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之对策

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是指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过程中，全程采用规格化的信息载体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的一系列规范化制度。200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至2007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已经全面实行了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同步录音录像。     

公安机关侦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思考

在当前刑讯等非法手段获取证据备受关注的情势下,于2013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刑事诉讼法对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予以纳入,对于规范侦查讯问程序,保障被讯问人人权,提高办案准确性,维护司法尊严,树立司法权威,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规定过于笼统,可操作性低,因此有必要在借鉴我国检察机关在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工作经验以及英国的《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守则F》的合理规定基础上,对公安机关侦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加以完善。     

职务犯罪讯问录音录像中的若干问题

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其性质属于侦查行为.在庭审过程中,当被告人、辩护人对讯问活动提出异议的,公诉人应当提请审判长当庭播放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职务犯罪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内容涉夏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犯罪嫌疑人、其亲属、辩护律师以及其他法律工作者都有权利知晓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理应对外公布.     

规则语境中职务犯罪讯问录音录像的适用问题

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能够规范侦查讯问行为．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但是实践中讯问录音录像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包括笔录与讯问录音录像不一致、讯问录音录像如何展示、讯问录音录像的规范问题等。因此，在现有的证据规则体系下．讯问录音录像制度在实践操作中还有待细化。     

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现状、问题及完善

2006年以来，我国各级检察机关在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时已全部实施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虽然总体收效及反响良好，但也存在若干问题，若不加以改善，将影响该制度内在价值的实现。如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的定位、功能和效力，辩方是否拥有启动录音录像当庭播放的请求权等问题需要明确。建议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应作为刑诉法中的证据被明文界定；可以反证讯问人员构成犯罪；在国家机密不被泄露的前提下，检察机关应无条件公开讯问同步录音录像；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的适用对象应逐渐扩大。     

同步录音录像的监督机制研究

在检察机关逐步推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实施四年多以来,在录制过程逐渐规范、技术力量日趋完善的同时,其在遏制刑讯逼供的功能方面依然存在漏洞,其作为一种证明材料发挥证明作用的效果不明显,究其原因是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内外监督机制的缺失。加强内部监督的制约机制,逐步推行与人民监督员监督机制相衔接以及羁押待遇保障是实现同步录音录像价值的必由之路。     

裁判文书中的同步录音录像之功能研究

法律、司法解释对于同步录音录像预设了"再现讯问全过程"、"及时全面固定证据,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强化对讯问活动的监督,防止刑讯逼供的违法讯问行为的发生"等应然功能,但司法实践中同步录音录像的实然功能如何,少有论及。裁判文书是诉讼活动结果的载体,也是研究同步录音录像在司法实践中究竟发挥何种功能的绝佳样本。着眼于同步录音录像之功能完善,应坚守"全程、全面、全部"的底线要求,增加对违反同步录音录像规定的程序性制裁后果,有效回应其作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直接据以定案的实践需求,适时解决《诉讼规则》与新《刑诉法》之间规定不一致的现实矛盾。     

论侦查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完善

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开始在检察机关的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过程中被运用,这一制度本身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司法实践中其在规范办案、固定证据、保障人权等方面也确实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这一制度在实践中也暴露了不少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建议从统一对该制度的认识,将该制度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扩大该制度的适用范围,建立律师在场制等方面加以完善。     

侦查讯问程序公开化进程简析

继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引入总则并在讯问程序的相关条文中加强人权保障后,公安机关及检察部门先后完善了《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工作规定》和《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等操作性规范。基于当下刑事诉讼领域的有利导向以及社会环境的现实需求,结合我国侦查讯问程序公开化的现状,研究分析进一步推进我国侦查讯问程序公开化的方向。     

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新探

200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今后各级检察机关在办理贿赂和其他职务犯罪要案中要逐渐实行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公安机关在办理大案、要案中也已经实施讯问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但在实践中,由于缺乏统一的规范和格式,各地在操作中不免出现一些问题,如在录像中看不到被讯问人的正面,更看不清其表情神态;在录像中只完整显示一名承办人,另一名则仅有半个身体;在录像中没有时间显示;声音不够清晰等等。因此,有必要建立规范的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     

同步录音录像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检察机关在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时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规范检察机关办案、固定办案证据和减少被告人当庭翻供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这是一项新型的检察业务,实际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文章分析了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及对策。     

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转型

我国传统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是“以供求证”。新形势下，尤其是新《刑诉法》的实施，使职务犯罪侦查模式从“以供求证”到“以证促供”的转型迫在眉睫。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但是，实践中少数侦查人员对该制度重视不够，少数案件中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的全程性、与讯问笔录同步性存在瑕疵。需要完善同步录音录像的操作规程，增强侦查人员的规范意识，保证录音录像与讯问过程、讯问笔录的同步性，加大制度执行的内部监督力度。遏制职务犯罪轻刑化路径是要强化对职务犯罪立案及侦查过程的监督、用量刑建议权强化对审判的监督、落实上下两级院对案件第一审判决同步审查机制及加强对刑罚执行阶段的监督等。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警察本身职业化程度以及制度性腐败等问题使得警察职务犯罪日益严峻，逐渐成为了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呈现出内容上多贪利与侵犯私权，手段上更隐蔽、专业性更强且颇具群体性，社会危害性进一步扩大等特征。针对新形势下警察职务犯罪的新特征，有必要加强预防机制的针对性与科学性，建立“观念反腐”与“制度反腐”的创新型机制。借鉴国外立法，促进我国《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衔接，建议取消贪污罪、受贿罪定罪量刑的具体数额标准，改为“概括数额加其他犯罪情节”的模式；将非特定公物纳入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将贿赂的范围从“财物”扩大至“不正当好处”；取消被动型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和行贿罪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适当前置贿赂犯罪的构成条件，只要实施要求、期约、收受贿赂的任一行为即构成受贿罪或行贿罪且为既遂；增设利用影响力行贿罪；对贪利型职务犯罪增设相应财产刑，对行贿罪增设资格刑。     

同步录音录像背景下职务犯罪侦查讯问的策略

职务犯罪侦查审讯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将相关审讯活动暴露于镜头下,对职务犯罪侦查讯问提出了更高要求。侦查人员在讯问前要通过深入初查全面了解涉案信息,并制定详实讯问方案。讯问之初要及时予以法律政策教育,并综合运用人情感化、测谎技术以及适度出示证据等方式迅速突破。突破后还应积极寻求扩大战果,并以规范、清晰的笔录及时固定证据,同时严格执行"录审分离"、"录看分离"等政策,以应对嫌疑人翻供。面对嫌疑人的挑衅,侦查人员应冷静应对。     

惩治职务犯罪的难点及法律对策

各种外在原因和刑法自身缺陷的存在，导致了当前对职务犯罪的处理过于轻缓。必须完备刑事程序法和刑事实体法体系，从严惩治职务犯罪。《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该罪的犯罪主体自身缺乏直接的职权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他们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的贿赂，为其谋取利益，需要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作用于公权力，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来完成。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司法认定中，正确理解“影响力”内涵和外延对该罪的定罪量刑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的预防关口前移，逐渐形成了参与社会各单位、监督主体共同开展系统预防和专项预防的“社会化大预防”工作格局。这种预防犯罪工作模式虽然具有显性社会效果，但与检察机关的特定法律监督职能定位相悖，易引发检察机关现实工作中价值定位混乱、决策与评价风险失衡等隐性冲突。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能够规范侦查讯问行为，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但是实践中讯问录音录像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因此，在现有的证据规则体系下，讯问录音录像制度在实践操作中还有待细化。预防职务腐败需要从法律、制度、科技和经济等多方面采取对策，多管齐下，形成合力。近年来，随着国有公司、企业改制工作逐步推开，利用改制实施职务犯罪的案件也随之增多。国有公司、企业改制中的职务犯罪具有明显的特征，当前在法律适用上存在若干难点、疑点，应采取相应的对策。     

检察机关讯问同步录音录像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作为重大检察改革举措,是检察机关顺应法治进步的时代要求、强化检察机关自身监督制约、适应检察机关打击职务犯罪需求的理性选择。经过从试点到全面推广的实践,该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由于立法、技术、观念等方面的原因,该制度也凸显出若干问题。这为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完善提供了有益借鉴。     

讯问录音录像查阅权的实现困境及制度保障

新刑诉法解释对讯问录音录像作出了一系列规定,围绕其中第54条的内容,学界对讯问录音录像的查阅权产生了理解和适用上的争论。这些争论主要聚焦于讯问录音录像的证据属性、适用范围和查阅权的具体内容。随着程序性辩护和被告人供述合法性审查日益普遍,讯问录音录像的查阅权应当得到保障,其权利内容也将越来越丰富。讯问录音录像查阅权的保障有赖于讯问录音录像全覆盖和全移送的实现,涉密审查机制的完善,以及讯问录音录像保密责任的厘清。     

新刑诉法下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研究

2013年开始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对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做了具体规定,开创了以基本法的形式确定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先例,改变了以往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仅依靠刑事、司法解释等运作的现状。但是,新刑诉法关于该制度的规定明显缺乏具体的操作程序,而且从比较法角度看我国讯问同步录音录像配套制度还不够完善,导致该制度运作时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在信息化、法治化的大背景下,我们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及其配套设施。     

论侦查环节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之完善

侦查环节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在固定犯罪证据、促进侦查活动规范化、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职务犯罪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经验的积累和成熟,应将该制度在适用范围上扩展至普通刑事犯罪,在适用对象上扩大至关键证人、被害人,以切实解决刑讯逼供、暴力取证和犯罪嫌疑人翻供等问题,满足人们在法治现代化背景下对诉讼程序正义的需求。     

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研究——以刑诉法《草案》第120条为引子

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在检察院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已得到广泛应用,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公安机关在"双录"的应用情况存在着明显差距。为了在公安机关侦查讯问中推行"双录",应完善法律对"双录"的规定,引导公众正确区分正常讯问和非法讯问,提高侦查人员的审讯素质,改变侦查讯问人员对"双录"的错误观念,对重点案件实施"双录"。     

监察讯问录音录像调取制度之反思与完善

对监察讯问录音录像的调取，能够发挥监督制约监察机关调查工作、保障被追诉人合法权利以及证明讯问合法性、证据真实性的功能。但是，目前调取监察讯问录音录像面临着一定的困境，特别是被追诉人、辩护人申请调取权制度的不完善，让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被追诉人的权利难以得到充分保障。再者，在未能调取到监察讯问录音录像的情况下，虽有一定的后果规定，但仍不充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难以适用。为了更好地促进法法衔接，必须完善监察讯问录音录像的调取规则，使监察讯问录音录像的调取真正发挥出应有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