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推定的合理运用及其规制

推定本是民事诉讼中的一种证据规则，近来有引入刑事诉讼之势。如何认定推定及刑事推定的概念，认清刑事推定的运用目的，界定刑事推定的适用条件，廓清刑事推定与相关刑事诉讼原则之间的关系，是正确适用该规则的基石。     

论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以刑事损害赔偿为视角

完善刑事损害赔偿制度对加强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具有重要意义。以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为出发点改革我国刑事损害赔偿制度，实体规范上应当适用民事实体法的相关规定，同时在刑法中确立损害赔偿和量刑、缓刑、减刑、假释相结合的制度；程序规范方面，取消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可以对损害赔偿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由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已成为我国现阶段惩治与预防犯罪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其对于提高刑事诉讼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品质以及协调和保障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促进社会和谐局面的形成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际意义。宽严相济对于刑事司法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对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适用都有不同的体现。     

试论刑事诉讼代理人的有关问题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刑事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活动受到种种限制。为此，有必要对刑事诉讼代理人的作用、权利与义务以及有关刑事案件中代理人的适用等问题进行论述，以充分发挥刑事诉讼代理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     

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完善

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刑事诉讼的保障体系,是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的重要手段。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本质体现了实现刑罚与保障人权的对立统一关系,因而,在实现国家刑罚权的同时要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权保障,必须完备刑事强制措施制度体系,即选择适用准确、补救措施得当。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研究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建立已久，但是存在的问题和争议也很多。我国应完善现有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因刑事案件犯罪严重程度不同适用不同的审判程序；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修改其与民事法律相冲突以及法律原则相悖的部分；规定允许被害人在特殊情形下可以不必须进行刑事诉讼，或不待刑事案件审结先行提起民事诉讼，改变“刑事优先”的传统模式以平行诉讼来加以处理。     

刑事二审指定管辖问题研究——以吉林省辽源市中院“整体回避案”为切入

由近期发生的吉林省辽源市中院"整体回避案"衍生出的刑事二审指定管辖的实践创举受到了刑事诉讼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关注,由此产生了对立的理论观点。参照日本刑事诉讼的管辖制度,并结合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和我国现实因素,对刑事二审指定管辖的实践操作应当予以肯定,且应以此案为契机,确立刑事二审指定管辖规则。具体而言,必须明确《刑事诉讼法》中的指定管辖制度适用于二审审级,且要明确启动刑事二审指定管辖的具体情形。最后,二审指定管辖的程序应该当事人化。     

权利与权力 价值与目的——关于刑事强制措施之法理阐释

本文通过对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历史发展沿革之阐述、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本质上的权力与权利之分析、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法律控制的法理内涵棗法律与权力关系之阐发、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诉讼价值和目的的评价,从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层面上,批判与分析我国刑事诉讼强制措施基本理论现状,提出相关认识,以促进刑事强制措施理论的完善,推进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刑事强制措施实施民主化、人权化、进步化之发展趋向。     

论刑事诉讼中办案机关的整体回避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明确的回避主体是具体办案的个人,并未要求具体办案机关整体的回避。确立办案机关的整体回避不仅是社会发展的的客观需要,更具有保证实现司法公正的正当性。应将行使刑事司法权的办案机关纳入刑事回避的主体范围,对刑事诉讼活动中办案机关的整体回避予以适当规制。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程序保障——以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为视角

宽严相济既是刑法立法政策，也是刑事诉讼立法政策，刑事诉讼立法的滞后严重影响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现。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较好地体现了宽严相济的要求。“宽”主要体现在大力推进非羁押措施的适用、完善不起诉制度、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建立未成年人犯罪从宽特别诉讼程序、增加社区矫正规定等方面；“严”主要体现在严格刑事强制措施、增设特殊侦查措施、律师会见权的限制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等方面。为了实现宽严相济刑事诉讼政策，必须转变观念，树立现代刑事司法理念；遵循立法宗旨，细化立法规定；建构科学的办案考核机制。     

试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理念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理念与证明标准是两种不同层次的法律概念。证明标准理念是关于证明标准的法律观念,证明标准则是证明标准理念的具体体现。证明标准理念分为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理念与事实真实的证明标准理念。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理念的探讨,不仅有助于丰富刑事诉讼证明的内容,而且有利于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的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     

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思路——规范的自省与政策的关照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刑事法律援助是一种国家责任,国家应当切实承担起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责任而不能将义务转嫁给律师。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法律规范和制度运行两方面的问题,应当通过规范的自省和政策的关照加以完善。当然,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根植于整个刑事诉讼制度之中,要真正提高刑事法律援助的水平,还必须改善刑事诉讼的整体环境。     

刑事简易程序调解模式的构建——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支撑

设立刑事简易程序的目的在于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益。改革我国刑事简易程序,构建刑事简易程序调解模式更有利于契合设立刑事简易程序的立法初衷。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理念可以概括为妥协精神、效率价值、对权利的平等保护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几个方面。恢复性司法对刑事简易程序调解模式的构建不无借鉴意义。     

两大法系刑事证据排除规则的产生根源对比——读《漂移的证据法》有感

近年来,随着人们意识到刑事诉讼的目的不仅仅是在于打击犯罪,对于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其他的社会价值诸如人权、个人隐私权等的保护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由此,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诉讼中也越来越受到普遍的关注。刑事证据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采纳与否,首先取决于证据材料是否符合一定的规定。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有着各自不同的采纳证据材料的根据也即排除规则,而深藏在表面排除规则之下的具体的不同排除规则的原因可以从两大法系不同的立法意图、历史渊源以及诉讼制度划分为外部与内部两个部分。     

刑事诉讼监督一体化研究

刑事诉讼监督一体化方法论基础是系统论，符合刑事诉讼规律，是强化法律监督的必然要求。在刑事诉讼监督一体化的构建过程中，应正确处理好整体监督与部分监督、诉讼监督与自身监督、诉讼职能与监督职能、全面监督与重点监督的关系。范围的一体化、程序的一体化以及方式的一体化是刑事诉讼监督一体化构建的基本内容。     

刑事审判中庭前会议的适用难点——以新《刑事诉讼法》第182条第2款为视角

提高审判效率、加快诉讼进程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程序发展的主流。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西方的庭前会议制度引入我国,丰富了我国原本单薄的庭前准备程序,为保障集中审理、提高诉讼效率提供了条件。但作为一项新的制度,具体法律规定仍不明确,司法实践中常产生困惑,司法适用率并不高,有必要对相关法律适用上的难点进行归纳并寻找解决之道。     

刑事诉讼构造与刑事诉讼模式的关系研究

刑事诉讼构造与刑事诉讼模式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概念,但我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引用、借鉴这两种理论的过程中,没有加以区分,使我国的研究较为混乱。刑事诉讼构造是从微观研究某一刑事诉讼模式内在要素的组合,从系统到要素来研究刑事诉讼的内在功能。刑事诉讼的主体构造关系是刑事诉讼模式的构成要素,刑事诉讼构造是刑事诉讼模式的下位概念。     

起诉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兼论我国起诉裁量权的完善

起诉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并为现代刑事诉讼的两大基本原则,在刑事追诉过程中同时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起诉法定主义到起诉便宜主义,是刑事诉讼发展的基本趋势。我国起诉裁量权限于微罪不检举范围内,起诉裁量权适用面过窄,不适应诉讼经济的需要,也没有体现出"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有必要修订刑事诉讼法,确立起诉便宜原则,扩大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     

论辩诉交易在我国刑事诉讼简易程序中的引入

"中国辩诉交易第一案"的发生引发了中国法学界对"辩诉交易制度"这一外来法律制度的热烈探讨。这些年从未间断,并在研讨中不断深化研究内容,研究内容涉及美国辩诉交易制度与中国现有的相关法律制度的分析比较。从我国法律制度不断发展完善的趋势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简易程序存在诸多不足,可以通过借鉴"辩诉交易制度"的优点,来促进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简易程序的进一步完善。     

电子数据认证的价值选择与制约机制——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在对电子数据的认证中,现代技术因素增强了人们对此类证据的信赖程度,强化了裁判者的内心确认,也导致案件的证明过程中,认为电子数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传统证据。在诉讼中应避免过于追求电子数据的证明效果,在认证时有必要进行公共性价值衡量,使法律规范与诉讼行为获得合理性契合,保证电子数据在刑事证据领域的有序合法运用,使这种新兴证据种类得以规范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