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在审前羁押期间的作用分析

通过对某市级看守所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审前羁押期间律师所起作用的调查可以看出,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刑事律师难以发挥作用的问题,致使被羁押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全面保障。为此,应在立法中扩大律师的权利,在司法中加强宣传教育与机制建设。     

疑罪之司法抉择的学理及应用研究

疑罪是指司法机关对被告人是否犯罪、罪行轻重疑惑不决、难以确证的情况，是司法实践中客观存在的常见现象。对疑罪的之司法抉择原则，在人类社会刑事司法史上，有“疑罪从有”与“疑罪从无”的对立立场。“疑罪从无”的法律思想和司法原则被现代文明国家的刑事立法与司法普遍认可，是现代刑事司法文明与进步的标志之一。“疑罪从无原则”，是现代刑事法律“有利被告”思想的表现，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具体内容之一，具有丰富的内涵。本文拟立足于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从法哲学、刑法学、经济学、社会心理、诉讼制度等多角度对其进行分析。…     

对“两个刑事证据规定”的宪法解读

两个刑事证据规定以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为指导,确立了证据裁判原则,加强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护,体现了宪法人权保障原则及其价值理念,蕴含了权利中心主义观念,遵循了正当程序原则,有利于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规范和制约司法公权力,有效平衡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     

对被告人认罪认罚与刑事和解后的从宽处罚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与刑事和解从宽分别存于两个层面,对被告人单独适用时并不困难,难点在于当被告人的认罪认罚与刑事和解发生交集时,如何对其从宽处罚。认罪认罚是刑事政策,是党中央在刑事司法领域部署开展的一项重大改革,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化,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前提下,司法机关对其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这一刑事政策必须通过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条款具体落实到位,即认罪认罚从宽在具体的刑事审判过程中,针对不同的刑事案件需要通过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刑事和解程序来实现,以刑法规定的相关量刑原则及刑法教义学研究的量刑情节为从宽内容。需要研究被告人既认罪认罚又与被害人刑事和解或者只认罪认罚但不刑事和解或者不认罪认罚但刑事和解这三种情况下如何对被告人从宽处理,以完成对其刑事责任的确定。     

刑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之我见

在刑事诉讼中,法律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一定的诉讼权利,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这些权利却被公安司法机关忽视甚至践踏。本文旨在分析我国刑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一下保障其诉讼权利的构想。     

论刑事诉讼中被诉人权利保障的强化

由于历史的、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原因,我国以往的刑事诉讼偏重于惩罚犯罪,对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保护都比较弱。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开始注重对公民权的保障,但为了进一步促进司法文明与司法公正,促进刑事司法现代化,我们还应该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进一步强化对公民权的保障,尤其是要强化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各方面权利的保障。     

论被刑事羁押者的会见交流权

被刑事羁押者的会见交流权具有人身自由权与诉讼权的双重性,必须由刑事法律加以确认和保障。会见交流权包括与律师之间的会见交流和与家属、其他人员之间的会见交流。作为刑事司法国际准则的调整重点,被羁押的少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会见交流权也应得到国内法的关注。对会见交流权的合理的限制是必要的,但必须遵守一定的条件并以例外为原则。我国刑事司法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权的确认与保障只能在刑事诉讼理念和刑事司法制度的整体重构中得到个别化的实现。     

论被刑事羈押者的会见交流权

被刑事羁押者的会见交流权具有人身自由权与诉讼权的双重性,必须由刑事法律加以确认和保障.会见交流权包括与律师之间的会见交流和与家属、其他人员之间的会见交流.作为刑事司法国际准则的调整重点,被羁押的少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会见交流权也应得到国内法的关注.对会见交流权的合理的限制是必要的,但必须遵守一定的条件并以例外为原则.我国刑事司法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权的确认与保障只能在刑事诉讼理念和刑事司法制度的整体重构中得到个别化的实现.     

论新刑诉法对程序滥用的防范

新刑诉法强化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律师帮助权,改革了卷宗制度,改进了证人和鉴定人的出庭制度,强化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刑事程序进程的参与,有助于防范刑事程序的滥用.但是新刑诉法缺乏应对基层司法地方化的措施,法律援助制度不能充分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被告方的质证权还需要进一步的保障,因此难以充分防范刑事程序的滥用.应当在四个主要的方面进行相应完善,以便进一步加强刑事辩护,有效防范刑事程序的滥用.     

刑讯逼供犯罪构成新论

刑讯逼供罪是发生在刑事司法过程中 ,由刑事司法工作人员实施的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之权利的侵害。在刑事法学的语境中 ,司法工作人员、犯罪嫌疑人等概念应当统一。立法上应完善刑讯逼供罪的刑罚体系 ,提高刑讯逼供罪的法定刑 ,以增强立法的威慑效果 ,对刑讯逼供中致人重伤或死亡的不应以转化犯的形式论处 ,而应以结果加重犯论处。     

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运用好和解规则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切实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未成年罪犯的合法权益，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检察工作中要合理运用和解规则。     

论建立我国的沉默权制度

沉默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 ,是一个国家诉讼民主、文明程度的标志。联合国的刑事司法准则把沉默权作为刑事司法的最低限度的保障之一。为顺应国际刑事诉讼发展的大趋势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确立沉默权制度 ,要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 ,制定鼓励陈述的措施 ,建立非自愿陈述的排除规则 ,建立特定案件沉默权例外的制度。     

刑罚目的逻辑视阈内被告人缺席判决之检讨

刑事被告人缺席判决制度虽被我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所承认,但无论从司法实践抑或是学理上都值得探讨。该程序在刑事实务层面存在导致被告人辩护权缺失和程序正义缺位的弊端,在刑罚教义学层面无法实现报应刑的惩罚机能和目的刑的预防机能。     

“疑罪从无”司法理念探析

“疑罪从无”作为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原则在我国诉讼制度中的确立和推行，折射出我国刑事司法系统中对法律价值的重新协调和平衡，是在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之外，对公民人权的保障和尊重。然而我国现实司法实践中对这一理念的认识和贯彻尚存在一些不足，“疑罪从轻”、“疑罪从挂”、“疑罪不敢从无”等传统观念和办案方式普遍存在。强化“疑罪从无”司法理念依赖于保障人权、程序正义和控方举证规则等几个基础理论。     

重构我国补充侦查制度

补充侦查是我国刑事诉讼中在原侦查的基础上进行侦查的补充性制度.自行补充侦查权造成对补充侦查活动监督的法律空白；司法实践中存在办案人员向补充侦查制度借时间起期办案的情况,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补充侦查程序中缺乏权利救济,所以应重构我国补充侦查制度,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     

被告人翻供口供审查认定的理论探讨——对被告人翻供案件证据的认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被告人的口供（供述和辩解）规定为刑事诉讼的七种证据之一;但口供的特点又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在我国刑事审判实践中比较常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司法实践中对口供及案件证据运用和认定的难度。规范口供运用和认定的法律标准、刑事证据规则和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的相关理论,才能正确地审查判断与认定口供。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特别诉讼程序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未成年罪犯实行特殊保护和司法救济也是国际社会普遍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本文通过对设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特别诉讼程序的可行性分析,进而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适用的一系列特别诉讼程序展开研究,以期对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立法,充分保护未成年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促进社会和谐有所裨益.     

论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构建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权益的保障强于对刑事被害人权益的保障,为避免刑事被害人受到二次伤害、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有必要构建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制度。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应从确立补偿原则、国家建立专项补偿基金、规范补偿程序、范围及补偿标准等方面构建。     

“少捕慎诉慎押”背景下我国取保候审制度完善路径探究

在“少捕慎诉慎押”背景下,取保候审制度大幅修改,特别是适用条件由过去的“可以”改为“应当”,体现国家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决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取保候审,更是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与体现。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对于取保候审的性质定位、取保候审的程序及救济保障仍缺乏应有的规定,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办案机关自由裁量权过大,取保申请缺乏程序保障,权利被侵害也得不到任何救济。完善我国取保候审制度,应当将取保候审确立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权利,确立令状中心主义,赋予取保候审救济保障。     

论刑事回避制度——以比较法为视角

刑事回避是一种重要的刑事诉讼制度，它对刑事案件的公正、公平审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的保护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以国外刑事诉讼立法与司法实践为基础，以比较法为视角，全面阐述了刑事回避的启动与决定；刑事回避的适用对象与适用原由；刑事回避的法律后果与救济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