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文化溯源与制度面向

宪政在西方是社会自然演进的结果,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而这正是传统中国所缺乏的。当前我国在宪政建设过程中对国家与社会关系制度的建构必须回溯宪政文化,探寻宪政文化对近代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的影响,并根据当代中国宪政文化的隐性变迁建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制度。据此,国家与社会在结构上分立、态势上均衡、行为上互动才是我国在宪政建设过程中制度建构应遵循之面向。     

公民塑造:国家建构的重点

"公民"由三个层面构成:个体层面关注个体的自由与权利,更多体现利益需求;社会层面关注群体生活的自愿性、多元性和共容性,体现认同需求;政治层面关注公权力与私权利间的平衡和基于这种平衡之上的权威维护,更多体现秩序需求。"公共"传统的相对缺乏、精英政治统治的政治文化、共和国建构过程的历史轨迹所造就的路径依赖、相关制度环境供给的滞后、全球化开放时代形成的复合风险社会,使得我国公民相对缺位。因此,公民的塑造理应成为国家建构的重点,形成国家—社会—个人的合力。其中,国家需承担制度的有效供给者和公民教化者的职责,社会承担社会网络建构者和公共道德底线维护者的职责,个人承担规则遵守者和公共道德实践者的职责。     

近代社会经济与法制改革缘何不成功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局限,近代很难产生相当优秀的人才;由于社会机制的缺失,更难把社会上的优秀人才都输送进改革领导层。我们看到,中国近代每次改革的领导层中,平庸贪婪者、虚伪投机者、保守顽固者都充斥其中,使整体领导层内因存在着严重缺失。缺乏个体自由权利价值观的文化基因,深陷国家、民族整体富强观的黑洞,迷恋专制集权统治方式带给上层的利益,中国近代社会的改革往往走向歧路。且每当还能控制局面时,政府是不肯主动变革的,只有到头破血流,崩溃边缘时,才被迫匆忙应付。由于是在外界强大的压力下被迫做出的抉择,所以每次都在极为勉强的条件下进行着很不到位的改革。     

权利、交往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一种政治哲学的分析

交往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现代制度体系中权利规定的一般性与普遍性在形式上甚至部分地在实质上确保了现代交往关系的合理性;现代制度体系中的权利规定以经济权利为始源,涵括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权利系统;现代制度体系中的权利规定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为交往的发展提供了便捷有力的工具与手段,使得现代交往出现了全球化与网络化的趋势。交往的全面、深入、合理展开会极大地促进社会个体的发展;基于权利的交往体系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基于权利的交往大大促进了政治与社会的民主化,有利于公民个体正当利益的维护与自治的实现,有利于政治的积极健康改革与发展;基于权利的交往会促进社会各阶层的正常流动,有利于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结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宪政之维

良好的政治制度是实现人类利益的根本保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一系列现实的制度安排，其中，宪政民主是社会主义多元利益主体和谐的制度保证；宪政法治是社会主义权力、权利均衡和谐的制度依托；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与宪政保障人权的核心价值形成完美契合。因此，宪政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能提供的实现社会和谐的最恰当的制度安排.     

网络社会中公民意识个体发生机制的归因分析

陈联俊在《理论与改革》2010年第3期撰文认为，网络社会公民意识的个体发生机制主要包括基础条件、个体差异、交往环境、国家建设等四个方面因素。其中基础条件是指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的改变；个体差异是指个体个性特征、认知水平、利益诉求、公共意识的差异；交往环境是指交往对象、交往内容、交往方式、交往组织的不同；国家建设是指主体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等。这四个方面的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对个体公民意识的产生起到重要作用。     

论我国公民社会权的宪法保障

社会权主要是由国家积极义务来保障实现的权利。对社会权的保障在于保障个人在经济、社会文化领域过上健康而又有尊严的生活的权利。社会保障权、劳动权和受教育权属于社会权的核心权利。我国宪法从不缺乏对社会权的保障,这是由国家政权的性质和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结果,且随着宪法的完善,我国社会权保障出现了较大的发展,具备了"宪法委托"或"制度保障"的特点。但宪法规范对社会权的供给仍然不能完全适应权利保障的需求。     

公民监督的功能及其实现途径

陈党在《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7期撰文认为，公民监督既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政制度，又是防治官员腐败的根本途径。在我国现阶段，公民监督权虽然已由应有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但现实状况与法律规定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其威力和效能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为了实现公民监督的功能，需要整合监督资源，实现四个结合，即：公民监督与人大监督相结合；公民监督与国家专门机关监督相结合；个体监督与群体监督相结合；公民监督与舆论监督相结合。     

陕甘宁边区时期民族政策的宪政表达及制度化实践

陕甘宁边区时期,党和边区政府结合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在宪政制度构建上贯彻了民族平等的理念,并在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平等与自由的具体制度化实践上进行了诸多创新性发展,并进行了民族区域自治的伟大实践。这一时期的民族法制化中所体现的在价值理念上追求实质平等,在技术上采取不断增进少数民族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以及政治权利、宗教信仰自由、民商事权益、文化教育权益的保障齐头并进、相互促进的策略,对当代中国民族法制的完善具有重要历史借鉴意义。     

影响我国公民民主宪政观念发育的主要因素分析

在民主立宪国家中 ,公民民主宪政观念的发育程度对于该国的民主宪政建设具有重要影响。民主宪政观念本是西方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产物 ,而非我国传统思想文化所固有。鸦片战争后 ,民主宪政观念始在中国传播。由于种种原因 ,民主宪政观念在我国始终是少数人的观念。我国的大多数公民并未形成自己的民主宪政观念 ,有些公民甚至对宪法缺乏起码认知。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我国的民主宪政建设 ,已经成为我国民主宪政建设的最大障碍之一。影响我国公民民主宪政观念发育的因素很多 ,如地理环境、经济基础、文化传统等等。经济基础与民主…     

认同与治理：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宪政分析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宪政制度应当尊重、承认进而凋适殊异族群的文化歧异性和利益殊异性。现代民族国家应当以宪法为核心将族属认同与政治认同相分离建构适合本国国情的国家认同理念。同时,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其配套运作机制为契机,实行理性有效的国家治理,进而维护国家的安定统一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探析中国市民社会核心文化要素的缺失

市民社会的核心文化是契约文化,包含三层意思：一是在现代市场经济基础上建立的市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及其理念;二是现代的法治精神及其制度;三是个体在合作中具有的信任道德。反观我国历史及现实,市民社会的核心文化要素是缺失的,我国还没有建构起内涵丰富的市民社会。     

二元社会及其权力制约——西方有限政府理论的社会文化基础与思想源流

有限政府作为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潮背景下的一种制度性建构,通常被视为宪政文明制度内涵下界定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政治表达,其文化基础和思想源流内生于上古欧洲和近代西方特有的政治文化观念及其制度实践。而西欧社会从中世纪到近代以来以圣俗二元分立为基本特征的政治文化传统,蕴生了他们审视国家、社会、个人三者权力关系的思维方式、政治心理和价值取向,并外化为一种政治与社会秩序。这一特有的文化积淀建构了西方宪政文明的历史基础,从二元社会及其二元政治文化的视角研究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承继,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思考人类宪政文明的历史渊源,同样也可以对当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明提供一个更宽泛的视野。     

论法权制度的传统缺陷及其现实基础

由于传统法权制度存在着整体意志与个体自由相冲突的缺陷和矛盾 ,从而使它无法从现实而合理的角度出发 ,既维护社会整体的基本利益 ,又满足社会个体的自由愿望。而以法权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法治社会 ,只有进一步克服了这些矛盾和缺陷 ,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既维护社会整体的基本利益 ,又能够实现社会个体自身的权利追求和自由主张。本文正是着眼于此 ,在对传统法权理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了现代法权制度能够得到根本实现的基础和依据。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之保障

主权在民是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则，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公民神圣的宪法权利，既是宪法的重要内容，又是宪政追求的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公共道德路径

公民社会的出现本身就是社会结构的转型.中国公民社会在形成模式和功能上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点,它对于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制度缺位或越位造成的公民社会独立性不足、个人利益膨胀造成的极端个人主义和公共文化缺失以及公共参与无序等问题制约了公民社会的发展.在原有道德调控不力的情况下,基于公共利益基础上的公共道德的培育或可成为公民社会健康发展的切入点.     

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意识及其培育路径

公民意识的培育和塑造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和条件。古代中国社会没有独立自由的个体,因而不可能有公民和公民意识;建国后,公民意识初露端倪,但高度整体性的利益结构阻滞了公民意识的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公民意识获得飞跃和突破性发展。然而,当前中国公民意识现状与中国现代化建设指向的要求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理顺国家与社会关系,推进文化建设,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就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公民意识培育的理性路径选择。     

和谐社会与农民的权利保障

和谐社会的基础是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均衡与协调,而农民这一人口最多的社会群体的一定程序的权利缺失直接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农民土地受益权缺乏有效保障、户籍制对自由迁徙的限制、民主参与权的不足是农民权利缺失的主要表现。为了保障农民权利,确立农民自主权、推行工业反哺农业的宏观政策、通过法律手段完善权利救济制度不失为行之有效的思路。     

从公民社会视角看统一战线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一、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公民社会”概念在词源上来自于拉丁文Civilis Societas。Civilis Societas的含义在公元1世纪最先由西塞罗提出,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政民主的发展历程相伴随,西方学者对于其内涵的理解和界定经历了漫     

个体化社会中“社会容纳力”的缺失与重塑——理论阐释与案例分析

社会生活个体化程度增加和社会容纳力弱化是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社会容纳力”可理解为家庭、企业、社区、政府等社会单位在组织与道德双重层面对分散化的个体社会成员的吸纳能力和保障能力，主要包括“制度容纳力”和“文化容纳力”两个方面。“钓鱼执法事件”和“杨丽娟追量事件”体现了社会容纳力在制度与文化层面的缺失。我们需要在“组织一制度”、“文化一价值”双重层面重塑“社会容纳力”，以化解人们在个体化生活中所经历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困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