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仇和现象"——从行政伦理的视角

本文以"仇和现象"为理论分析对象,从传统行政伦理和现代公共行政伦理及公共行政伦理中的人治与法制视角来深度解剖"仇和现象"存在的原因及其合理性。本文认为"仇和现象"反映出了当前我国政府改革正步入深水区,它对未来我国政府改革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并且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人治和法治能互相结合吗?

当前，在人治与法治问题的讨论中，有的同志认为，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从来就没有过单纯的人治，也没有过单纯的法治，任何统治阶级都是把人治与法治互相结合起来进行统治。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也要既实行法治，也实行人治。     

必须旗帜鲜明地实行法治

<正> 人治与法治的讨论正在法学界深入开展。在讨论中主要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是法治论,明确主张坚持法治,反对人治;二是结合论,主张兼收并蓄,熔人治与法治于一炉;三是取消论,认为人治与法治的提法不确切,应当抛弃这两个口号。虽然还没有任何一篇文章(就作者所见)主张坚持人治反对法治,但实际上持这种观点的也不少。究竟是人治好,还是法治好,二者应当结合,还是干脆取消,这不仅是名词、概念的争论,而是涉及到社会主义国家行使职能、进行管理的原则和方法的重大问题。弄清这个问题,对我们实行经济、政治体制方面的必要改革,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用“法眼”睹热点事件

法治与人治孰是孰非一直以来是人们探讨的话题,我们在建设法治国家的道路上,有些人治的思维和思想却一直处于认识的空白区域,迟迟得不到客观地认识,因此更无从转化和改善。近年来,随着信息不断地公开化与透明化,公民通过网络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直接参与,无疑推进了我国的法治进程,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可以看出这次改革的决心和力度,本文从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一些现象出发,以法律人的眼光审视这些现象产生的成因和造成的影响。     

经典名句

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遵循这种法治的主张，这里还须辨明，即便有时国政仍须依仗某些人的智虑（人治），这总是限止这些人们只能在应用法律上运用其智虑，让这种高级权力成为法律监护官的权力。应该承认邦国必须设置若干职官，必须有人执政，但当大家都具有平等而同样的人格时，要是把全邦的权力寄托于任何一个个人，这总是不合乎正义的。     

论法治国家的理念基础

人治与法治是在完全不同的理念氛围中生存的。中国社会要从人治步入法治 ,就必须实现由人治理念向法治理念的飞跃。这种飞跃是全方位的 ,其中较为根本、较为紧迫的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由性善论转向性恶论 ,二是由国家优位论转向社会优位论 ,三是由恶法亦法论转向恶法非法论。唯此 ,法治国家才有其牢固的理念基础。     

论法律的形式合理性

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推进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发生了。”① 法制现代化理论认为，人治与法治是诸多影响法制现代化进程变项中的一对关键性变项，而是否以形式合理性的制度安排作为法律运行的原则，则构成了人治与法治的基本区别。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是法制现代化的实证标准。现代西方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高度重视…     

对中国法律信仰缺失的思考

中国正从人治向法治社会迈进,法治社会的建立是一个漫长、曲折、艰巨的过程。它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密切相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法治建设步履维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及权大于法、以言代法等现象,仍屡见不鲜。笔者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都只是法治建设的表层特征,     

人治之辩——浅析柏拉图人治思想及启示

追求一种哲学王的"人治"是柏拉图一生的愿望,在理论上,他留下了"哲学王"的政治统治方式。根据韦伯的划分标准,柏拉图所推崇的贤人政治属于魅力型统治。柏拉图向法治思想转变过程中吸收了人治思想的精华部分。先秦儒家认为人治优于法治,"人治"中包含着对法律因素的肯定与利用。在我国目前所致力的法治社会里,人治的合理因素仍应被强调。     

趣谈古代法律制度

中国古代社会是"人治"社会而非法治社会,这是学界共识。皇帝金口玉言、言出法随,使得封建时代的立法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这就使一部分人误认为,中国封建时代只有人治而没有法治,也没有法律制度或法律制度相当的零散、随意、不成体系。     

律师职业与法治的辨思

法治与人治是两种相互对立的治国方略。人治是一人(或几人)之治(君主专制或贵族政治),法治是众人之治(民主政治);人治依据的是领导人个人的意志,法治依据的则是体现人民大众意志的法律。人治与法治的分界线是:当法律与当权者的个人意志发生冲突时,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还是法律高于个人意志。或者说,是“法依人”还是“人依法”。“一般说来,在国家管理中,偏重于人的作用还是偏重于法的作用;在个人意志与法律冲突时,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还是法律权威高于个人意志;这就是我们说的‘人治’和‘法治’的区别。”作为一种社会调控方…     

实行法治就要摒弃人治

法治与人治是两种治国的方式，法治论者主张以法治国、人治论者主张以人治国。划分法治与人治的最根本的标志，应该是在法律与个人意志(或者少数执政者的意志)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是法律的权威高于个人意志?还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凡是法律权威高于任何个人意志的治国方式都是法治，凡是法律权威屈从于个人意志的冶国方式都是人治。     

试论社会秩序的生成

社会秩序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社会秩序通过人们的行为体现出来。而人们既是国家中的公民,又是社会中的市民。因此其行为由国家治理方式和社会交往规则两种因素所决定。本文通过对国家治理方式和社会交往规则的分析,提出秩序生成的四中类型:法治下的契约模式、法治下的关系模式、人治下的契约模式及人治下的关系模式。     

走向法治

<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任务,提出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原则。从那时候起,关于人治、法制的议论就从未停止。理论界对这一论题曾经展开了持续三年的争论,高潮迭起,法治问题一时间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呼唤法治之声更是不绝于耳。尽管人们对法治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对人治法治各自的利弊得失有不同的认识,甚至有人主张取消关于法治问题的争论,但法治问题还是每每被人提起,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仇和留下的沭阳遗患

2015年3月15日,“明星官员”仇和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调查”.一个多月后的4月24日,随着其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被罢免,仇和的政坛演出在反腐风暴中谢幕. 从云南省省委副书记岗位落马的仇和,曾先后主政江苏宿迁和云南昆明.在位期间,他“以人治推动法治,以不民主推动民主”的施政理念和作为一直颇受争议;他落马以后,不断有媒体起底其背后的复杂政商关系.     

论法治的形成与发展

法治与人治都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我国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在寻求一种最佳的治国之道。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统治者推行的治国方略基本上是人治与德治的结合,有关法治的理论的提出可说是凤毛麟角。法治理论不光是很少有人提出,甚至很少有人关注,特别为统治者所禁止。因为历朝君王都推行人治,强调君主的个人权威性和至上性,他们不允许人民违背自己的意愿,同时也不想自己被法律所规制。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统治者为了寻求一种长效的治国机制,在历经人治——德治后,统治者最终选择了法治,走上了依法治国的道路。     

厉行法治需以法治精神的启蒙教育为先导

厉行法治是深受人治之害的中国人民的美好渴望。“五四”以来,不少民族精英为争取法治社会的到来浴血奋战。然而,可悲的是,时至今日很多人(包括一些身居各个方面领导职位的人在内)并不知道法治为何物。因此,我认为,对中国人民进行法治精神的启蒙教育,是厉行法治的必要前提。当前,首先要使人们知道法治为何物。     

中国法治建设的四条主线

我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法治的主线有四条。第一条法治主线是人治和法治。从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同志就特别注意这个问题。人治和法治的基本观念有两个:第一,我们不应该以人的变动来主导国家的命运。只有制度稳定,我们才可以保障党和国家的政策不因     

有法何以不依？

新时期，随着改革形势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些法律相继出台。法治的健全与完善，意味着“法治社会”的成熟与“人治社会”的结束，因此，凡是有利于“法治社会”的形成的法律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然而，必须看到，立法仅是建立“法治社会”的第一步，仅有立法而不能认认真真执法，那法所扮演的角色就近似田野驱赶鸟雀的“稻草人”。     

我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现状及发展走势分析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当前行政法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在论述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必要性的基础上,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现状进行了初步分析,并提出了行政审批的发展走势应从人治模式转向法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