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环境损害责任的私法化

在国际环境损害问题上追究国家责任的不可行性 ,使国际环境损害责任制度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私法化趋势已多年。但是 ,由于国际法学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囿于传统的法律模式和思维方法 ,对这一问题的法律阐释和编纂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直到最近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才突破了这一问题。从理论上对国际环境损害责任私法化的内容和法学方法论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探讨 ,对发展国际环境法具有重要意义。     

跨境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国际法思考

"特雷尔冶炼厂仲裁案"确立了国家对本国境内私人活动引起的跨界环境损害进行赔偿的先例,由该案例引申的"不损害国外环境"原则已成为国际环境法中的基本原则。尽管如此,至今还没有一个现代的环境灾难是依靠国家责任法的适用而得到解决的。战后唯一确立国家在国际法上对环境损害具有赔偿义务的案例是联合国赔偿委员会处理的伊拉克赔偿案,但该案主要是依据联合国安理会第687号决议,国家承担这些损害责任的法律基础仍然是不明确的。实践表明,在现有国际法律制度下,国家赔偿责任只是一种例外,而民事赔偿责任制度是解决跨界环境损害争端、确保跨界损害的受害者获得及时与充分赔偿的主要法律救济手段。     

试述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的归责原则

承运人责任制度是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的核心和基础,而其归责原则更是核心中的核心,包括责任构成要件、举证责任分配、免责事由等众多核心问题.承运人责任制度也彰显着一种人文精神,反映出船货双方之间密切的利益关系,它指引着未来国际经济贸易和海上运输业、国际物流的走向,推动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组织的适时发展,也代表着一定区域、国家或地区,甚至一个时代的主流思想和立法趋势.当今,该领域的发展现状表现出相关的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律仍很不统一,而我国相关的货物运输法律与国际相关规定也不一致,我国沿海货物运输法律体系亟待更加健全和完善.在此,主要阐释《鹿特丹规则》对承运人归责原则的变化和影响.     

浅析国际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也能产生一定的损害性后果,在环境方面尤为显著.因此,国际法律责任孕育了一个新的分支——国际损害责任.此篇论文先从国际损害责任的形成和发展提出问题,进而阐释其内容与特征,相应地进行性质分析.在为读者解释当今国际法学界所推崇的主要学说的同时对其中笔者不同意之处一一进行驳斥.最后提出笔者的观点：行为国国际义务的不履行可以作为法理基础对国际损害责任进行相应的解释,其中的不履行包括了国际义务的不当履行和国际权利和权力的不当行使.     

国际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的现状与发展

环境损害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产物，已日益成为当今国际世界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而跨国间环境损害的解决以及环境损害责任的承担，要求有一个较为完整的完善的国际环境损害责任制度作为依据。     

南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的新发展

1991年《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这一新的国际公约签署后 ,有关南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成为国际法领域的重要问题。本文分析介绍了近年来有关这一问题的最新发展。主要内容包括建立责任制度的现状和困难、环境损害的定义和范围、环境损害责任的标准、环境损害责任的主体及赔偿限额。     

论国际生物安全损害法律救济模式的完善

对跨越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生物安全损害的救济,现行国际法采取经营者损害赔偿责任为主、损害赔偿责任保险和损害补偿基金为补充的模式。在经营者损害赔偿责任模式中,存在因果关系难以认定、赔偿范围有限、责任承担方式不适应实际需求等困境。生物安全损害责任保险以经营者损害赔偿责任的确定为前提,同样面临经营者损害赔偿责任模式的困境。国际生物安全损害补偿基金可以弥补经营者赔偿不足的部分,也可以救济原因不明的生物安全损害,但其功能和作用也存在客观局限性。国际法上不法行为国家责任和不加禁止行为国家责任无法适用于国际生物安全事件损害。这些困境在客观上无法通过相关制度的自我完善予以克服,需要在国际法上构建具体的国际生物安全损害救济国家合作义务,明确相应的国家预防责任和补偿责任,与经营者损害赔偿责任、不法行为国家责任、不加禁止行为国家责任、生物安全损害责任保险、生物安全损害基金共同构成国际生物安全损害救济机制,各有侧重救济国际生物安全损害。我国要积极倡议全球生物安全治理规则的不断完善,推动国际生物安全损害救济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建立。     

论风险社会法律责任体系的开放性

传统的法律责任承担主要是追溯性的责任,是一种事后的惩罚与补救,在现代风险社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风险社会的责任体系应在预防原则理念下设计一种前瞻性的责任,在实质损害发生前就积极进行预测和预防,建议增设"预防责任",其责任构成要件应从实质损害转变到实质损害威胁,责任根据应从主观过错转变到风险承担,利益的基点应从特定的对象转变到不特定对象。     

转基因农作物越境损害责任的省察与重构

转基因农作物越境转移可能对输入和输出的国家和地区造成损害。在其法律责任问题上，既有学说从污染者负担原则出发，认为转基因农作物越境造成的损害应排他性适用民事责任。从规范分析角度看，此种观点具有局限性，污染者负担难以作为一项法律原则而被证成；相关国际条约并未明确转基因农作物越境损害的责任形式，而是允许缔约方适用现有国内法或者制定新的法律去解决。依据《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关于赔偿责任和补救的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书》，及时充分赔偿原则应为统帅转基因农作物越境损害责任的法律原则。依照该原则，面向转基因农作物越境损害排他性适用民事责任不具有正当性，应当以民事责任和国家责任为核心构建类型化的责任体系。应依照因果关系的确证性对相关事实进行类型化区分，对因果关系可在经营者层面确证的损害适用民事责任，对不能确证的则适用国家责任，同时还应通过立法补正和法律解释的方式推动类型化责任体系在规范层面得以实现。     

域外私人行为的国家责任

由于经济与生态的依存关系,导致发生在一国领土、管辖或控制范围内涉及资源利用的活动可能对其他国家或其他国民产生损害性的影响。随着全球环境意识的加强,保护环境、防止跨界损害也被公认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国际环境法目前一个很重要的发展趋势或者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建立起国家对私人行为造成的跨界环境损害承担责任的连接点。①尽管国家作为国际环境法主体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不得基于主权理论而豁免的原则得到广泛的承认,但如何在实践中调整和平衡行为国和受害国之间的利益,构建符合国际法的跨界损害责任制度,仍离国际习惯或条约法的法律地位还有很大的距离。     

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正当性分析

侵权法无法独立解决环境污染损害与赔偿严重失衡这一重大问题,迫切需要可以转化损害赔偿的途径。环境责任保险在本质上是侵权责任最终分担的一种法律技术。建立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正当性来源于其对能有效弥补环境侵权责任法在补偿损害、预防损害以及平衡侵权人利益上存在的制度性缺陷。     

论跨界环境损害的责任制度及其发展

近几十年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跨界环境损害日益增多。那么,对于这些以科学技术为起因的跨界损害,以传统的责任原则追究其国际法责任已表现出它的局限性,亦不能有效地解决此类问题。本文认为在国际层面完善预防和赔偿机制,为各国间处理跨界环境损害事件和实现全球环境和谐可持续发展治理指明了共同的方向。     

董事对第三人赔偿责任的法理基础与规范解释

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和总结国内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对于公司董事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而承担的赔偿责任作出了具体规定。公司法第191条规定,董事在执行职务时因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该对该他人承担赔偿责任;第232条规定董事作为清算义务人时,其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承担赔偿责任。这一立法结构与域外立法例相比存在较大差异。董事对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法理基础是董事在执行职务时应该守法合规,其责任性质是一种特别侵权责任,该责任是因董事违反保护性法律法规而承担的特殊侵权责任。这一解释将合同法上违反强制性法律规范的合同效力和侵权法上违反保护性法律规范的行为效力统一起来。我国相关规则体系的构建与域外做法相比有较大创新。     

论“损失”在惩罚性赔偿责任构成中的地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确实解决了《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的司法适用难题。由于产品责任的赔偿范围不包括产品自身的损害,如果消费者依据该司法解释的规定,在主张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时不以人身权益遭受损害为前提,就意味着惩罚性赔偿责任的认定不再以消费者遭受法律上的损害为前提。然而,这却与学界对惩罚性赔偿依附于补偿性赔偿的基本认知发生了抵牾。通过对侵权责任制裁功能的再发现,惩罚性赔偿完全可以演化为一种"无损害的损害赔偿"。与此相对应,惩罚性赔偿责任不以法律文本上所表述的"损失"为构成要件,这也得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惩罚性赔偿责任的理论与实证支持。     

关于参加国际污染损害研讨会和海洋环境损害法律评定标准讨论会的情况报告

为加强各国对油污损害责任和赔偿责任的研究,促进各国法律和作法的统一,制订统一的国际规范,国际海事委员会92年9月20日至25日在意大利举办了“国际污染损害责任研讨会”和“海洋环境损害法律评定标准讨论会”。23个国家的海商法协会派代表参加了这两个会议,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法律对外关系部部长,以及国际油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会干事长、国际油轮所有     

我国雇主责任主体制度的缺陷和完善之路径——兼评雇主责任、帮工责任和法人责任之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雇主责任、帮工责任和法人责任分别规定，各自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则。这样的规定与民事诉讼法、劳动法的相关法律规则产生了冲突和矛盾，造成劳动者或者雇员因职务行为致人损害，受害人寻求救济时陷入法律适用上的困境的问题。我国未来的《民法典》应当重视这一问题的解决，在确定雇主责任时，遵循雇主责任的法理，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注意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体系化协调，将现行的雇主责任、帮工责任和法人责任合并规定，统一适用雇主自己责任，排除雇主和雇员共同责任的法律规则的适用。     

论污染者负担原则的嬗变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早提出污染者负担原则,其根本目的在于避免因国家承担污染预防和控制费用而导致国际贸易的不正当竞争,确保共同市场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伴随着污染者负担原则的政策与法律实践在各国国内法律和政策领域的展开,污染者负担原则由国际贸易中的一项经济原则,逐步发展和演变为一项具有政策倡导性的环境原则,其目的在于通过明确污染者对于污染预防、控制和治理等方面的责任,促进环境问题的公平解决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公平实现。同时,随着国内、国际环境法对污染者负担原则的认可和采纳,污染者负担原则逐步由政策性的环境原则,发展和演化成为一项国内、国际环境法所共同接受的环境法原则,并具有规范和引导环境立法、弥补法律漏洞、帮助法律解释和解决国际贸易和环境争端等方面的法律实践意义。随着污染者负担原则的实践发展,其主体和责任范围不断扩大。通过环境责任主体归属的确定和责任范围的划定,污染者负担原则已成为当代社会环境法律和政策实践的重要法理基础。     

试论空间环境损害的国际责任

空间环境损害是一种特殊的损害行为,其产生的国际责任属于国际赔偿责任,不以过失作为其责任构成要件。只要空间活动产生了空间碎片或放射性、化学性污染,就产生空间活动主体的国际责任。由于空间活动中空间环境损害行为主体、求偿主体、责任方式及责任的实现途径的特殊性,因此,空间环境损害的国际责任制度面临诸多挑战和完善。     

当前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难点问题及对策

《侵权责任法》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其第七章＂医疗损害责任＂专门就医疗损害的侵权责任作出了规定。该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医疗事故和医疗损害的二元化问题在法律上已经得到解决。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法官在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七章关于医疗损害责任规定的过程中,存在部分难点问题,本文着重就以下三个问题进行讨论。     

论高度危险责任一般条款的适用

侵权责任法第69条关于高度危险责任的一般规定．在法律解释与法律适用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规定不是适用于所有的危险责任．而是主要适用于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责任．而不包括高度危险物。在比较法上．许多学者认为．高度危险作业是指在从事类型上属于危险活动或因使用的工具而具有危险性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