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中“情况说明”的属性、样态与规制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及人员制作使用情况说明的现象极为普遍,情况说明已经由法律解释取得了证据能力。但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未明确其证据属性,加之与直接言词原则相背离,致使情况说明长期以来为学界所诟病。法律解释中的情况说明面临着一些矛盾面向,司法实践中的情况说明也与立法存在相当的拉锯,这些无不使情况说明显示出多维复杂的样态。承认情况说明及其解释性规则的相对合理性,构建一种有限度的提供情况说明认识论,并共同规范其形式和内容、引入"看得见"的制作与使用机制、细化完善瑕疵证据合理解释条款,有助于在现行诉讼体制下对情况说明进行必要的规制。     

刑事案件中“情况说明”的证据学检视

"情况说明"目前还不是我国法定的证据种类,但"情况说明"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和适用,并对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判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非法定性和实践需要性导致"情况说明"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地位。其实,与案件事实没有相关性的"情况说明"不具有证据能力,而符合证据"三性"判断的"情况说明"才具有证据能力。具有证明作用的"情况说明"可以分为两类:有独立证明力的"情况说明"和有附属证明力的"情况说明"。"情况说明"归入法定证据种类,就应当适用相应的证据采信规则。除了适用证据规则予以规范"情况说明"的形式和实体内容,还要注重"情况说明"的适用符合诉讼程序相应规定,从而避免"情况说明"被滥用、错采的情形发生,促使"情况说明"的实际司法运用不仅具有实践合理性而且具有法理合理性。     

“办案情况说明”证据能力探讨

“办案情况说明”不是规范的专业术语，只是一种概括的说法。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应法院、检察院的要求，由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形形色色。并非所有的“办案情况说明”都具有证据性质。具有证据性质的“办案情况说明”可以分为三类：证据补充性“办案情况说明”、证明侦查行为合法的“办案情况说明”和直接对定罪量刑有影响的“办案情况说明”。各类“办案情况说明”的证据能力各不相同，应区别对待。当前，法庭采信部分“办案情况说明”存在现实弊端。     

刑事案件“情况说明”适用现状及其规范路径

刑事案件“情况说明”在刑事案卷中大量存在，但其证据地位尚不明确。本文对刑事案件“情况说明”从含义、特征、功能等三方面进行释义，结合对上海市某区公安分局案卷抽样统计，总结出刑事案件“情况说明”的适用现状及存在的弊端。通过对其所具有的合理性因素分析，从理论上对其证据学属性进行探析，从实务上构建规范路径，从而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及侦查改革的要求。     

“情况说明”的证据规范研究——兼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

"情况说明"是侦查人员对在执行侦查权过程中了解到的情况向起诉、审判机关提供的书面说明材料。由于我国立法对"情况说明"没有明确规定,这一证据形式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滥用之势并被赋予较高的证明力。因此应当区分情况,规范"情况说明"的适用范围,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以发挥其应有作用。     

刑事案件中的"情况说明"之我见——与黄维智博士商榷

大多数“情况说明”不能成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情况说明”不是鉴定结论、书证、勘查检验笔录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少数“情况说明”应归入证人证言,个别的可归入视听资料;一些“情况说明”有其存在的合理原因,能作为证据使用,但应该分门别类地加以规范,大量的＂情况说明＂没有存在的多大必要,应该严格限制使用。     

非法证据排除新发展下的控辩应对预判——以真实取向为视角

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不枉不纵"的刑事诉讼思想相一致,"真实取向"更多于"权利取向"。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辩方在获得机遇同时将面临更加强大的对手。"难以忍受的痛苦"的认定、侦查人员出庭、看守所外讯问的效力、重复性自白的认定、瑕疵证据的认定、《规定》外的违法取证、控辩双方沟通的时间点选择等方面在未来将是控辩双方面对的重点问题。法律解释能力、证据审查能力与询问辩论技巧是控辩双方需要把握的关键。     

刑事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审查及程序检视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鉴定制度做了一些修改,这些修改对于我国刑事诉讼中司法鉴定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明确了"鉴定意见"只是证据种类之一,对其的采信也应经由法庭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审查判断,其也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规则的限制,不具备法定条件的鉴定证据,都应当排除在法庭之外,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鉴定意见还应接受程序的检视,与其他的证据一起形成严密的证据锁链,最终达到法官的内心确信,进而保证案件的公正处理。     

偷拍偷录视听资料的证据资格合法性问题初探——以“卡兹诉合众国案”和“天津寇某某受贿案”为分析对象

1996年《刑事诉讼法》将视听资料纳入几大证据种类,在我国首创了独立于物证、书证以外的高科技证据种类划分制度。然而,在不断发展的司法规范进程中,视听资料证据的使用渐渐萌生出诸多问题。而被注上"非正常录音、拍摄"和偷拍偷录手段获得的视听资料,则其证据资格的法律规范是否完整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卡兹诉合众国案"和"天津寇某某受贿案"两个个案入手,将我国《刑事诉讼法》与《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及相关判例法从偷拍偷录视听资料证据资格合法性的主体、手段、罪名范围以及相关程序四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我国关于证明偷拍偷录视听资料合法性的开示程序是可选择性的,同时,在某些情况下收集该类证据存在侵犯公民隐私权的可能。     

新证据制度解读与侦查工作对策研究

以新《刑事诉讼法》确立和完善的证据制度和公安部修订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操作规则为依据，正确理解刑事诉讼中新的证据种类与内容，明确补充完善的收集各种证据的方法及审查、判断和运用证据的制度与规范。在新的证据制度条件下，研究侦查部门的工作对策，即要强化证据与程序意识，适应刑事诉讼从侦查向审判中心转移；重视实物证据，适应侦查模式从“供到证”到由“证到供”的转化；重建操作规则与考核制度，强化侦查办案在规范的基础上追求效率；强化预审职能与工作协同，调整警种分工；强化专业人才培训，提高运用证据制度办案的水平；加强人力物力，建立健全证据保全制度。     

诱惑侦查行为过限研究

诱惑侦查行为过限问题,包括诱惑方的行为过限和被诱惑方的行为过限。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通过隐匿身份的手段调取证据中诱使他人犯罪的行为予以禁止,人民法院可以通过非法证据排除来否定诱惑侦查过限行为取得证据的证据能力。综合对诱惑方的行为过限加重"犯意"的证据的排除规则和方式,能有效地反作用于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实施过程的监督和自我完善,促使侦查机关实施诱惑侦查过程中加强证据意识和防范自身行为过限加重犯罪嫌疑人的"犯意"。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明确规定"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对实施诱惑侦查的危险程度进行了严格限制,规范和指导了侦查机关实施诱惑侦查的过程。     

浅议我国刑事证据规则

刑事证据规则属于程序性规则,是规范刑事证据收集活动的准则。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证据的一般规则虽已作了原则性规定,但相关法律规定不完善,操作性不强,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做法对刑事诉讼中收集、采用、审查、认定和运用证据的一般方法进行研究、归纳和总结,以便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最大限度地保障司法公正。     

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兼论《刑事诉讼法》第52条的理解与适用

2012《刑事诉讼法》对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予以认可，从理论维度对传统的证据转换说予以否定，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应运而生。较证据转换说而言，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更符合立法原意，体现刑事法律的体系化，遵循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及诉讼效率的价值，对立法完善起着导向作用。有效衔接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离不开司法人员合法、正当司法：明确行政证据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的重要性以及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     

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

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 ,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调整证据的收集、运用和判断的法律规范。刑事诉讼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犯罪性质、罪责轻重这些法律事实 ,必须依靠证据予以证实 ,因此 ,证据问题在刑事诉讼中占据核心的地位 ,刑事诉讼活动实际上就是围绕证据的收集和运用进行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42条、第 47条、第 1 5 7条等规定 :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 ,必须经过法庭调查核实 ,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相对原刑事诉讼法来讲 ,其主要内容之一是改革了庭审方式 ,在证…     

论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证据裁判原则精神的延展

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证据制度的基石,是法治国家刑事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的核心原则,也是以审判为中心司法改革的必然要求。2013年《刑事诉讼法》尽管没有明确"证据裁判"原则,但是,"证据裁判"之原则精神和理念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并且较旧法有所拓展和加强,有利于防止冤案错案,也有利于提高司法裁判的权威,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体现。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背景下,考察证据裁判原则的缘起与嬗变,探索其内涵与本质,并进一步解析证据裁判原则精神在立法修正中的延展和缺失,认清证据裁判原则的立法趋势,对新《刑事诉讼法》之顺利实施大有裨益。     

论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

《刑事诉讼法》第54条、《监察法》第33条对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但是随着纪检监察机关办理案件进入刑事司法程序,一些基础性、制度性问题凸显。为了顺利解决监察证据与刑事司法衔接问题,首先需要准确界定监察证据的概念和类型,其次需要正确解读《刑事诉讼法》和《监察法》的立法目的、立法内容。必须指出的是,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解决的只是证据准入问题并不是证据证明力的问题,因此,可以通过提高审查证据的办法来保障监察证据的规范调取、正确使用。     

监察证据适用非法证据排除：前提条件、现实困境及对策建议

2018年《监察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了监察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转化机制,赋予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为保障监察证据的合法性,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适用非法证据排除有着重要的功能和价值意义。然而,因立法规定不明确和实践运用不协调,导致监察证据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存在困境。如两法规定的监察证据与刑事证据种类不一致,两法在具体的取证程序方面存在区别,监察程序中缺乏证明非法取证的手段以及在实践中可能存在监察证据排除难的问题。对此,为构建和完善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需要完善两法关于监察证据的规定,明确非法监察证据的内涵和范围,新增非法监察证据的证明手段和贯彻以审判为中心的基本指导理念,以保障职务犯罪案件的质量。     

公安机关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实现路径管窥

公安机关既是行政执法机关,同时也被赋予刑事侦查职能。新《刑事诉讼法》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这为行政证据司法化提供了依据,同时也给公安机关执法取证工作提出了挑战。实践中,因公安机关采用不当手段或违反法定程序非法取证,导致可能转化为刑事证据的行政证据能力降低,甚至丧失。因此,需要以规范公安机关执法取证行为为基点,提升行政证据司法化的效率。     

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几点构想

刑事诉讼证据是刑事诉讼工作赖以开展的物质基础,它是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决定了我国公、检、法三机关的办案人员能否准确、及时地揭露犯罪,惩罚罪犯和保护无辜公民不受刑事责任的追究。然而,我国1980年1月1日施行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充分体现出刑事诉讼证据应有的份量,仅有七个条文规定了证据,且大多数条文又很简约,操作性不强,这些条文现已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诉讼工作的实际需要,更何况很多     

刑事电子证据的收集与运用问题研究

刑事电子证据作为证据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已被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图际组织认可。我国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和《关于检察机关侦查工作贯彻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等法律文件中都有对刑事电子证据的规定。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为刑事案件中的电子证据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我国的电子证据制度还处于初始阶段，对电子证据的法律定位、电子证据的收集、电子证据的运用等缺乏系统规定，应从这几个方面对我国刑事电子证据制度加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