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若干构想

在西方法治国家,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十分普遍的现象。由于我国的法律传统、诉讼观念、文化背景的影响,相关配套法律规定的缺失和实践中的诸多问题,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基本理论入手,在对《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     

构建完善的证据排除与认定规则——《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解读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与《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作出了系统的补充。准确理解两规则构建的证据排除和认定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电子证据的搜查扣押措施研究

搜查扣押电子证据对侦破计算机、网络相关犯罪起重要作用,它比搜查扣押传统物证书证更加复杂,遵从的是非传统的方法,需要面对许多新的法律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欧洲委员会《关于网络犯罪的公约》规定了搜查扣押已存储的计算机数据措施,美国等国家制定了相应的刑事程序立法,我国的刑事程序法律中也有相关的规定。比较这些搜查扣押电子证据立法规定的优劣,对完善我国电子证据的搜查扣押措施有重要意义。     

构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为契机

我国2010年公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和2011年8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基本确定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此规定与我国司法实践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和西方法治国家的先进制度还有一定差距.如我国法律规定的非法获取言词证据的手段过于简单、缺乏对搜查扣押的司法监督措施、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监督非法取证行为的障碍重重.为构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中的“强迫”列入非法获取言词证据的手段,由检察机关签发搜查令和扣押令,在易发生非法取证的侦查阶段引入律师介入程序     

构建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关于办理刑事案件非法证据排除若干问题的规定》解读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需要和必然产物。该《规定》构建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适用程序,奠定了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基础。《规定》对“非法证据”进行了界定、规定了审查程序的启动、举证责任的分配、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等具体制度。我国的检察机关在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论我国刑事电子证据制度的完善方向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电子证据悄然走进刑事诉讼领域。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虽然已对刑事电子证据制度作出了初步规定,但是这些规定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文章从电子证据的归属、收集和证明力等方面论述了我国刑事电子证据制度的完善方向。     

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探析

证据规则是否健全是体现一个国家诉讼制度民主、法治程度的重要标志。改革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重大成就。必将在我国民主与法治的历史上记下重重的一笔。司法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主观臆断,不搞逼供信。才能弄清案件的事实真相,做出正确的处理,实现司法公正,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2010年7月1日起实施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与《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两个《规定》）,对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保障被告人权利有着重大意义。两个证据规定加强了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强化了对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保障。其体现的证据规则必将写入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确保司法机关办案质量、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公安执法中被虚置的成因及对策

非法证据的排除是目前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普遍关注的热点，尤其是2010年7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制定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而公安机关是刑事执法的证据收集者，研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公安执法中的适用问题，对推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贯彻实施与在立法上的进一步完善，遏制公安机关的刑事非法取证行为具有十分深远的现实意义。     

浅谈我国刑事辩方证据展示制度的构建——以修改后律师法的实施为契机

1996年刑事诉讼法引入了对抗制庭审模式,基本上承认了检察机关的证据展示,这对解决我国司法实践中律师阅卷难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我国法律对辩护方应向控方展示的证据未作任何规定,这与世界各国刑事证据展示的双向性原则极不相符.建议设立我国刑事辩方证据展示制度,从辩方证据展示的范围、时间和地点、程序及辩方不展示相关证据的后果等方面加以规定,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助益.     

电子证据的收集程序研究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电子证据悄然走进刑事诉讼领域。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虽然已对刑事电子证据制度作出了初步规定 ,但是这些规定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因此 ,从电子证据的内涵出发 ,完善电子证据收集程序是我国刑事电子证据制度研究的重要方向     

论刑事庭审模式改革对证据制度的要求

修正后的刑诉法确立了一种新的庭审模式,刑事庭审模式的改革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也暴露了一些问题与缺陷.西方国家刑事诉讼开庭审理中举证、质证方面的规定有很多合理、先进的内容.而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却没有吸收上述先进因素,研究以上合理内容,对于我们即将进行的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会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国刑事证据的分类标准及其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7类证据,其划分要素有二:一是证据材料发挥证明作用的方式;二是证据材料产生的时间。仅仅认为刑事诉讼法是按照证据材料的表现形式来分类的观点是片面的,这也导致了实务中困境不断。厘清证据种类的划分标准,才能准确定位刑事证据材料的类属,进而正确适用相应的证据规则,使其发挥应有的证明功能,实现案件的公正。     

刑事诉讼法修订对公诉的影响及对 策简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非法证据排除、简易程序适用两方面均有较大的改动，这些修订刑事诉讼活动带来了较大的变化，特别是对公诉活动影响较为明显，公诉部门应当抓住刑事诉讼法修订的契机，积极研究应对措施，确保刑事诉讼活动有条不紊的进行。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现状浅析

证据开示是英美刑事诉讼中的重要概念,我国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建立严格意义上的证据开示制度,但是已经将国外证据开示制度的一些合理、成熟的规定逐步运用到我国的刑事诉讼过程之中。我国现行证据开示相关规定存在一些问题及弊端,刑事诉讼立法迫切需要改变这一现状,确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证据开示制度。     

“光芒”还是“阴霾”:聚焦科技证据与《刑事诉讼法》修改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将技术侦查纳入刑事诉讼法、明确电子数据的法律地位、规范录音录像及其视频资料、将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等内容,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科技证据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广泛运用,有利于我国革除传统口供主义的弊端,促进正当法律程序改革,但同时也带来了人权保障方面的诸多难题。在将来的修正案中,有必要依据证明力上的关联性、证据能力上的容忍性等积极完善科技证据的收集、审查和质证机制,强化刑事司法机关的科技配置。     

犯罪心理测试结论及其证据属性

证据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等特征,鉴定结论属于证据的一种。理论和实践都证明犯罪心理测试结论也具有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等特征,因此,犯罪心理测试结论的属性是证据,且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七种证据形式之一的鉴定结论。当前我国犯罪心理测试制度存在不科学、不完善等问题,应从测试主体、测试程序、测试环境条件、测试方法和测试结论的审查等方面规范测试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对渎侦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刑事刑诉法修订是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重要补充和完善,一方面由于强制措施以及侦查手段的强化,进一步确保了渎职侵权犯罪侦查工作顺利开展,另一方面出于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非法证据的排除以及侦查程序的规范给渎侦工作又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渎职侵权检察部门应当积极有效地应对新刑诉法实施过程中对渎侦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与负面冲击。     

论技术侦察及获取证据的法律适用

技术侦察是 2 0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以及犯罪的智能化、隐秘化和组织化而出现。刑侦实践证明 ,运用技术侦察是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有效而且必要的手段。但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对技术侦察加以规定 ,因此对技术侦察手段及获取证据的合法性问题 ,诉讼法学界有不同的认识。根据《人民警察法》的规定 ,技术侦察的合法性是不容置疑的 ;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效益 ,更有效地发挥技术侦察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 ,立法应明确规定技术侦察是一种法定的侦查手段 ,并对其适用原则、条件和程度作出具体规定。     

职务犯罪侦查预防非法取证工作机制研究

司法实践中,之所以会出现职务犯罪刑事错案,其根源在于侦查阶段的非法取证。现行《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规范侦查取证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现行法律中关于职务犯罪侦查预防非法取证的构建规制不多,实践效果并不能尽如人意,制度规范的瑕疵给司法工作者带来了不少困扰。唯有从法律规范,取证观念、取证能力等方面不断完善预防非法取证工作机制,方能走出困境。     

公诉案件举证责任分配的误区与对策——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之评析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首次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我国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就公诉案件而言,如果片面地将该条文理解为人民检察院承担所有案件事实的举证责任将陷入认识误区。应该从举证责任性质以及待证事实分类两个方面去重新解读新刑诉法第四十九条的规范内容,并借助于适当配套机制去缓解实践中因举证责任分配所带来的证明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