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转型时期的权威主义政治及其走向

叶利钦时期,“超级总统制”的权威主义政治结构最终形成。普京执政以来,延续和深化了权威主义政治。实践证明,在俄罗斯转型时期,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政治体系的公共权威,对实现整个社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稳定有着重要意义,为俄罗斯大国的复兴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同时,权威主义在政治构架和权力运作方面的集权特征也带来了某些消极后果。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及其未来走向值得关注。     

政治渐进主义--邓小平政治改革理论与中国政治发展

中国原有的集权政治体制在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后失去了合法性基础.邓小平从经济与政治互动的角度分阶段构建出政治改革理论,分别以民主、效率和稳定为取向.改革后中国出现以渐进式政治转型为标志的政治发展,主要表现为政治制度化水平提高,国家法理型权威确立,务实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主导,政治动员程度缩小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仍有很大的合法性空间,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是现阶段面临的重要课题.     

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探析

权威主义政治是俄罗斯转型时期所确立的一种政治结构模式,它在俄罗斯的生成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文化与现实国情综合作用的结果。目前,具备合法性的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发挥着其在转型社会中的有效性。但从长远看,向民主政治转型是其必然趋向。     

权威治理与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稳定

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具有典型的权威主义特征,表现在执政党主导国家的治理活动、国家对社会的强力控制、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等方面。权威治理对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稳定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构建了完整而相对严密的"社会控制之网",有效地化解了日益多样化的社会对政治稳定的冲击,蕴含着分散执政风险和自发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功能,在国家与民众之间、中央权威与地方权力之间的关系等向度上发挥了维护当代中国政治稳定的关键性作用。另一方面,它主要依托组织而不是制度作为其核心媒介,维稳的制度化设计缺失,导致压力型维稳常态化;它抑制了社会的成长,维稳的主体过于单一,基层政府的负荷过大,加剧了社会矛盾向政府的集中;它没有使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关联机制,导致政府间行政博弈泛滥,地方政府的"变通"行为时常成为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诱因。     

现代韩国政治文化的特征及其对民主发展的影响

现代韩国政治文化具有臣民型和参与型的复合型特征,具体表现为权威主义、宗派主义、地域主义、人物中心主义扣市民性五个方面.影响韩国政治文化形成与变迁的因素有历史发展、地缘、国际关系、社会变动以及政治体制等.随着产业化和现代化的迅速发展,现代韩国政治文化也逐渐由臣民型和参与型的复合型特征向民主的参与型政治文化转型,在确立新的民主意识和价值体系并巩固和促进韩国民主主义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新加坡2011年大选与政治发展模式

在2011年大选中反对党的进展以及执政党、反对党和选民所表现出的选举理性,表明新加坡的政治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尽管新加坡仍具有威权主义的体制形式,但是其政治发展却表现出优质性民主的特质,这表现在民主化过程稳定而有序,政府管理的水平和效率较高,充分实现了体制所规定的民主权利,尽管其民主仍有待于发展.政治转型较晚而在权威主义体制内把民主发展到较高水平的原因是由其民主的主客观条件较为成熟、政治精英与民众共同推动民主化进程以及政治体制制度化水平较高等因素决定的.     

关于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的研究

中国的发展进程有鲜明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是“适应”阶段;中国是分散的或分权的权威主义体制;中国是一个发展主义的国家;政治实用主义是中国发展模式和政治文化的显著特色;中央领导层和中央政权拥有合法性与信任;中国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富有侵略性的、外部化的意识形态,不如说越来越多地具有对内的职能;从中国的政治发展过程看,中国正在日益从统治向治理转型。     

20世纪中东政党政治的历史演进、制约因素及发展趋势

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为中东政党政治提供了实践空间,中东诸国通过颁布宪法、组成议会和开展选举建构现代政治模式,但领导人的奇理斯玛式权威和一党制的政治实践使中东政党政治具有鲜明的威权政治色彩,从一党制到多党制的过渡体现了民主化进步,但党国合一和军人威权传统、西方政治干预制约中东政党政治的完善。现代伊斯兰主义通过伊斯兰政党参与政党政治,通过整合伊斯兰信条和现代政治理念的实践来化解社会矛盾并推进民主化进程。如今,中东民族主义政党执政空间变小,政党意识形态分歧弱化,新生政治力量冲击政坛,只有建构具有鲜明民族地域特色的政党政治才能真正实现中东民主转型。     

2014，社会所进入的那条道

改革、反腐都需要重构政治结构，因此需要政治权威。而政治权威又成为整个社会的权威。于是，在个人从阶层这样的层面剥离出来时，直接被吸附到“国家”这样的抽象实体上。     

地缘政治理论演变的新特点及对中国地缘战略的思考

随着中国的崛起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加强对地缘政治理论的研究以制定合适的地缘战略,对中国而言越来越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主要从权力视角、空间结构主义视角、冲突视角和绝对主义视角来解读国际关系的发展。冷战结束后,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又衍生出地缘经济学、批判地缘政治理论、文明冲突论、网权论、天权论等,并呈现出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权力内涵的多元化,非地理空间重要性的凸显,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与反思。地缘政治理论本身具有西方话语色彩,理论发展的目的均是服务于国家利益,特别是与国家地缘战略的制定紧密相关。因此,结合中国自身国情和国家利益,我们需要合理吸收有关地缘政治理论的内涵,在发展中国地缘政治理论的基础上,积极谋划中国的地缘战略,明确地缘战略目标,动态评估战略环境,综合运用多种战略手段,实现中国地缘战略的系统性提升。     

印度人民院大选情况初析

印度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拥有11.5亿人口和数千个政党。问及印度任何一个政党负责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对方必然回答：选举。若问：最重要的选举是什么？答案一定是：人民院大选。印度人民院相当于议会下院,是国家主要立法机构,主要职能包括制定法律和修改宪法、调控联邦政府收支、对联邦政府提出不信任案,     

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实践的科学化发展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构成一部党的建设科学化发展的历史。把科学化要求植入党的建设,事关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中国化、事关党的建设的与时俱进、事关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事关党的建设思想向实践的转化,意义十分重大。党的百年建设实践在科学化轨道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力随着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日益旺盛。坚持科学化的建设逻辑,驱动着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探索过程中收获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实践科学化发展积淀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是一笔宝贵财富,是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在新长征路上砥砺奋进的巨大资源优势。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点：提升父母教育素质

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家庭影响因素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父母教育素质的缺陷。由于父母失职或教育不当,孩子身心健康受到伤害,厌学、逃学、沉迷刚络、离家出走、直至走上犯罪道路的越来越多。造成父母教育素质缺陷的原因主要是：家长自身学习不足、家庭教育指导执行不力、社会舆论引导偏颇。应当把父母教育素质提升作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点,重视家庭教育指导,着力强化依法履行父母职责、尊重和保护儿童权利的理念;引导家长自我教育,着力促进父母与孩子共同成长。父母教育素质的提升,将让更多的家庭、更多的孩子从中受益,使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     

数百万“网瘾少年”现象引发的思考

今年8月28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李建国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作关于检查<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时披露了一个惊人的数字,那就是目前我国约有4000万未成年网民,其中"网瘾少年"占10%左右.     

结构视野下的新型毒品使用行为研究

新型毒品作为娱乐场所药物，它的使用体现年轻化、大众流行与集体狂欢的娱乐特点。吸毒是个体在制度压力下的不恰当选择，与无业空虚、职业需要、社会交往、逃避现实等需求有关；应该通过促进就业、认清危害与树立健康的娱乐交往方式等治理办法减少吸毒行为的发生。     

药家鑫案死刑适用分析

药家鑫案的死刑适用符合我国刑法第48条所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的死刑适用标准。成立激情杀人的关键要件在于被害人的严重过错，不能随意扩大激情杀人的内涵。同时，存在自首情节并不意味着必然获得从轻处罚，少杀慎杀的死刑控制政策并不排除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适用死刑。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立法之展望——以《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为视角

《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贡任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原则的正当理由和年龄的划分以及制裁提出了新的建议，代表了当今世界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发展趋势的展望。我国刑法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规范与《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检讨了中国现行刑法关于未成年犯罪刑事责任规定与《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的不吻合之处，并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立法模式、刑事责任年龄、制裁措施提出了完善建议。     

试论实现法治目标的三大基本条件

法治目标的实现,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在观念意识方面,包括公民要具备"善法"与"恶法"的价值观和判断能力,覆盖于全社会的法的统治意识和法律至上的观念以及全社会权利文化的形成;在制度设计方面,包括权力的控制与制衡,权力与责任的一致,权利义务一致性基础上的平等、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系统的健全与协调;在技术操作方而,包括法治的统一,法律的效力,司法的中立和独立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立.     

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考量系统建构——以“望、闻、切、问”四诊法判断机制为核心

少年审判中的刑事和解制度,是针对承认基本犯罪事实、愿意补偿损害、修复被破坏社会关系即主观恶性较小的未成年被告人提供的一种恢复性司法制度,适用该制度的两大前提之一是对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的判断。本文在总结审判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判断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的“望、闻、切、问”四诊法,并以此判断机制为核心,构建了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考量系统,即主观恶性的判断机制、主观恶性判断效度的验证机制、主观恶性判断的监督机制和主观恶性判断的保障机制,以期能够提高主观恶性判断的效度,充分发挥刑事和解制度的作用。     

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解析

根据对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的解析，尽管组织未成年人实施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中的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是由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完成，但由于本罪侵犯的犯罪客体主要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管理秩序，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也被限定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因此，本罪的犯罪主体不可能构成间接正犯。同时本罪的犯罪性质也决定了一旦“组织”行为中的暴力胁迫等行为超过一定限度、造成了未成年人不应有的伤害或死亡结果，应当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进行处理，而不能依照转化犯、包容犯等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