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理论对中国古诗词翻译和传播的推动作用

汉语诗歌由于它独特魅力,越来越受到世界人们的喜爱,汉语古诗的英译是向世界介绍我国语言文化很好的途径.解构主义独特的翻译视角,主张在翻译过程中作出适当的选择,尽可能保留差异,在保持原文语言的本质的同时,增加其可接受度和创造性.     

德里达对传统翻译理论的解构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是解构主义的主要倡导者,他创造了"解构主义"这个术语。他以"延异"和"踪迹"为切入点对传统的翻译思想进行了解构,重新阐释了传统翻译理论中诸如翻译对等、原作与译作的关系以及可译性等核心问题,对翻译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德里达看来,翻译应尽量达到"一个词对一个词"的等量,原作与译作呈互补共生的"契约"关系,而翻译中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又受制于词的"经济法则",这些深邃的思想对我们的翻译理论与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维特根斯坦哲学意义观的译学启示

解构主义在打破形而上学意义观的同时也带给翻译研究无尽的迷惘。意义的消解使翻译面临本体缺失的危险。如何重构意义？如何实现翻译本体论上的回归？这成为译学研究的一个新课题。本文以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的哲学意义观为立足点探讨翻译中意义的相对确定性,归纳出一条把握相对意义的线索：把语言投入实际交际—在游戏规则规约性与可驾驭性的张力间定位意义—用实践检验意义。文章试图从维特根斯坦重实用、重交际的语言观出发来探讨翻译中意义的重构。     

翻译生态环境与少数民族文化特色词的翻译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译者"适应"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过程,以及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选择"译文的过程,这种适应和选择涉及语言、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在翻译少数民族文化特色词时,为传达这些词特有的文化内涵,译者至少需要在语言、文化、交际三个维度上进行适应、选择与转换,才能产生恰当的译文。     

解构主义对文学翻译“信达雅”的挑战

严复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和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一直是我国翻译界的金科玉律。但现代西方解构主义翻译观却坦言“作者死了”,文本——阅读——理解“永难弥合”。本文结合解构主义理论对作者、对文本的终极意义的解构的观点,对翻译研究尝试作出新的审视。     

实践哲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

翻译是生活世界中的一种人类交往实践,翻译研究亦不能脱离生活世界.然而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译学研究范式都遗忘了生活世界,背离了翻译活动的实践性和翻译活动的真正目的与意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各自所选择的作为语言学基础的理论割离了语言与人类实践的关系.回归生活世界,必须诉诸理论的途径.马克思主义实践语言观符合实践哲学的思维方式,以它为理论指导将能引导翻译研究回归生活世界.     

从“忠实”走向“忠诚”——翻译“忠”论标准的伦理反思

从伦理的角度而言,传统的翻译“忠实”论是一种体现文本关系的翻译标准,而随着解构主义思潮的出现,基于人际间“忠诚”的概念能够更加全面地阐释翻译,因为翻译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人为因素干预和影响.译者在表达作者意图的过程中,体现了“忠实”的原则,同时,在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中周旋,例如考虑译本读者的感受,关注客户或者委托人的利益以及自己个人和职业伦理操守的过程,体现了“忠诚”的原则.     

《狂人日记》:现代中国第一部解构主义小说

《狂人日记》是现代中国第一部解构主义小说。其解构主义的特点至少在思想内涵、语言、结构三方面体现出来。作者的立场、思维、境界也和解构主义有密切深厚的关联。     

思考语言和言语美之所在

自西方"语言的转向"以来,各个哲学流派对语言都提出新的观点及其相关论述。根据海德格尔存在现象学以及之后的解构主义鼻祖德里达对语言的理解,语言脱离曾经所在的形而上境遇得到全新的阐述。语言、言语同美的生成与共存,在历史性的时间性中,于"当下"得以存在。语言同言语在打破以往各自所居的境遇中重新发挥各自作用,并将美带到当下。言语和语言本为一体,对其所进行的分解性分析,仍然将言语作为语言的基石,语言在最后仍将会推向"逻各斯"之顶端。言语自身的释放,打破僵局,将"过去"的语言推向属于过去的"自在的存在"之虚无,来临当下的不是语言而是言语,并在其中展现其"被抛"以及"期许"的性质之美。     

论谐音别解音译文化现象与Benz、BMW音译实践

"谐音别解"音译词是一类特殊的音译词,也是汉语翻译中特有的语言文化现象,该现象在汽车名称翻译中普遍存在。奔驰(Benz)、宝马(BMW)是汽车常见的译名,也是最常见的谐音别解音译词,翻译过程中体现了独特的思维方式与认知图式,具有双重文化意象,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     

中英文广告翻译的"不对等性"与奈达的"功能对等"原则

由于受法律体制、市场策划、语言体系和文化等方面原因的局限,在中英文广告翻译中存在很多不对等的情况,也就是英文中所说的"untranslatability".在翻译研究领域中,专门针对广告翻译的著作相对较少,然而这并不是说广告翻译就完全无章可循.广告具有很强的功能性,而奈达的"功能对等"原则,对于解决在广告翻译中遇到的由于语言和文化所造成的不对等问题有很大的帮助.它是评估广告译文好坏的最佳标准.     

商务语言的特点及其翻译对比研究

商务语言有着鲜明的特点,翻译过程中除了考虑词语字面本身所表达的意思之外,还要考虑商务语言在词语、句子、篇章和语用几个方面的语言文化差异,通过语言文化的对比,使商务翻译充分传达原文本的专业性特色。     

释“道”有道,“道”亦可道——从斯坦纳阐释翻译学的角度看《道德经》中“道”的翻译

作为全书的核心,"道"的理解和翻译成为译者无法回避的难题。由于《道德经》诞生于两千多年前,无论是汉语语内翻译还是汉语同其他语言之间的语际翻译,都存在理解和阐释上的困难。根据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提出的阐释学理论模式,在语际翻译中,由于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语言上的距离以及语内翻译中时间上的距离,使得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困难重重。     

政治文献中中国特色词汇的翻译

随着中国社会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特色词汇出现在政治文献当中。语言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翻译必须反映语言的这种变化。如何使中国特色词汇的翻译也能"与时俱进"成为人们广泛研究的问题。在这些文献的翻译中,对中国特色词汇翻译时要注意译文应作出相应的变化,对一些透射时代变迁和文化差异而产生新含义的词汇的不妥译法应给予及时的纠正。     

文化的不可译性

刘敏、张伶俐在《理论月刊》2013年第12期撰文认为,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当翻译实践遭遇语言和文化的双重障碍时,就产生了语言的不可译性及文化的不可译性。作为不可译性的一个重要体现,文化的不可译性是翻译领域中一个无法忽略的问题,其在翻译过程中的处理对于准确、完整地传达原语的语义和文化特色来说尤为重要。可以通过详细阐述语言、文化与翻译之间的关系,探究文化不可译性的根源及种类,并达到等值翻译的目的。     

从译者角度谈广告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一方面担任源语广告的读者;另一方面又担任目的语广告的创造者。双重身份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由于受到语言功底、价值观、翻译观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同时又受到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差异以及目的语国家或地区商品广告法、商标法等的制约,从而引发创造性叛逆。对于广告翻译而言,这种创造性叛逆是以实现广告翻译的预期目的为前提的。     

《圣经》英译史研究

在英语国家(主要是英国),从<圣经>翻译的先驱凯德蒙到1973年"新国际版"<圣经>出版,<圣经>翻译经历了1400多年的历史,<圣经>英译规模不断壮大,涌现出许多优秀版本和翻译巨匠.<圣经>英译不仅是宗教领域的大事,在英语语言的发展过程中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论语言和文化因素的可译度

翻译既是跨语言又是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受着语言及文化差异的影响。因此,翻译是一种有限度的活动,不可译现象是翻译活动本身无法突破的,可译度受着语言和文化因素的制约。本文从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对翻译的限度进行了分析,认为可译度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之中。     

语言顺应论动态观与不同文本译文顺应语境程度探析

回顾语言顺应论应用于翻译方面的研究,前人的研究确有不足之处。从语言顺应论的动态观,可以审视译文对各种语境的顺应程度。不同的文本顺应各种语境的程度有强弱之分,译者在进行翻译工作之前,应该先对原语与目的语之间的语境差异程度进行权衡,才能在翻译过程中作出适当的顺应。     

德里达语言哲学思想渊源简论

德里达一生中的理论创作可谓错综复杂,涉及哲学、社会学、语言学和历史文学等不同领域,是20世纪后期整个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语言观主要表现为他的书写学、"异延"符号意义理论,而精髓则是他的解构主义语言哲学观.它颠覆了以"逻各斯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为别名的西方理性主义结构主义语言哲学,从而引发了一场认识论的革命,为人们揭示出了一幅全新的世界景观.德里达从西方传统语言哲学理论开始,特别是对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和卢梭、胡塞尔等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展开批判,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海德格尔反对在场的形而上学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