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券市场中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诉讼管辖和诉讼时效

最高人民法院就我国证券交易中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诉讼管辖和诉讼时效作出了规定,级别管辖方面,由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管辖人们并无异议,但在地域管辖方面,结合中国实际,以侵权行为地——上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所在地——法院为首选管辖法院,应更为合理;至于诉讼时效,结合证券交易的特征和证券市场发达国家的做法,应采取不同于民法通则的规定,一般诉讼时效应为1年,最长时效不超过3年或5年;对特别情况,可作出例外规定。     

《民法通则》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缺陷

通观现代各国民事立法 ,诉讼时效制度均为其有机组成部分 ,民事诉讼时效制度 ,已成为现代民法的一项基本制度。我国法律关于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定 ,集中见于《民法通则》第七章 ,散见于有关司法解释中。笔者根据自己的司法实践 ,认为我国《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 ,有不尽完善之处 ;不但在理论上引起了混乱 ,而且在审判实践中也不易把握。《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从《民法通则》的这一规定来看 ,权利人的民事权利 ,一旦怠于行使的连续状态届满 2年 ,…     

对诉讼时效的新思考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制度空间属消灭时效还是取得时效 ,学界看法不一。本文作者认为 :诉讼时效属于消灭时效。文章针对我国民事立法上规定诉讼时效过短的缺陷 ,提出作者的“三项改进意见”。     

谈《鹿特丹规则》诉讼时效的延长

诉讼时效的研究不仅仅单纯是个理论研讨的学术问题,还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切身经济利益.对于海事诉讼时效的理解和适用,除依据《海商法》的规定外,还必须结合《民法通则》的规定,而《鹿特丹规则》只规定了诉讼时效的延长,没有规定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海商法》应当认可并借鉴《鹿特丹规则》规定时效延长合理性的做法,增加诉讼时效的延长制度.     

论取得时效制度

取得时效是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我国的《民法通则》只规定了诉讼时效制度而未规定取得时效制度，《物权法》也没有规定取得时效。我国《民法典草案稿》将取得时效规定列入草案的总则中，无疑，这一在我国民法中确立取得时效的地位之举，值得肯定，其重要性也无须赘言。取得时效的构成要件主要有占有和经过一定期间。其客体为所有权以及所有权以外的其他财产权，但后者的内容需要进一步界定。本人对取得时效的概念、构成要件和客体进行了探讨，以期有助于构建我国的取得时效制度。     

关于建立民法取得时效制度的再思考

时效,顾名思义,即时间的效力,它是指法律规定的一定的事实状态经过一定期间后,即发生一定法律后果的制度。时效依其成立的要件及法律后果的不同,可分为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两种。所谓取得时效,是指财产的所有人以外的人善意地、公开地、持续地占有他人的财产,经过法律规定的期间,就视为依法取得了对该财产的所有权。所谓消灭时效(我国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称为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不行使其权利,即丧失了请求人民法院依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权利。关于我国民法应否建立诉讼时效制度,《民法通则》     

两种时效制度的嫁接及其法律功效

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是否应当主动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理论界存在争议,司法实践中做法不一.我国<民法通则>采纳胜诉权消灭主义,故在<民法通则>框架下,人民法院判案应主动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定.但由于此种主动审查制度存在诸多弊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民事诉讼时效规定>引进了抗辩权发生主义,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不应主动适用诉讼时效之规定进行裁判.这实际上是对两种不同诉讼时效制度进行嫁接,其法律功效是胜诉权绝对消灭转变为胜诉权相时消灭,从而彰显了"唤醒和督促睡眠中的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的法律价值观.     

关于诉讼时效的思考

诉讼时效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早在公元前的古罗马时代，已经有了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的概念，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第一次将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作为一个统一的制度作了完整而明确化规定，之后被作为民事立法的范本而广为西方国家仿效，1922年的《苏俄民法典》也部分地接受了这一制度。我国传统的法制观念中，不存在诉讼时效这一制度，我国传统的“父质子还”“人死帐不烂”等甚至都与诉讼时效截然相悻，但我国建国后，主要以前苏联为模式构建了自己的法律体系，在诉讼时效方面，也完全采用了《苏俄民法典》承认消灭时效，否定取得时…     

论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

我国《民法通则》未明确界定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于2002年公布的《民法(草案)》作出了新的规定。而文章认为无论是债权请求权,还是物权请求权和人身权上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适用问题,都应当区别对待。     

诉讼时效、物权及相关问题研究

诉讼时效是实体法规范抑或程序法规范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是否仅针对债权请求权 ,对其他的民事权利 (比如物权请求权、人身权性质的请求权 )是否适用以及如何适用 ?由于我国有关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过于简单 ,在法律实践中产生了诸多混乱。笔者根据民法原理并结合我国有关法律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论我国合同责任的归责原则

合同责任的归责原则是合同责任研究中的核心问题。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责任归责原则究竟是什么 ,有不同的观点。我们认为 ,我国《合同法》确定的合同责任归责原则是一个体系 ,是由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原则构成的。这两种归责原则在具体表现上分为三种形式 ,即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 ,它们各自调整不同的合同责任归责问题     

住宅小区土地使用权表现形态

住宅小区土地使用权在权利形态上表现为建筑物基地使用权和附属基地使用权 ,从主体形态上表现为基地地表及其上下空间利用权 ,主要包括屋顶平台空间利用权和地下空间利用权 ,各种权利均有其特定的归属和利用关系。     

略论证明责任的分配

证明责任分配问题是证明责任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 ,但在此问题上国内司法实践部门长期以来处于“谁主张 ,谁举证”的理论误区。笔者将在介绍大陆法系国家证明责任分配理论的基础上 ,为我国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借鉴     

试论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

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问题是近几年来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遵循无罪推定原则,在刑事诉讼中证明一个人有罪由公诉机关和自诉人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责任,这是原则性的规定,除此之外还存在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包括证明责任的倒置和证明责任的转移问题,同时这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区别。     

论量刑情节的冲突

由于量刑情节复杂多样，因此量刑情节的冲突在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科学地解决量刑情节的冲突是正确适用量刑情节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解决量刑情节的冲突，较为合理的方案是先确定一个量刑基准点（或幅度），再考虑趋重与趋轻量刑情节，进行综合平衡。在未来的立法中应规定定量分析、积分抵消的方法，采用抵消说。     

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模式选择

我国犯罪构成体系在体系结构上与司法实践存在着严重背离的现象。将独立的违法性判断引入犯罪构成体系,是扭转这一局面的根本途径。这就要求我们对现行的犯罪构成体系进行彻底重构。在模式的选择上,引入大陆法系三阶层的犯罪构成体系是向“法治国”迈进的必然选择。     

走私犯罪侦查研究综述

走私侦查理论界学者先是按照各个走私罪名研究走私犯罪侦查方法,而后按照不同走私方式研究不同对策。目前该领域研究的重点主要是伪报类走私、通关藏匿类走私、擅自销售类走私和海上、绕关类走私的侦查方法。     

重构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对“法律要件分类说”的反思性检讨

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典型的古典证明责任的立足点在于实体法法律规范性质的分析,该理论自提出以来历经德、日民事法学人的沉淀洗练,曾成为学界的通说。但是,法律要件分类说不但在规范分类、间接反证、主观举证责任分类标准等问题上难以理清各种理论纷争,而且其对于动态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举证责任的转换以及与证明标准的关系缺乏必要的关注,也难以与现代民事诉讼的辩论主义、争点整理程序相协调。我国民事证明责任改革应当从"法律要件分类说"的迷思中走出,以"阶段的举证责任论"来重新构建我国的民事证明责任。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体制的思考--上海行政执法模式的调研

上海正在逐步建立“两级政府 ,三级管理”的行政执法网络 ,但尚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上海地方行政执法模式改革的基本思路是 :转变行政执法职能 ,调整行政执法的权力分配 ,建立专业化的执法队伍 ,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