将来会得到更快的发展。     

对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变革趋向的分析

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在对传统官僚行政的变革中,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行政两种理论分别从管理与治理两个方面对传统官僚行政的组织管理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做出理论上的扬弃,从而导致管理主义与治理主义之争。其实管理与治理对于变革中的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实现管理与治理的统一是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变革的基本趋向。     

论公共行政价值对合法性的回应

19世纪末20世纪初，官僚制成为现代组织的基本形态，“效率”是公共行政组织的核心价值目标。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节奏日益加快，传统的官僚制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新公共管理”强调的分权、市场化、引入竞争部分地解决了政府的效率问题，但却没有解决人们对“公平”、“正义”强烈的需要，“新公共行政”提出政府在追求经济、效率之外，还应把正义作为公共行政的首要目标。公共行政价值的嬗变实质上是对合法性要求的一种回应。     

论公民对公共行政的参与:价值、形式与保障

20世纪70年代,民主渗透到行政领域,集中表现为公民对公共行政的直接参与,它有效弥补了自由主义民主建制合法性的流失。公民参与公共行政大致有四种实现形式,而实现的程度有赖于组织、精神、环境等因素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