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精英主导自治模式:历史逻辑与作用机制北大核心CSSCI

社区自治既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向,也是社会主义基层民主的生长点。社区自治存在着宏观环境的约束、组织和居民参与的不足、社会资本的缺失等问题和困境,现有研究主要从国家作用和治理结构等角度提出突破社区自治瓶颈的路径,对提高社区居民内部自治的主观能动性强调较少。社区精英是发挥社区自治能动性的重要领导力量,中国历史上古代社会乡村自治中乡绅主导自治的模式对于现代城市社区自治中社区精英主导自治模式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社区精英主要通过互惠机制、声望机制、信任机制、领导机制、规范机制等发挥自治能动作用。如何发现社区精英并促进社区精英发挥自治能动性是实现中国城市社区自治的重要途径和发展方向。     

论文化礼堂与农村社区治理功能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指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建构农村社区治理体系离不开农村文化的支撑。浙江文化礼堂在农村社区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一,以国家意识形态供给构筑社会核心价值功能;第二,以文化认同方式构筑社区文化秩序功能;第三,以地方性知识涵养社区信任关系。在提升农村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中,需要整合传统的乡村文化、赋予现代公民社会主义文化、发挥"文化自信"的根底作用。以文化礼堂为载体和平台的农村文化建设,对规范农村文化秩序、打造农民精神家园、提供农民参与的公共空间,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村民自治”的转型和“乡-村”关系的重塑

"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调整,"村民自治"已无法适应和容纳农村社会的发展需要了,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和农村社区建设步伐的加快促使农村基层民主自治由"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转型,加上县乡基层政权的行政管理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两者相结合推动了新型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初步形成。这种新型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既能符合农村经济社会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对基层民主政治变革所提出的要求,又能满足国家政权有效地控制和改造农村社会的需要,并由此重塑了基层政权与自治乡村的关系,形成了以"服务—监督"为核心的新型"乡—村"关系。     

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负态因素对村民自治的影响与对策

中国的村民自治这一政治民主实践,不能游离于扎根其中的社会文化背景之外,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村民自治的负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小农意识导致村民自治组织运行的不规范和不稳定;二是传统政治组织文化落后导致乡村宗族势力的强大;三是转型期乡镇政府政治权威的弱化导致村民自治有过分自治化倾向。针对上述问题,必须采取多种措施促使乡村文化转型,促进中国农村政治民主的现代化。     

农村文化权力流散化现状及其成因分析

乡村文化建设是新农村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体制因素的影响,乡村文化建设一直徘徊不前,农村文化权力出现流散化倾向。制度溃散、缺位是农村文化建设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既不利于农村社会的发展,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进步,文章对此提出了相应对策。     

布依族纺织文化与社区发展

布依族纺织文化作为布依族的一种生存方式,在乡村区域共同体基础上长期传承累积而形成。布依族纺织文化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内容丰富,不仅对于布依族社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在为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社区和谐发展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针对布依族纺织文化在社区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借助传统民族文化,寻找布依族农村社区发展之路。     

政治文化视野下的农村基层民主--以云南为例

20世纪末,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开始了村民自治的实践,而云南是全国最后一个推行村民自治的省份。在实践中,村民自治对于维护农村社区治安,合理利用社区资源,促进乡村精神文明,增强农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村民自治工作在云南来说还是新事物,在工作中难免存在一些问题,要实现真正的"村民自治",还需积极创造民主的政治文化条件。     

试论我国乡村的村政管理界面及其过滤机制

我国的乡村社会民主自治管理 ,也就是村政管理 ,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具有某种十分重要、不可忽视的行为过滤的功能 ,它一方面对政府的行为约束、筛选和过滤 ,另一方面也对村民及村社组织的行为约束、筛选和过滤。本文着重揭示这种过滤性界面的存在 ,其构成因素及其过滤机制。这种过滤机制对于维护乡村社会的自治民主、村民的利益 ,对于发展农村社会的经济和实现乡村民主政治目标 ,具有重要的意义。     

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质与推进思路

文化振兴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在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要保持乡村文化的连续性,坚守乡村文化的伦理性内核,坚持乡村文化的整体性,推动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实践层面,乡村文化振兴应坚持农民、家庭、社区“三位一体”的文化发展策略,即坚持农民主体,强化家庭本位,推动社区“重建”。     

试论我国农村新型治理结构的重构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所发生的经济、社会变迁推动着我国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型,也催生了村民自治这一新型的基层民主制度。在村民自治这一制度架构下,一种基于治理理念的新型农村社会治理模式成为可能,即以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制度为核心,以村务公开为制度保障,通过培育具有自主治理性质的乡村社团组织,发掘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资源,将制度创新与本土资源的发掘结合起来。     

共治性社区:农村社区的构建及其走向——“L村”农村社区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村民自治所遭遇的治理困境已愈发明显。随着农村社会治理转型与发展,农村社区建设在农村悄然兴起。L村农村社区的建设经验告诉我们:通过借助国家的介入与村庄内生的合作性共治方式,推进农村社区的合作治理,能够取得明显的效果。同时,共治性社区的治理,也符合当前乡村治理的制度逻辑,从而为当前乡村治理的转型及其今后的走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经验文本。     

变迁视阈中的现代性与中国乡村文化

发轫于西方的现代性已突破国家和民族界限成为世界景象.我国乡村文化在现代性洗礼历程中,抵制与适应、成效和代价并存,呈现出独特的中国式现代性图景.此种回应同时也是对历经演化和变迁的现代性的丰富和拓展.现代性和我国乡村文化不囿于形式都能够发展出精彩纷呈的内容,二者之间正向博弈的实现,还须从以下方面做出踏实有效的努力:保护和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夯实我国乡村文化现代性发展的内在根基；发掘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我国乡村文化现代性发展的经济基础；有效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强我国乡村文化现代性发展的政治保证;积极探索乡村社区治理新模式,扩大我国乡村文化现代性发展的社会力量.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逻辑与方向

农村社区建设的提出,表明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方式及基层组织、管理与服务体系的重大转型与嬗变,乡村日益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一体、从村民自治过渡到社区自治、从行政和生产共同体迈向社会生活共同体,基层社会组织与管理方式也逐步从政府主导的单中心治理转变为政社分工与合作共治的多中心治理。     

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范式与路径选择

村民自治制度作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支撑,打破了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取得良好的实践效果。但随着农村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的不断变化,原有的村民自治制度固有的不足也越来越明显。文章剖析村民自治制度产生的历史文化基础,总结各个历史阶段的实践历程。同时反思村民自治制度存在问题,探讨新形势下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的路径选择。     

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村治功能的提升:基于合村并组的思考

合并村组拓展了新农村建设的体制空间,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必要性。但它给乡村治理也带来了新的矛盾与困惑并成为其被质疑乃至否定的原因。这种治理困境一方面固然与村庄规模急剧膨胀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农村自治组织体系的残缺和乡村社会发育的不成熟,使源于个别村庄自身创造而后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广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缺乏必要的社会资本,国家权力因此在乡村变革中显得局促与偏激。而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能够有效制约合村并组中行政体系对村庄政治的吸纳,促进多中心治理格局的形成;重建社区生活的公共性,消解合村并组后自治组织的开放性与原有村落权力文化及社会关联的封闭性之间的冲突;弥补村组合并后公共服务的不足。因此,从根本上消解合村并组后的治理困境,提升村治功能,必须在合理规划合村规模、创新村庄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坚持国家推动与社会发育相结合,通过政党引领、政府催熟和社会组织的自我涅槃,丰富和完善农村自治组织体系,培育村庄内部的自主性资源和自主性组织结构,通过把社会组织的力量牵引到乡村治理中来,实现现代国家在农村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     

农村政治文化:历史解读、现实审视与发展探讨

政治文化作为社会成员心理层面的社会意识对政治系统的各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农村政治文化发展是中国政治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研究对政治文化的涵义作了总结归纳,从历史发展观察,农村政治文化历经传统封建社会宗族文化主导农村政治文化时期,民国宗族势力衰弱,乡村劣治时期,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国家权力主导农村政治生活时期以及改革开放至今的农村社会民间力量崛起,民主氛围显现四个时期.目前的农村政治文化呈现出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并存,并落后于农村政治制度的发展,有世俗化发展趋势的特征.最后提出农村政治文化建设必须要明确政治文化建设的原则,理清政治文化的建设主体、内容,进而协同村民自身以及其他社会力量推进农村政治文化建设.     

我国农村社区治理的“破”与“立”——以山东省日照市社区自治经验为例

随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我国农村社区治理面临着新的问题。农村社区治理主体缺失、经济利益分化严重、村民自治能力培育不足、不良选举文化频繁入侵等问题广泛存在,严重干扰了农村社区村民自治的开展,损害了农村社区村民的合法权益,危害着农村社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山东省日照市作为全国唯一的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在农村社区组织架构、管理形式和目标追求上实现了"三破三立",创新基层民主形式,推动基层民主进步,实现了农村社区的文明自治和稳定发展。当前推进农村社区治理,需要维护村民自治权利的主体地位,确保村民自治权利有充分的实现路径;需要厘清农村社区的自治任务与服务功能,以创新精神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工作格局的变革。     

文化治理功能的浙江样本浅析——以农村文化礼堂为例

文化治理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文脉积淀深厚的中国乡村,文化治理尤其具有理念、资源、方式和路径上的历史基础和条件优势。以浙江农村文化礼堂为例,观察、分析和提炼出"重建乡村公共生活空间""巩固基层执政基础""构建村庄生活共同体""建构村庄社会生活规则秩序""引领乡村传统创造性转化发展""恢复乡村生产活力、重建乡村生活体系"等方面的乡村文化治理成效,揭示出文化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已然呈现、却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和研究的深层次功能,为探索文化治理的内涵要素和整体框架提供实践案例和分析基础。     

城镇化中的“城乡一体型”农村新社区探析

在城镇化推动下,乡村社区逐步分化与转型。作为一种新型社区,城乡一体型农村新社区既保留着一定的传统农村社区特征,又具有现代城市社区的部分功能,是我国乡村社会现代化的重要表现。城乡一体型农村新社区是转变社会中社会力量释放、个体自由发展的新场所,是城乡基层社会的重要链接点,城乡一体化发展及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支撑点。城乡一体型农村新社区在推动城乡社会协调发展、实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与城乡社会融合,优化基层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由于制度、体制、社会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城乡一体型农村新社区的功能发挥并不完善,进一步发挥其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还须进行相应的改革。     

浅谈农村村落社区妇女组织建设

中国农村体制改革以来,农村社会产生了巨大变迁,特别是农村政治体制的改革,村民自治的实施,党和政府在农村基层的政权组织发生了变化,妇联组织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随着乡村政权组织的改革,基层妇女组织也发生了变化。从2003年开始,江西省作为农村社区建设的第一个试验田,在农村最贴近每户农家的基本元素———村落,初步建立了党政领导、民政部门指导、村级组织牵头、自愿者协会主办、社会力量支持、村民广泛参与的农村社区建设的运行新机制。妇联组织建设如何适应农村改革与发展,跟上社会发展的需要,更好地在村落社区中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