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涉税信息共享程序规则的构建

正目次一、问题提出的缘由二、法律程序规则构建之理论基础三、我国现行涉税信息共享模式及程序规则评述四、完善第三方涉税信息共享法律程序规则的建议征纳双方之外的其他主体依法提供的涉税信息,即称为第三方涉税信息。涉税信息共享涉及多方主体的协作,而第三方涉税信息支持将有利于税务机关提高税收征管     

有关公民知情权的法律制度保障

知情权是现代民主国家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在我国有关保障公民知情权的法律制度已初步建立。但是公民知情权宪法地位尚未明确;知情权法律保障制度还不能形成一个系统而完善的体系,其法律保障效力难以发挥。确立公民宪法和法律上的知情权,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是完善公民知情权法律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     

知情权法律救济在我国遭遇的尴尬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然而<条例>在规定知情权法律救济途径时,由于并未充分考虑其独特的性质,故知情权如遭受侵害,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等传统的救济手段中面临诸多困惑与尴尬.因此,在宪法中明确赋予公民知情权以基本权利的地位;待时机成熟提升条例的法律位阶,变条例为法律;调整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审查方式,增加屏蔽审理程序;提高公民权利观念,加强政府法治理念,畅通救济途径,才能更加有效地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2011年8月法治焦点回顾

1.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发布8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发布,解释明确以结婚登记程序存在瑕疵为由主张撤销结婚登记应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明确规定亲子关系诉讼中一方当事人拒绝鉴定将导致法院推定另一方主张成立的法律后果,明确婚后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不动产且产权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的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2.公民要求政府公开信息被拒可诉至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于     

刍议宪法诉讼——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侵犯公民受教育权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答复

宪法诉讼是指因公民的宪法权利被侵害而提起的诉讼。从狭义上讲，宪法诉讼是指公民个人认为某个法律、法规侵害了自己的宪法权利，而向法院提出控诉，要求审查其合宪性的一种制度；从广义上讲，宪法诉讼是指公民认为自己的宪法权利受到他人侵害，而以该宪法条文为依据向法院起诉，要求侵权人承担债权责任的制度。在我国，根据现行《宪法》第６２条、第６７条的规定，狭义上的宪法诉讼作为宪法监督的一种形式，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实施，不存在个人对违宪法律、法规控诉的问题。因此，本文所指宪法诉讼仅指广义上的宪法诉讼。综观世界，…     

无罪推定原则的意义解读－一种诉讼法哲学分析

无罪推定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的一项刑事诉讼法原则乃至宪法原则。无罪推定在各国立法例中虽然有肯定式和否定式两种表达方式。但其基本内涵却是相同的,即：任何人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并由法院判决确定有罪之前，应作为无罪公民对待，作为一种关于正义的规范性命题，无罪推定原则具有内在的基本特征和诉讼程序规则，具有深厚的社会哲学基础和重要的政治法律意义，在建议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无罪推定原则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成为当代中国刑事诉讼法制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和时代课题。     

试论民事案件同案同判的宪政意义

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民法通则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第三条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地位平等。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合同法第三条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     

论宪法中人民主权与基本人权原则的沟通——以哈贝马斯的宪法有效性理论为视角

在宪法原则中，人民主权是逻辑起点，基本人权是终极目标。人民主权表征了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本人权保证了权利的不可侵犯性。但在传统的理论中二者存在着何者优先的张力。哈贝马斯的宪法有效性理论认为，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形成于公民的自我理解，是主体之间商谈的结果，宪法的承受者同时也是法律规则的创造者。宪法中的人权与人民主权原则是同源的，是互为前提、相互证成的；人权使得人民主权的合法行使成为可能，人民主权在法律上的制度化是人权本身的要求。因此，宪法人民主权原则与基本人权原则之间的紧张可以通过宪法的有效性而沟通。     

高校校规的违宪审查问题

我国高校虽然不具有行政机关的资格 ,但法律赋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权 ,所以 ,我国高校校规是一种自治规章 ,属于抽象行政行为。大学生是国家的普通公民 ,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 ,但现行司法体制在处理高校校规侵犯大学生宪法权利的行为时存在许多缺憾。为使高校管理法治化 ,高校校规必须接受违宪审查。法院在审查校规合宪性时应遵循一些原则 ,诸如法层级效力规则、校规合宪性推定规则、禁止歧视对等规则等     

对第三方网上支付规则的法律思考——以支付宝为例

电子商务的发展以及传统支付观念的改变，使得以支付宝为代表的第三方网上支付服务获得迅速发展。但是，第三方网上支付服务机构的法律定位以及交易、支付、争议处理等规则一直游离于法律调控之外，甚至于法相悖。必须尽快开展我国第三方网上支付相关法律问题研究，构建法律环境，推动第三方电子支付市场健康发展。     

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中“情节严重”的认定

案情回放：非法交易 公民个人 信息安全受到严重侵害 2009年3月至12月间,被告人谢某利用某通信公司授予其所在公司进行手机定位业务的权限,先后多次为他人提供的90余个手机号码进行定位,非法获利9万元;被告人黄某先后多次将其作为某通信公司客服中心职员所获得的机主信息等公民个人信息200余条出售给他人,非法获利1万余元；     

无罪推定原则的意义解读——一种诉讼法哲学分析

无罪推定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的一项刑事诉讼法原则乃至宪法原则。无罪推定在各国立法例中虽然有肯定式和否定式两种表述方式 ,但其基本内涵却是相同的 ,即 :任何人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并由法院判决确定有罪之前 ,应作为无罪公民对待。作为一种关于正义的规范性命题 ,无罪推定原则具有内在的基本特征和诉讼程序规则 ,具有深厚的社会哲学基础和重要的政治法律意义。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 ,无罪推定原则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成为当代中国刑事诉讼法制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和时代课题。     

政府信息公开的宪法逻辑

现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赖以建构的"知情权——政府信息公开义务"逻辑,先验地接受了"知情权是人权"与"政府信息公开义务是知情权实现的手段"的预设,混淆了作为主权者的"人民"与作为政府治理相对方的"公民",因而也混淆了有关宪法体制组织和运行的"人民——人大——政府"之主权逻辑与"政府——公民"之治理逻辑,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从宪法体制中割裂开去。其后果是,既将依附于人大体制的宪法监督消解于无形,也由于与作为正当性来源的主权逻辑的断裂而陷入合法性危机。并且,它曲解了公众参与在宪法逻辑中的应有定位,使其脱离乃至僭越了政府治理的正常逻辑,不仅浪费了大量行政资源,还冲淡了基于直接利害关联的公民信息公开诉求。有鉴于此,政府信息公开应当回归宪法主权逻辑与治理逻辑的二元结构,对应进行制度化构造。     

让信息公开成为阳光政府的常态

从1999年动议到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走过了漫长的10年征途。10年终于破冰，《条例》确立了公开原则、平等原则、服务原则、便民原则、安全原则、法治原则——从2008年5月1日开始。政府信息公开，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此，13亿公民有权要求政府把信息公开作为常态，不公开则是例外了。《条例》首次从法律上对政府信息公开做了明确规定。使广大群众对行政机关的职责权限、办事程序、办事结果、监督方式等信息能够一目了然，保障了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这部“用法律打造透明政府”，是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一个重大举措。     

政府信息公开的宪法基础

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需要一定的宪法基础和依据。文章从政府和公民权利两个方面讨论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宪法基础,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是政府应尽的义务,而且政府信息公开是公民知情权和隐私权等宪法权利的要求。     

宪法是审判工作的根本法律依据

我国宪法序言明确规定 ,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 ,保证宪法的实施。一切国家机关包括法院 ,法院最主要的活动是审判活动。据此 ,法院的审判活动必须以宪法为根本准则和根本的法律依据。民事、行政诉讼案件中是可以适用宪法原则 ,引用宪法条文规定的 ,但限于普通法律并无具体规定 ,而宪法又有原则规定时 ,方可引用。建议对宪法诉讼程序作特别规定 ,即应以中级或高级人民法院为第一审法院。     

信息自由的宪法基础

信息自由的核心要义是指公民享有在不受公权力干预的情况下，自主决定通过何种方式，借助何种工具，获取何种信息的权利。在我国《宪法》上，信息自由与以请求政府信息公开为内涵的知情权存在概念指向和规范基础上的分野。在人权条款入宪后所产生的价值和效力辐射效应的背景下，通过对《宪法》第35条表达自由条款进行目的论解释，可将信息自由纳入其规范领域加以保障。《宪法》第51条为公民行使信息自由划定了界限，同时也是对公权力限制公民信息自由的约束。德国的比例原则审查基准和美国的双重审查基准，为我国涉及信息自由的事例的合宪性审查作业提供了理论上的借鉴。结合我国《宪法》文本和社会语境，公权力可基于保障国家荣誉和安全、其他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以及善良风俗和公共安全的理由，依法对公民的信息自由进行必要的限制。     

论宪法的司法解释

我国现行法律解释体制仅限于法律解释 ,而未及宪法的司法解释 ,作者认为法院及法官应当可以就宪法问题进行解释。因为第一 ,宪法审判与宪法争议的客观存在 ,需要法院对宪法作出解释 ;第二 ,法院与法官具有解释宪法问题的专业优势 ,诉讼功能也使宪法解释的问题更为严肃、权威 ;第三 ,由法院进行宪法解释 ,与我国的政治体制并不违背。     

违法者人格尊严的法律保护——以“扫黄”行动中曝光性交易者为例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但在中国各地“扫黄”行动中，性交易者的人格尊严却被任意侵犯。西方完政国家普遍确立了人格尊严在宪法人权体系中的核心价值，从而为公民人格尊严宪法保护规范的确立及司法实践中的权利保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现行宪法的人格尊严未被确立为公民基本权利的核心价值地位，更无行之有效的宪法保障机制和法律救济机制，加之受到我国公权优位传统思想的影响，执法者以政治逻辑解决法律问题，致使违法者人格尊严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政府信息公开与行政诉讼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公民知情权的行政救济途径。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涉及行政诉讼的类型以及法院的受案范围。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中的当事人、举证责任和诉讼程序都因不同的行政诉讼类型而有显著区别。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最关键的问题是法院对于国家机密的审查，政府信息是否国家秘密必须经过有权机关的确认，不能仅仅以属于国家秘密的空洞理由而不予公开。对于因政府信息公开遭受损失的当事人，应当给予国家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