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不作为的构成与防治

侦查不作为与我国现行诉讼程序结构有直接的关系:"侦查中心主义"和封闭式诉讼程序结构致使侦查机关权力过大,缺乏外部的监督和制约。立法及诉讼理论对侦查权的性质定位不明是导致或诱发侦查不作为的深层原因。矫治侦查不作为可以通过行政、诉讼和检察监督手段,但这些手段都存在各自的局限。应当在确立多种防治方案以应纷繁复杂实践之需的同时,重点发挥检察机关的作用,将侦查行为规制纳入警检关系调整框架下,通过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参与引导,同步监督和制约侦查活动。     

检察引导侦查与公诉引导侦查合理性辨析

作为取证引导机制改革的不同模式,检察引导侦查与公诉引导侦查在改革目标和实施体系等诸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性,两者不宜混同使用.旨在强化法律监督的检察引导侦查,其引导模式与法律监督的属性互为冲突,难以实现侦查监督与服务公诉之双重目的.以提高公诉质量和效率为目的的公诉引导侦查不同于我国“严打”时期的联合办案,并不违背当前刑事司法改革理念,其更注重我国侦查实践中具体问题的解决而不失为现实条件约束下提高侦查取证质量的一种相对合理的路径和方法.     

检察引导侦查取证程序构建

检察引导侦查取证将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事后的、静态的法律监督变为同步的、动态的监督。其宗旨在于监督侦查机关取证的合法性 ,因此必须有一定的程序对此加以规范。检察机关应建立引导侦查取证机构 ,明确其介入侦查的时间、方式 ,确立引导侦查取证的案件范围。     

论日本的侦查制度

侦查是指侦查机关围绕犯罪行为收集证据确定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日本的侦查主体有检察官、检察事务官、司法警察职员。文章介绍了日本的侦查程序、方法和其五个主要原则。     

公安机关重大疑难案件侦查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和建议的制度建构——基于W市Q区检察院审查批捕数据的实证分析

公安机关重大疑难案件侦查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和建议制度是检察引导侦查的刑事司法制度。从实践中刑事案件审查逮捕环节看,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法律依据不明、提前介入不及时、引导权责不清、检察机关内部衔接不畅、公安机关存在依赖心理等问题。为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强化检察监督权,加强对刑事案件侦查活动监督,从而提升检察机关在庭审环节的公诉应诉能力,建议对重大疑难案件公安机关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和建议制度进行系统构架,明确制度启动的法定程序、适用的刑事案件类型,并将制度的实施主体设定为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和公诉两个部门,细化"意见"、"建议"内容,从而规范制度的实施方式。为了保障该制度的实施,建议设立驻派出所检察室、建立考核奖惩机制、将侦查行为纳入庭审评价体系。     

侦查措施的重新审视

现代社会已经具有了风险社会的特征。措施单元的一体作用,决定了侦查活动的态势和轨迹;侦查措施运演过程的"接触式"特点,决定了措施运演后果的"双刃剑"作用;侦查措施的运演环境决定了其运行的区间和边界;坚持以"合法+合理"原则运演侦查措施,可以避免滋生风险;侦查主体应当高度关注"被关注"带来的风险,应当提高风险滋生的预见能力和风险升级的预防能力。     

“媒体侦查”的法律属性与功能

媒体运用自身的"侦查"力量引导社会公众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既是媒体的社会义务,也是公开公正的现代司法理念的应有之义。针对现行法律对侦查程序的设置存在的疏漏,实有必要规定媒体的调查取证与采访行为,避免其与侦查机关并行时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以充分发挥"媒体侦查"的功能。     

从侦查实务视角看我国的侦查模式

侦查模式是侦查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稳定运行过程。对其运行过程进行探讨，有助于丰富和完善侦查模式，进而对侦查实践发挥更好的指导作用。对侦查模式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控、辩、审三方在侦查程序中的力量分配，而应着力引导侦查走向更深、更细致的理想空间。     

大数据时代“数据信息引导侦查”模式研究

"数据信息引导侦查"模式是"信息引导侦查"模式在大数据时代的创新产物,具有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但是,"数据信息引导侦查"模式具有典型的双面性,需要明确合法性、及时性、准确性、适度性的原则。在实践架构中,"数据信息引导侦查"模式首先在共享层面要加快构建数据仓库,其次在分析层面要提升基于云计算的OLAP与数据挖掘技术,最后在制度层面要完善一体化机制、信息化主体、保密性制度。     

试析技术性侦查概念的内涵

科学侦查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技术性侦查。技术性侦查本质是一种以物证技术及信息为基础并以证据为中心的侦查方式。对技术性侦查的概念可从历史渊源、学理依据、诉讼法理以及实践依据四方面加以剖析。剖析技术性侦查的概念，有利于理解技术性侦查系统，促进技术性侦查理论的发展与实践。     

网络舆论监督对侦查活动的影响

网络舆论监督近年来悄然兴起,其监督层面涉及到社会生活领域的各方面。网络舆论监督在侦查活动中影响日渐增大,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监督力量,对于侦查活动公开化的进程有着巨大的影响,有助于提高侦查活动的程序正当性,防止和减少侦查活动中的失范行为;但由于网络舆论监督具有自发性,其尚缺乏合理有效的规范机制,如不进行合理引导,网络舆论监督的存在也有可能破坏侦查活动的独立性．成为一把双刃剑。     

检察侦查一体化机制的完善

检察侦查一体化指检察机关采取以侦查指挥中心为主要组织形式，以提办、交办、联合办、督办为主要办案方式，实行侦查活动统一组织指挥，案件线索统一管理和经营，侦查人才和技术装备统一调配使用，执法环境统一营造的侦查机制。完善检察侦查一体化机制，要建设侦查指挥中心，健全领导机制；同级检察院内部建立以侦查部门为主、其他业务部门为辅的协作机制；加强外部协作，构建侦查信息平台；实行案件线索科学评估，统一管理；重视侦查人才培养，提高整体侦查水平。     

我国侦查体制及其相关工作改革研究

针对我国侦查体制及其相关工作表现出的既不同于英美法系，又不同于大陆法系的鲜明特征，及其当前主要存在着的十二个方面的问题，我国诉讼法学界提出了侦检一体化、检察引导侦查、强制性侦查措施司法审查等改革观点。笔者提出的具体改革设想是：检查机关的侦查权交由公安机关行使：公安机关应对现有侦查队伍进行整合和整顿；据情实行一步式侦查或二步式侦查体制；侦查机关侦查的案件，都应当进行预审；实行侦查接受检察监督与司法审查相结合的制度；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羁押分流制度和超期羁押责任追究制度；建立一元鉴定体制     

论信息引导侦查

信息引导侦查是时代的命题。当社会从工业化向信息化演进之时,必须主动地利用信 息技术革命的成果。由于侦查与信息主导地位的嬗变,由于侦查工作的内在需求,要求在这一特殊的时代 必须走信息引导侦查之路。而要实现信息引导侦查,必须搭建网络化工作平台,必须开发各种应用系统和 数据库,必须全面搜集可资利用的信息,并对信息进行科学的整理、归类、存储、管理,实现信息资源的 共享,必须转变侦查观念,提高侦查主体素质,必须更新工作工具,改变工作环境,进行科学管理,充分 利用科技,必须对信息进行充分的利用,走数字化侦查之路。     

“侦查能力”初探

从学理上对"侦查能力"这一常用概念作出基本界定和深入探讨是必要的。"侦查能力"的涵义应从两个层面进行界定:宏观层面上的整体侦查能力、微观层面上的个体侦查能力。侦查能力由两个要素构成:主体要素、载体要素。侦查能力是特定主体通过一定载体体现出来的一种能力。侦查能力具有三个特征:综合性、实践性、专业性。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对侦查能力进行不同分类:整体侦查能力和个体侦查能力、侦查行为能力和侦查思维能力、现实侦查能力和潜在侦查能力。     

关于完善刑事诉讼中起诉引导侦查机制的研究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体系中,检察机关作为监督机关对于侦查活动的监督措施主要是采取事后制约,致使侦查活动得不到及时、科学、合理的监督指导,造成侦查资源浪费,侦查效率不高,侦查效果不佳。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修改后《律师法》的实施,建立起诉引导侦查机制成为近年来司法体制改革中检察制度改革热点问题之一,全国检察系统的公诉部门均处在积极的摸索和试行之中。值此刑事诉讼法修改之际,本文从建立和完善公诉引导侦查现状、意义、理论体系和法律基础以及应注意的几点问题入手,进行深入研究,意在为刑事诉讼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某些有价值的立法建议。     

论秘密侦查的存在基础

秘密侦查是我国侦查实践中一种功效卓著的特殊侦查手段,但由于人们认识上的误区,始终没有赋予这种手段以公正合理的地位。文章拟从学理依据及法治化前提的角度探讨秘密侦查措施存在的正当、合法性的基础。     

诱惑侦查合法性标准的反思与重构

诱惑侦查具有传统侦查手段不可比拟的优势,侦查机关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在使用,但是我国的法律对此却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因此,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始终受到质疑。理论界习惯于将诱惑侦查分为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和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借以认定诱惑侦查行为的合法性。但是这种"两分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很多缺陷。在对国外认定诱惑侦查合法性标准考察的基础上,认为我国立法和实务中应当以客观标准为主、主观标准为辅的综合审查法作为认定诱惑侦查合法性的标准。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机关的机遇、挑战和出路

监察体制改革将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整合至监察委员会,直接在体制层面带来检察职权的重新配置。对检察机关而言,这一权力调整将直接影响检察权力运行的方式和效果。侦查权的剥离将促使检察权向法律监督的司法本位回归,因而构成未来提升检察公信力的机遇;检察机关在监察体制改革中的挑战并非其侦查权的剥离,而是长期以来的侦查中心主义痼疾,监察体制改革有可能强化侦查中心主义的逻辑。为此,有必要确保监察体制改革在法治的轨道上展开,并利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驯化"侦查中心主义,才是未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出路。     

风险社会语境中的信息化侦查

我国社会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重要阶段,也在社会经济和制度转型的关键时期,风险无处不在。国家发展过程中不健全的体制带来了诸多难以调和的社会矛盾,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连年攀升,社会治安形势不容乐观。面对严峻的犯罪形势,人力密集型的传统侦查模式越来越显出弊端,侦查信息化为拓展侦查空间、改善侦查环境、变革侦查模式创造了良好的契机。在信息化背景下,更新侦查理念、拓宽侦查途径、创新侦查模式、提高侦查效率,已成为侦查工作创新和发展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