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心中的“和谐社会”

随着中共十七大四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今日之中国不断努力完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蓝图，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社会”，其实这种理想社会的构想早巳孕育在作为西方精神家园的古希腊哲学思想中。作为建立这样一种社会的典型代表柏拉图在其巨著《理想国》一书中展示了他构建和谐正义之邦的强烈愿望。柏拉图所构建的理想国其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团结、正义、和谐的国家，它具备智慈、勇敢、节制和正义四种品质，不同的成员有其不同的天性和性格，在城邦中适宜从事不同的适合自己天赋和品质的职业。这样各安其位，实现个人正义和个人灵魂的和谐，人人做到这样，从而构成和谐城邦。柏拉图理想国的构建理念对当今推进我们和谐社会的进程具有一定指导意义，本文主要对柏拉图的理想社会的和谐思想作简要的梳理和概述。     

江泽民法律秩序观简论

江泽民法律秩序观与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一脉相承,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法律秩序观主要包括政治秩序观、经济秩序观、文化秩序观和社会秩序观四个方面。其中,政治秩序观以民主为基石,是江泽民民主政治思想的精髓;经济秩序观以法治为核心,体现着江泽民“依法治国”的方略;文化秩序观以先进性为特征,彰显了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社会秩序观是以和谐为目标,蕴含着江泽民“和谐社会”的理念。     

《黄帝四经》新见:中国法治与德治科学观的反熵运行体系

根据<黄帝四经>的记载,黄帝创造和传播了法治与德治及个人自由的观念;而且自黄帝始,这些观念就已出现在中国社会.本文先将源于黄帝的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理论熔为一炉,强调黄帝的思想与实践构成中国法治与德治科学观的基础.之后将西方的科学观念概括为"万物皆为信息".因信息学认为比特为万物的本原,而物理学认为反熵导致了秩序和生命,同样,黄帝倡导的"先予后取"原则就是人类秩序的本原.最后,本文揉合中国思想与西方的科学观,凝炼出黄帝思想体系的核心所在:法治与德治科学观的反熵运行体系.这个体系奠基于"先予后取"原则,取就是熵,予就是反熵.在人类社会中,反熵组织创造和分配了秩序,因此可以将其表述为所有可欲物的创造和分配都是取(反熵)与予(熵)之间的交换.就向所有人更公平地创造与分配可欲物而言,反熵运行体系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发明的最强大、最有效率的体系.具体讲,中国法治与德治科学观体现为五条天命:仁、义、权利和义务一体、杨朱六大自由、一个管制而自由开放的市场体系.更具体地涵盖四个部分:商鞅关于法治的科学观、孔子提出的互惠正义与道德黄金律、老庄的自然无为思想、杨朱的的"为我"思想以及"六感"基础上的六大自由.在中国法治与德治科学观的框架内,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反熵机制,通过它能产生充足的可欲物,增加每个公民的财富、仁爱、力量和正义,满足所有人的需要.我们可以更好地创造、再创造、分配、再分配所有的可欲之物,更加公平地分配已累积的财富、仁爱、力量和正义.     

论刑罚正义观念的演进

自从有了法律意义上的刑罚，刑罚正义一直是法学家关切的主题。刑事古典学派和刑事实证学派分别阐述论证了各自的刑罚正义思想——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价值观念，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的刑罚正义思想分歧的实质在于如何处理个人自由平等与社会秩序的关系问题，即自由平等与秩序的价值关系问题。秩序是法治社会的基本价值需要，没有良好的秩序，也就没有公民的自由和平等。同样，自由和平等是人的自然权利，没有公民个人的自由与平等，也就不会有良好秩序的形成。现代法治社会中的刑罚正义思想则体现出二者内在的辩证统一。     

正义与秩序——由恶法亦法想到的

秩序与正义作为法律基本价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紧密相连,融洽一致。正义是秩序的先导和准则。秩序与正义是法治与和谐的共同价值追求,也是构建法治国家和和谐社会的基石。寻求秩序与正义关系的最佳契合点,通过有效的手段调节社会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建立起相对和谐的社会秩序,体现社会的正义,便是当代社会的急需。     

现代法的本体价值及其对我国民事立法的启示

在法的价值体系中,至为根本并决定其他价值者为法的本体价值.受现代社会整体文化结构、经济结构之决定,现代法的本体价值为个人自由与社会正义的统一,并与传统和后现代法的价值相区别.对我国民事立法而言,现代法的本体价值有助于我们克服价值迷失和主体误置之弊,坚持个人自由这一核心价值,切实贯彻私法自治原则,并注重社会正义价值,实现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的统一与和谐.     

浅谈“梅调对接”的法理基础——以轻微刑事案件所涉民事部分纳入“大调解”机制为视角

“检调对接”是新形势下检察机关执法办案的一种创新型工作机制,它体现了从报应正义观向恢复正义观转变的执法理念,强调了公权力对私权利的积极关注,其法理正当性在于与现代社会的主体性及刑事司法之主体性特征相契合。     

中国传统社会构建和谐社会之路径初探——以“情”、“理”、“法”为切入点

近年来，在中国学界，和谐及和谐社会已成为十分凸现的论题。“情理法”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法律研究中的重要论题之一，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和谐思想的重要体现和中国人建构其所认同的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通过对“情理法”抑或“情”“理”“法”进行语义上的分析和梳理，再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情理法”的相互关系及其功能角度进行考察，不难发现中国传统社会是如何建构和谐社会的，从而启示我们对当下我国学界和谐社会的研究进行反思。这是很有必要的。     

我国法治转型的公平正义取向

我国法治转型的公平正义取向是南法治的本质和我同经济社会所处历史方位决定的。第一，“法是公正的艺术”，法律的产生和存在就在于合理地调整利益关系，维护社会正义。法治如果没有公平正义的内涵．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第二。在正义问题上，西方近代功利主义奉行“正义即效用”的正义观，这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发展，也造成了社会的严重分化。     

“洋货”观照下的“故物”——中国近代论评法家“法治”思想的路向与歧见

在中国“传统内”的释评系统中，法家的“法治”思想这个“故物”，没有得到新的阐述与发展。到了近代，西方法治思想这个“洋货”成为重新解读“故物”的利器。但梁启超与萧公权同样用“洋货”观照“故物”，却得出了法家“法治”思想之“真”与“伪”的不同结论。用“洋货”观照“故物”，已成为具有重大影响与意义的思想学术路向，但也应克服其 “强为比附”的结习。     

道与中国法律传统

“道”是先秦道家提出的且在历史上运用十分频繁的一个哲学概念 ,讲求“天人合一” ,强调自律、内控 ,约束人欲的膨胀 ,以维护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秩序 ,自由思想、权利意识无所由生。法律制度在“道”的指导下 ,形成“道法”传统 ,沿着三个路径变化、发展 :从政治属性上 ,法作为政治的附属 ,走上专制法统的路子 ;从传统法制的内容上 ,走上轻权利重义务的义务本位的路子 ;从法律体系的构织上 ,走上法网宽疏的路子。“道”成为中国古代法的精神。     

加强法治,促进和谐——论法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和谐是一个古老而又经久不衰的跨学科概念,具有美学本源、哲学基础、社会科学基础和实践意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治在和谐社会的全部内涵和基本特征中具有统揽全局、支撑全局的作用。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机制。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围绕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与世界的和谐这四个方面发挥法律的引导和维护作用。和谐社会的法制保障包括立法保障、执法保障、司法保障和守法保障四个方面。     

论法治与和谐

和谐社会应是以社会稳定为外部特征,以公平正义为内在精神,并具有健全的利益整合机制和矛盾处理机制的社会.这样一个社会与法治社会相吻合.如果将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和谐社会则是实现法治的结果.因此,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法治.法治的形式正义提供着社会秩序的制度框架;法治的实质正义塑造着和谐社会的内在精神;法治的利益整合机制和冲突解决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保障正义、促进和谐.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刑事政策的新发展,同时也是对实行20多年的"严打"政策的反思和纠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和谐社都"以人为本",因而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实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因为它能满足和谐社会化解社会矛盾的需要、节约社会资源和刑事司法资源的需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能促进和谐社会构建,因为它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协调社会利益.所以,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论司法与社会和谐

社会和谐是人类长久以来的追求,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社会和谐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与重视。本文着重探讨了司法与社会和谐的辩证关系,在充分论述司法与社会和谐具有和谐性的同时,也指出了二者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希望借此更能全面、客观、深刻地认识司法与社会和谐的关系,更好地完成通过司法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和使命。     

和谐社会的刑事法治理性探讨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实质的刑事法治,尤其需要高度重视、重新审视和检讨刑事政策的公正价值与谦抑宽容理性,合理兼顾犯罪防控和人权保障。在理论上,片面强调以报应主义论证刑法公正,把“刑法公正必然内在要求报应主义”这个命题作为一个“不言自明”的公理是存在很大疑问的。在刑事政策意义上的相对公正理性,不但内含了对犯罪规律的基本认识、对犯罪态势的基本判断、对可资利用的现实物质基础和精神文化资源的基本估价、对社会发展的基本考量、对人权尊重的基本态度,还内含了人性假设的基本立场以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价值权衡和价值取向。现代刑事政策内含的谦抑宽容价值理念应当充分体现出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发展、最大限度地体现相对公正、最小限度地维持必要秩序这样一种“三大一小”理念;因此,现代刑事政策理念应当坚持“人权保障至上”、反对“犯罪防控至上”,坚持“公正至上”、反对“效率至上”。     

儒家孝义思想对传统中国国家司法主义的影响——以“复仇”制度为论域的思考

“复仇”制度作为宗法伦理社会的伴生物,孝义是其得以产生并持续存在的精神基础。离开了“孝”,“复仇”制度便不可能产生和长期存在下去。在对“复仇”的态度上,各朝代的统治者从一定程度的肯定到逐步的限制,到最后的明令禁止“复仇”。其态度的变化反映了儒家孝义思想与传统中国国家司法主义之间矛盾的日益凸显。虽然“复仇”制度在国家司法主义的挤压下活动的空间大大的萎缩,但对“复仇”制度禁而不止的现象却与封建社会相始终。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破除“人情大过国法”的观念,除了在理论上进行宣传“法律至上”的观念,在全社会树立法律意识以外,更为根本的是加速我国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工业社会的转型。     

论“和”文化语境下的国际法治建设

国际秩序建立在国际法律制度基础之上,新格局之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需要相应的良法善治。以西方宗教文化为精神内核的当代国际法,面对人类当下存在的公共问题,已经难以做出有效应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理念正是充分吸取了中国传统“和”文化的有益成分,对现存国际法治基础理论给予了补充和创新,对人类未来国际法治建设给予指导,因为“和”文化完全不同于西方“利”文化,更有助于实现不同文化、文明的和解和共荣。     

诚信·公平·权利——“民法人”教学新理念的构建

立足于现代高等教育应当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并结合民法学精品课程建设的实践,需要对“民法人”这一教学理念进行探索和阐释。民法人的素质或品质可以定义为:民法人是讲诚实、守信用的人,民法人是具有平等价值观和公平观念的人,民法人是懂得尊重他人权利的人,民法人是具有社会公德意识的人,民法人是具有义务观和责任感的人,民法人是系统掌握和精通民法知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