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下的风险分析与刑法规制

人工智能带来方便的同时我们的生活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在预防人工智能引发犯罪的刑事风险时,传统的刑法并不具备应对方案。人工智能对社会能够造成严重的危害性,而且人工智能具有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所以应当赋予人工智能一定限度的人格,在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时,应当依照刑法要求人工智能及其他主体承担刑事责任及刑罚,从而保障人工智能在法治的框架下发展。     

人工智能产品触及刑法风险的“管”与“防”

高新科技的进步必将会带来相应风险的产生,当人工智能初露风险,我国刑法学界已经开始对其刑事主体地位、行为能力和所处刑罚进行了讨论。文章将对人工智能产品在性能和刑事主体方面进行界分,并在此基础上对人工智能产品触及刑法风险时的管理与防控进行论述,以期对我国人工智能的规范研发和正确使用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     

智能算法的刑法保护与规制路径研究

刑法面对人工智能问题的当务之急是挖掘教义学在当下及短期未来的适用潜力,这需要对智能算法这一核心概念进行教义学观审。算法黑箱和算法操纵问题是智能算法的核心争议问题,由于人工智能技术极强的自反性及两面性,应当兼顾对刑事风险的规制与对算法本身蕴含法益的刑法保护。智能算法蕴含的混合法益应包括作为公共法益的"算法安全"及作为开发者竞争优势的"算法权利",对智能算法的刑法保护应围绕二者进行展开。智能算法的刑事规制应当围绕输入端、运算端及输出端进行有区别的展开,风险预防原则与正当程序原则应得到坚持,可以考虑刑事合规制度的引入。     

危险、风险的刑事抗制——构建和谐社会环境下的思考

当前,各种形式的犯罪对国家和社会的安全造成威胁。我们正面临“风险社会”的挑战。需要从以下三方面完善刑法以抗制犯罪风险:(1)引入保安处分;(2)分离羁押体系;(3)严密刑事法网。     

互联网金融创新下侵犯消费者权益的刑事风险分析——以网络借贷为视角

互联网金融以其"普惠性"优势,拓宽了社会大众的投资渠道。但由于多数金融消费者专业金融知识匮乏,使之对金融风险的理性认识欠缺,缺乏抗风险能力,同时存在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也使得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最容易受到侵害。刑事风险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侵犯金融消费者资金安全的刑事风险,包括来自于资金池的和庞氏骗局两个来源;二是侵犯金融消费者信息安全权益的刑事风险。     

人工智能作为刑事主体的可行性探析

人工智能与刑法体系具有兼容可能性是确立其为新型刑事主体的必要条件。人工智能与传统刑法体系兼容的前提条件是赋予人工智能与自然人同等的权利与义务,在否定该前提的情况下,即使调整刑法体系内容纳入人工智能刑事主体,从根本上也无法实现刑法的机能与刑罚的功能。即人工智能与传统刑法体系不具有兼容可能性,通过确立人工智能的刑事主体地位使其承担刑事责任的做法不具有可行性。刑事法律可以通过将人工智能的处罚作为自然人的附加刑罚或为人工智能创设一套法律制度,作为对人工智能犯罪规制路径的探索尝试。     

对人工智能发展可能导致的若干问题之思考

人工智能被广泛应用于当今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将人类从一些简单烦琐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但人工智能也可能导致一系列问题,如人工智能的技术缺陷和法律法规不完善是否会导致各种风险?人工智能的应用是否会导致失业?人工智能是否会产生自我意识并控制人类?只有合理认识和解答这些问题,才能积极预防人工智能可能产生的各种风险,安全有效地运用人工智能服务社会、造福人类。     

风险社会的刑法的三个基本面相

风险社会的形成使刑法的发展驶上了由传统社会结构与（狭义的）风险社会结构共同塑造的＂双轨道＂,刑法在风险社会展示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面相,即刑事政策走向规范化,刑法被定位为安全刑法,刑法规范被塑造为行为规范。     

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的风险及其规避

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对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带来了治理技术的安全隐患、治理主体的替代 危机、治理行为的价值缺失和治理责任的模糊不清等风险。人工智能的技术复杂性与不确定 性、赋能治理与侵犯权利的双重效应以及兼具治理工具与治理对象的自反是其风险根源。人 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的风险规避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致力于构建一个综合性公共政策框 架。概而言之,要以数据与算法治理为基础,加强人工智能风险的根源治理;以优化与完善社会政策为保障,彰显技术治理行为的价值理性;以风险评估与社会实验为手段,开展人工智 能风险的监测预警;以社会合作与共治为架构,推进人工智能风险的协同治理。     

刑事司法中的人工智能应用

为了促进公共安全和减少犯罪，美国国家司法研究所正努力研究刑事司法和公共安全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主要分为四个领域：一是公共安全录像和图像分析，以提高数据收集、成像、分析的速度、质量和准确性；二是DNA分析，随着精确度提升，DNA混合物的分析也逐渐成为一项挑战性的工作；三是枪击检测，诸多因素都会影响枪击录音的内容和质量，通过使用精确的模型，准确识别枪支；四是犯罪预测，主要应用于裁判建议、预测刑事再犯、识别老龄虐待及潜在受害者。人工智能将可能成为我们刑事司法生态系统的永久组成部分，提供调查协助，帮助刑事司法专业人员更好地维护公共安全。2016年白宫也将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作为一项国家战略，人工智能将在方方面面改善我们的生活。     

刑事政策视野下的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对刑事政策的一种宽松选择。在国家——社会双本位型刑事政策模式构建下的社区矫正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双本位型刑事政策的建立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社会二元社会结构嬗变的必然要求。市民社会是社区矫正的基础。     

提升防控能力 着力防范化解社会领域重大风险

社会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晴雨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风险因素很容易被经济、金融、科学和国际政治因素放大,并传播到政治及其他领域。当前形势下尤其需要明确防范化解社会领域重大风险的重要意义,强化底线思维,对当前社会领域重大风险准确研判,重点提升风险辨识、法治治理、现代科技运用、应急管理、舆论引导等五大能力,推进治理工具创新,增强防控合力,提高风险防范与化解本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长三角一体化视阈下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用与法治应对

长三角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活跃程度最高、开放力度最大、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科技创新方面首当其冲的就是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应用。长三角区域AI产业的深度合作促进了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不仅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也极大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但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与应用也使得机遇与风险并存。如何从法治的视角有效规避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把握发展机遇,助力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便成为当下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论政治安全与警察权的配置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和根本,履行国家政治职能,就是维护政治安全。实现政治安全,必须构建国家专门机关和特殊力量;司法权、军事权、警察权等强制性权力的配置目的,就是为履行政治职能,维护政治安全。据此,维护政治安全,是构建国家警察力量以及警察权形成的前提条件。警察权作用于公共安全管理领域与辅助刑事司法领域,警察机关的执法就是公共安全执法与刑事执法。因此,警察权配置为警察公共安全管理权与警察辅助刑事司法权两大类型。公共安全管理权的主要形式有:治安管理权、道路交通管理权、消防监督权、出入境与移民管理权、网络安全管理权、应急管理权等;辅助刑事司法权的主要形式有:刑事调查权、刑事侦查权、技术侦察权、刑罚执行权等。     

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裁判权的弱化与分离

刑事政策的概念可以界定为：国家社会以人道主义为宗旨对已然犯罪人战略的、宏观的和战术的、微观的被动处置措施。刑事政策在客观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对刑事司法裁判权进行了弱化与分离,这是现代社会民主与法治框架内的国家权力的正常分流。     

我国宪法的修改对刑事法治的影响

1999年宪法修正案对刑事法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完善了刑事法治的宏观指导,强化了刑事法治的经济功能,完善了国家安全的刑法保护功能。     

关于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构想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是指，当被害人在受到犯罪行为侵害而无法从犯罪人处或其他途径获得损害赔偿时，由国家设立专项基金，依法给予其一定物质帮助的一种社会安全及司法保护制度。应当从补偿的对象、补偿的范围、补偿的数额及资金来源、补偿程序等方面来构建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预防性反恐刑事立法的检视与反思

预防性反恐刑事立法有利于遏制恐怖活动犯罪,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安全.但刑法作为国家权力之一,具有天然的扩张性.在肯定预防性反恐刑事立法具有合理性的同时,警惕刑法的不当扩张而造成的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侵犯也应同步于恐怖活动犯罪的治理.对此,预防性反恐刑事立法的建构应奉行以自由保障为前提、以安全维护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合理界定抽象危险犯的成立范围,并严格其入罪和出罪,以期实现反恐与保障人权之间的有效平衡.     

论人权和刑事司法的关系

人权是人基于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而产生的所有人共同的需求,人权是一种由法律、习惯所确认的社会关系。国家是保障人权的主体和责任者,人权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中有所不同,但基本人权应当得到保障。刑事司法权利不仅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而且对国家、社会和每个人都有保障作用。人权和刑事司法国际准则是有紧密联系的两个要领,文章对刑事司法国际准则的适用性等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研究     

论国际犯罪的特征与构成

国际犯罪是指国际法规定的以及违反国内法关于国际刑事方面规定的、对国际社会具有危害性并应受到刑事处罚或需要通过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予以刑事处罚的行为。他是严重危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触犯国际刑事法律法规或违反国内法关于国际刑事方面的规定;是应当受到刑事处罚;犯罪通常涉及两个以上国家的行为。同样具有刑法学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