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作证制度刍议

警察作证,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是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立法要求警察承担的一项义务,也是其司法实践中司空见惯的现实。在我国确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有利于法律的正确适用,有助于实现非法证据排除,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促使司法公平与公正,对于促进刑事诉讼构造重构也是有重要意义。但是,目前国内警察以证人身份出席法庭作证尚缺乏理论,观念等多方面的足够支撑。鉴于此,似乎可以从国外警察作证制度现状的观察入手,结合本国现状,在理论上探究其深层原因、论证确立警察作证制度的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当前构建警察作证制度的若干建议。     

隐蔽作证制度的理性建构北大核心

修改后刑诉法第六十二条首次以立法形式规定了隐蔽作证制度,以预防打击报复证人的事件发生,保证公民作证义务,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可以说,该制度是保护证人出庭作证的新探索,也是证人出庭的一种新方式,对解决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证人出庭作证率低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作为一项新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必然会遇到一些现实问题,因而有必要进行相应的研究与探讨。     

新刑事诉讼法中警察出庭作证制度之完善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首次规定了警察作证的条款,这可以说是一次里程碑性质的规定,也是我国刑诉讼法与世界刑诉法接轨的一种的标志,因为在外国刑诉法中警察出庭作证是一种司空见惯的行为,也是其应该承担的一项义务。虽然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警察出庭作证做出了规定,但是与外国关于警察出庭作证的规定相比,还存在不足,因此应在借鉴国外警察出庭作证相关规定的同时不断完善我国的警察出庭出证制度。     

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探析

在很多诉讼案件中,办案警察既是证据的收集者,也是重要的证人,警察出庭作证的合理性是十分肯定的.事实上,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将警察作证作为一种通行做法,我国在司法改革中与世界警察作证制度紧密接轨,在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对警察出庭作证做出了相关规定.本文对新刑事诉讼法的警察出庭作证新规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警察作证制度发展中的制约因素,并提出了完善对策,旨在促进我国警察出庭作证程序、体系的不断发展.     

警察作证制度探析

现代司法实践中，警察出庭作证支持公诉，并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询，在英美法系的国家中早已成为天经地义之事，而在我国，警察作为证人出现在法庭之上却实属罕见的事。本文认为，在我国的司法改革过程中警察作证制度的建立是建立公正、文明、科学的刑事司法制度的必然要求。那么我国的立法对警察作证的态度如何？我们又如何来构建我国警察作证体系呢？     

警察出庭作证制度与作证技巧

警察出庭作证支持公诉,同时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询,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立法要求警察承担的一项义务。然而,我国法律对此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警察出庭作证也罕见。随着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刑事诉讼逐步引入“当事入主义”对抗式庭审方式,警察出庭作证将成为一项诉讼制度。     

关于亲属作证问题的思考

亲情联系是人类最不可逃脱的联系,仅仅是在刑事诉讼法中设置一条亲属免于出庭作证的规定,而无其它配套措施的跟进,这样的规定实在是显得单薄,而且就这条规定本身来说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通过对刑事司法中亲属作证问题的调查,了解亲属作证在实务中操作的具体情况,结合不同身份人群对亲属作证义务的态度,全面分析现行法律中关于亲属作证问题的不足与缺失,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     

证人怠于出庭作证原因分析及对策

证人怠于出庭作证有立法上的缺陷、社会风气的影响以及自身方面的原因。为解决这一问题,在立法上,要求排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作证证人的证言笔录的法律效力,赋予询问通知书和出庭通知书以强制效力,规定拒绝作证特别是拒绝出庭作证是一种妨害刑事诉讼秩序的违法行为,并给予相应的法律制裁。在司法实践中要建立和完善对证人及其家属的保护制度和司法救济制度等相应的措施。     

警察应该出庭作证

刑事警察在英美法系国家普遍可以作为控方证人出庭作证,而大陆法系传统理论一般认为证人是专指向司法机关陈述所知案件情况且不具有其他诉讼身份的人员,因而主张主办案件的法官、检察官及协助其侦查犯罪的警察不得同时为证人。我国基本秉承了大陆法系关于证人的界定,所以普遍的观点是将证人和当事人、鉴定人、公安司法人员区别开来。现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质疑。那么,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警察究竟应否出庭作证,警察出庭作证存在哪些障碍,警察作证制度应如何构建呢?     

从司法实践角度审视刑事证人作证难问题

刑事案件取证难一直是困扰司法界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证人不愿作证、不敢作证、不出庭作证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经常所遇到的问题。据统计，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案件中存在明确证人的超过80％，然而真正出庭作证的却不到5％。不但证人出庭作证难，即便是向证人调取证言笔录，在司法实践中也常常遇到困难。证人作证难包括立法、证人自身、文化背景、经济利益等诸多方面的原因。这些原因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并不是一赣一夕可以解决的。在此，笔者仅仅想从司法实践的角度谈谈如何解决证人作证难的问题。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发挥政府的转移支付职能缩小贫富差距

贫困是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缩小贫富差距是各国政府都极其重视的问题,充分发挥政府转移支付的职能,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的、基本的方式之一。转型期我国的财力还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转移支付的效用最大化,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减少政府投资性支出,降低行政成本,向教育科技文化、公共卫生医疗、社保、农业等领域倾斜是唯一的选择。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定位——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实践中的新生事物。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应当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做出如下定位:一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外部监督;二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权力监督;三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事后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