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墨西哥:角色转型与政策选择

墨西哥在地理上和经济上的北美国家身份与政治和文化上的拉丁美洲国家身份,导致了该国身份认同的困境,也决定了其不断在国际社会中探索自身的角色定位。随着墨西哥外交政策的转型,其国际角色定位从发展中国家领导者,转向旨在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桥梁。气候变化议题在当前墨西哥的对外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其参与全球治理、发挥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抓手,也是其表达中等国家声音的一个重要渠道。基于本国的特殊性,墨西哥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诉求是提升国际影响力、追求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其政策选择包括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努力调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歧;认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重视可持续发展,承担自愿减排义务;提出建立"绿色气候基金";加强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就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而言,"桥梁"角色在很大程度上适合墨西哥对自身的国际定位,有利于其走出认同困境,从而找到与南北双方接触并符合自身利益和政策目标的路径。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的加勒比国家及与中国的合作

加勒比地区是对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最小的地区,却是全球面临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威胁最大的地区之一。气候变化不仅阻碍了该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威胁到这些国家及其人民的生存。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加勒比国家一直积极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一是为了寻求国际支持,推动进程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二是为了提高地区气候治理能力。加勒比国家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主要策略包括积极参加国际气候谈判,最大限度地争取话语权和主动权;以及积极争取国际援助进行地区气候治理。加勒比地区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其关于气候问题的主张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提高了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并提升了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中国应加强与加勒比国家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通过巩固双方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合作、增强在地区气候治理方面的合作和实施综合立体的合作模式等路径维护双方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的权益,并促进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     

G20转型的困境:拉美视角及对中国的启示

2018年11月底到12月初,二十国集团(G20)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新一届峰会,这是距2003年墨西哥峰会10多年后再次在拉美国家召开G20峰会。此次G20峰会时值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泛滥、大国之间贸易摩擦此起彼伏等外部问题持续发酵,G20本身的发展困境也已经逐步显现,加上G20拉美成员面临较为严重的国内经济政治困境,种种因素导致此次阿根廷峰会面临各成员方分歧加大、议题难以协调的两难局面,预期此次阿根廷峰会将难以取得令各方满意的成果。就拉美各成员而言,应推动G20维持非正式论坛性质,维持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论坛"地位,加强拉美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作用,进而推动拉美国家国内经济问题的解决并实现G20对拉美国家长效发展议题的协调推动。中国在此过程中可扮演积极角色,推动与拉美新兴经济体的深入合作,就此次峰会热点话题进行充分的意见交流,提高中国声音与中国模式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中拉合作——基于南南合作的视角

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和拉美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加强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合作是双方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必要选择,也是中拉关系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内在要求。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是中拉的重要共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行动为中拉合作拓展了空间,中拉论坛机制的启动为中拉合作提供了契机。未来中拉双方应该以中拉论坛为合作平台,以加勒比共同体为重点合作区域,以清洁能源为重点合作领域,构筑双方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合作路径。     

拉美国家在WTO改革中的立场和作用

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全球治理领域的长期工程,其未来走向直接关系到各WTO成员的利益。美国、欧盟、日本、中国等WTO成员在WTO改革中的影响力最大,其动向最值得关注,并正在积极提出建议或表达诉求。拉美国家同样已经在WTO平台和非WTO平台采取积极行动、表达自身立场。本文梳理了拉美国家在WTO改革中的行动和立场,并分析拉美国家在WTO改革中发挥的作用。本文认为,在世界各大区域中,拉美国家发挥的作用大于大洋洲和非洲地区,小于北美、欧洲、亚洲地区。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将是拉美国家中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体,在世界各经济体中扮演影响者的角色。其他拉美国家则将扮演跟随者的角色。同时,拉美国家内部也存在利益协调问题。其中,巴西的动向最值得关注。中国应积极寻求和拉美国家之间的合作,共同推进WTO改革。中国和巴西之间虽然存在利益分化,但也存在多种合作的可能。中国和拉美国家之间的合作可以遵循"抓大不放小、一事一议、多种平台"的思路。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重构与中国角色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更加凸显了全球治理的重要性。此次疫情防控一方面暴露了全球治理体系的诸多困境,另一方面也预示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将面临一系列挑战。因此,全球治理体系亟须改革和重构,包括全球治理理念转变、全球治理主体调整、全球治理客体重心转移、全球治理规则创新以及全球治理动力再塑造。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应在G20等多边机制下积极发挥抗击疫情的重要作用;推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改革,扩大中国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影响力;建立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为全球治理树立信心和标杆;发展"一带一路"国际治理合作平台,着力打造"健康丝绸之路";加强东亚区域合作抗疫,提升亚洲国家全球治理地位。总之,中国将与各国协作共同塑造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     

从渔业问题看北极治理的困境与路径

除去一般性的科考研究,关于北极问题的战略研究趋于强调国家主导和现实博弈,对于治理的路径与绩效评估较少,缺乏对全球层面制度因素的讨论。本文以北极渔业问题为案例,通过分析需求与供给、自由与管控、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存在的治理失衡现状,总结出以权力扩张、责任混淆、执法赤字和价值观缺失为主要特征的治理困境,从而归纳以制度为依托的软性治理、半封闭式的互补性竞争治理以及相互约束的排他性治理框架,为北极治理的路径选择提供思考。     

拉美地区国家能力建设刍议——兼评《建设一个更有效率的国家》

近年来,受到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等外部环境的影响,拉美地区再次陷入经济发展停滞的不利局面,困扰拉美国家已久的治理危机和社会问题重新凸显出来。国家能力是国家从社会中汲取资源并对社会实施统治与管理的能力。CAF—拉丁美洲开发银行2015年经济和发展报告《建设一个更有效率的国家》表明,许多有着明确目标和完整步骤的政策在拉美国家实践中很难取得预期效果,这是因为拉美国家在国家能力建设上存在缺陷,如官僚体系的缺陷不利于调动公务员的积极性,公共采购体系的缺陷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公众参与政治的渠道受限于政府信息公开度和公众自身素质,公共政策经验评估面临许多困难和障碍,拉美地区"强社会、弱国家"的建构形态削弱了国家对资源的控制和处置能力,制约了拉美国家公共政策实施的效果。为应对这种困境,拉美国家的国家能力建设应从建立制度化和系统化的官僚体系、加强反腐司法系统的建设、提高公众政治参与程度等方面着手,以提升国家治理的效能与水平。     

印度参与全球治理的理念与实践

印度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理念是:印度应推动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保持在全球治理中的战略自主性;全球治理必须尊重国家主权;南亚应成为全球治理的重点地区。秉持这些理念,印度参与了许多领域的全球治理,并做出一定贡献。但印度在全球治理中仍面临目标与能力之间存在落差、话语权较弱、全球治理与国家利益的矛盾、周边国家疑惧等挑战,这些挑战限制了印度在全球治理中作用的发挥。     

全球天然气治理话语权与中国的对策分析

国家能源发展问题是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新时期下,中国应重点提升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话语权、影响力和塑造力。从国际形势来看,随着各国能源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全球天然气消费的不断增长,天然气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正发生着显著变化。针对上述变化,本文提出了全球天然气治理话语权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由天然气资源掌控权、通道掌控权、定价权以及消费需求影响力共同构成的综合权力。在此基础上,分析当前中国在全球天然气治理中的地位,并提出中国提升在全球天然气治理中地位的对策和建议。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地缘政治经济占据优势,但将长期身处与其他大国进行资源、利益角逐与博弈的环境;中短期内天然气资源安全可供,但中长期天然气供应安全面临潜在挑战;在贸易环节既面临问题也具有优势。为提升在全球天然气治理中的地位,中国应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天然气合作,进口来源有所侧重;重点打造亚洲天然气金融中心,争取主导制定亚太区域贸易规则,加速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各环节的综合服务及配套能力;同时适当控制天然气需求,进一步完善我国多样化的能源供应。     

巴西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基于安全治理视角的分析

安全治理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核心要义,也是新兴国家参与维和的重要考量。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巴西属于参与较早且较积极的国家。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外交、国防战略的充实完善,巴西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视程度明显提升。除了保持较高的参与率以外,巴西尤其注重对非洲、南大西洋、拉美与巴西安全利益相关性较强的地区维和行动的参与。总体来看,在巴西的维和参与中,存在较为清晰的安全治理逻辑,其中既包括扩大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影响力,也体现了在战略性区域构建"安全共同体"的政策思路。与此同时,维和参与也是保障巴西国内安全可治理性的重要方式。从实际效果分析,联合国维和参与有助于巴西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协调国"角色塑造,进而丰富巴西外交的"软实力"内涵。与此同时,巴西也依托"协调国"角色更加广泛地参与全球和地区安全治理,实现了提升国际政治影响力的战略目标。     

拉美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的国别基础、互补与竞争

21世纪第二个10年,域外经济、政治发展和拉美国家政治生态变化引发了拉美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的新态势,相关研究多聚焦于地区建设的周期性、多样性和复杂的动力机制。本文选取拉美国家外交政策视角观照目前地区建设动态,考察自下而上影响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的各种因素,将地区主义的两个维度(即合作和一体化)作为国别外交政策选项,阐明拉美国家如何利用区域次区域组织展开互补和竞争,分析各组织间的互补关系及其缺失,同时指出其并非壁垒森严的竞争关系。以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南方共同市场和太平洋联盟的演化为例,分析三种类型的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组织在面对域内外挑战时所体现的拉美地区建设的固有风格,指出成员国利益和诉求的最终决定作用,即区域次区域组织关系背后的国别政策基础。由于拉美国家利益的多样性和政策的差异性,拉美一体化组织的生命力在于如何凝聚具有共同诉求的成员国直面当下最急迫的挑战,借助区域次区域平台解决经济衰退、对美关系和地区热点等诸多难题,其现实路径是采取协调和谋求共识的方式开展国家间的"合作"。     

“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反思与超越

国家利益是主客观交织的概念,"国家利益最大化"观念是建立在理性主义理论基础上的抽象,并通过三种形式表现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中。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观念遇到了巨大挑战。这一挑战在理论上来自建构主义、公共理性、全球伦理、全球社会理论的诘难;实践中则在领土争端及安全问题的解决、国家利益的流散、全球问题,以及国际保护的责任等国际政治的实际运作上遭遇困境。因此,有必要反思与超越"国家利益最大化"观念。     

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中拉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实践,是应对全球"治理失灵"、加大南南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不断优化的新方案和新举措。全球治理体系重构、中拉关系发展需求、拉美一体化驱动和"一带一路"建设等都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内外机遇。在全球治理背景下,拉美一体化中的分歧、中拉贸易中的同质化、美国因素的干扰、地理距离遥远与文化隔阂等,都是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挑战。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空维度下,中国应在理性分析和科学判断的基础上,以中拉合作框架为整体指引,以全球治理和南南合作为主线,以强化质量与增进互信为目标,与拉美国家携手共进,共同构建"五位一体"的中拉命运共同体。     

哈萨克斯坦参与全球治理的举措、动力及前景

自1991年独立以来,哈萨克斯坦不但成功巩固了国家主权,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在外交领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使哈萨克斯坦成为全球治理舞台中最为活跃的中亚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哈萨克斯坦将自己定位为“有实力的重要地区大国”,奉行以巩固主权独立和维护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全方位务实平衡”外交战略,通过建立睦邻友好信任带的“近邻外交”和以伙伴关系为基础的“远邻外交”,拉近与世界各大国及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扮演着“沟通者”和“调停者”角色,积极推动中亚地区内部的一体化进程,广泛参与全球与地区性国际组织,在核不扩散和文明对话等领域提出了各种有影响力的倡议,力图将本国的利益和世界的利益融为一体,为哈萨克斯坦的发展赢得了很大的机遇和空间,使哈萨克斯坦在国际社会中的能见度不断提升。作为中亚国家经济发展最为成功、外交最为活跃、国际影响力最为显著的国家,哈萨克斯坦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经验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东亚军事同盟与区域合作之关系——一种机制视角的分析

军事同盟是东亚区域合作构建迟缓的症结所在。但共存一域的两种机制——军事同盟和东亚区域合作,其各自的地缘政治特征存在冲突。军事同盟的地缘政治逻辑强调以邻为壑,而区域合作的地缘政治逻辑强调以邻为伴;东亚军事同盟具有双边-非对称性结构特征,强调同盟内部观念的同一性及同盟与他者的差异性,而区域合作是一种多边结构的构建,强调观念的包容性。双边同盟很难汇聚多边利益,而双边-非对称性的同盟结构,使次级同盟成员处于绝对劣势,在增强其对主导盟国的依赖度的同时也减少了其政策选择度。军事同盟与区域合作构建均具有谋求利益与安全的功能。但军事同盟强调现实的、短暂的安全利益,以军事合作为特征。区域合作则兼顾现实和未来的中长期利益,以全面合作为特征。军事同盟提供的安全产品的受众是参与同盟的国家,区域合作提供的安全产品的受众是本区域的全体成员。     

土耳其与二十国集团:角色、认知与政策特点

土耳其的多重身份与经济表现增强了二十国集团的合法性、代表性与治理效力;二十国集团也凸显了土耳其的重要地位,成为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土耳其将二十国集团视为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途径,支持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维护二十国集团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土耳其的二十国集团政策既表现出新兴国家的利益诉求特征,又面临与发达国家保持政策一致性的外在约束。由于受到内外多重因素的制约,预计2015年二十国集团安塔利亚峰会将延续往届峰会特别是布里斯班峰会的基调,同时土耳其也将力争呈现自身的偏好与特色。中国作为二十国集团重要成员与2016年峰会的东道国,应积极参与安塔利亚峰会议程的制定,进一步推进全球经济治理。     

全球清洁能源治理的跨国主义范式——多元网络化发展的特点、动因及挑战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的综合性解决路径,清洁能源利用在各国的迅速崛起推进了国际社会对于全球能源秩序变革以及全球清洁能源善治提出新的诉求。在发展实践中,全球清洁能源治理日益呈现出一种基于多元主体参与且呈网络性拓展互动模式的跨国主义范式。本文基于对三种全球治理范式的理论探讨,深入分析了全球清洁能源治理的多元网络化路径及其特点。全球气候能源战略格局转型、国家间互动中清洁能源的"去地缘化"属性以及私营部门的兴起从不同层面推动了治理的多元网络化进程。但这一进程也受到多元治理格局碎片化、体系中的"南北分割"以及"治理的再地缘化"等现实挑战的阻碍。在此研究基础上,为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清洁能源治理提供前瞻性的建议,从而提升中国在国际气候能源治理中的话语权和能动性。     

约束与突破：中国在北极理事会的规范性话语权提升路径探析

北极理事会作为最具影响力的北极地区国际组织,其规则制定行为深刻影响了北极秩序的演变。中国不仅是北极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也是北极治理的后来者。要融入以西方国家主导的北极治理格局,就需要借助北极理事会来维护中国的北极利益。获取并提升规范性话语权,是中国制度性参与北极治理的重要目标。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与北极治理环境的转变,为了护持合理的北极权益,中国有必要提升在北极理事会中的规范性话语权。当前,中国可以通过充分利用参会权来提升对北极理事会建章立制的知情能力,从而逐步突破身份与权益限制,以及北极国家对北极治理规范性话语权的垄断。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路径选择

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变化既为中国的参与带来了新机遇,也增加了风险与挑战。机遇主要来自全球治理理念的多元化、治理规则的新发展和新兴国家影响力的总体增强。与此同时,阻碍性力量有所加大、支撑性平台作用有限、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等使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约束增加。为了更有效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升中国"共商、共建、共享"治理理念的影响力,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需在机构平台建设、议题设置及构筑重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安全防护网络方面加大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