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刑事立案标准研究

盗窃刑事立案标准长期落后于盗窃罪的发展和明显低于犯罪的起刑点 ,造成大量治安案件被立为刑事案件 ,使治安、刑事案件统计数字不能正确反映一方的违法犯罪形势。因此 ,盗窃刑事立案标准应以“有犯罪事实 ,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为依据 ,与提起公诉和犯罪起刑点相一致。     

隐私权视野下的刑事搜查之限制

刑事搜查作为法定侦查行为,在实现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功能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公民个人的隐私。在我国侦查实践中,由于相关立法的缺失,刑事搜查行为侵害公民隐私权的现象屡有发生。在保护公民隐私权的视角下,探究对刑事搜查进行限制的法理依据,借鉴限制刑事搜查的域外立法经验,健全和完善我国的刑事搜查立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与东盟侵犯财产罪比较研究——以盗窃罪、诈骗罪为视角

财产罪是指侵害他人财产的犯罪,各国一般是以对财产所实施的侵害行为的手段来区分不同的财产罪,但由于历史背景和法律渊源不同,各国财产罪的范围大小不一,不同的侵犯财产罪的罪名在有的国家规定得很详尽,但在另一些国家却可能没有规定,但是,没有规定并不等于不处罚,而是有可能采取扩张解释的方法,包容到其他罪名中去。本文通过财产犯罪中的盗窃、诈骗罪立法上的差异,对比研究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刑事立法与理论。     

新型盗窃行为探析

《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三种新的盗窃行为类型,使盗窃罪的客观构成要件相对趋向于具体化。入户盗窃,是指非法进入他人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窃取他人财物;携带凶器盗窃,是指行为人随身携带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或其他器械进行盗窃的行为;扒窃是指行为人在公共场所盗窃别人随身的财物。对三种新类型盗窃行为方式的研究和探讨,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盗窃罪的实质和预防此类犯罪。     

试论商业贿赂的刑事立法完善

完善惩处商业贿赂的刑事立法,可从立法模式、犯罪构成、刑事处罚等方面予以考虑。在立法模式上,可以保持现有的立法模式,同时注意发挥刑法修正案及司法解释的作用。在构成要件方面,注意完善行贿行为、受贿行为犯罪化的法律规定。在刑事处罚方面,要扩大财产刑的适用范围、加大财产刑的处罚力度,增设针对性强的资格刑,对行贿、受贿设置相同的刑罚。在尽量不对商业贿赂罪犯适用死刑的司法基础上,努力推动立法上逐步废除对经济犯罪的死刑规定。     

论盗窃罪中的“多次盗窃”

《刑法》第264条规定多次盗窃,构成盗窃罪。但是如何认定多次盗窃,在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争议颇大。多次盗窃中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多次盗窃中的每次行为形态的认定、"多次"的认定以及每次盗窃行为要不要求行为人实施的盗窃行为与取得财物数额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准确界定多次盗窃行为,有助于司法机关正确认定多次盗窃型的盗窃罪,实现公平正义。     

论当前我国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

从严打击、从严惩处毒品犯罪,是中国禁毒刑事立法的显著特点之一,也是当前禁毒工作的基本方针之一。但现行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存在着"严打"政策的局限性、运输毒品罪量刑失衡、新型毒品的定性定量标准立法滞后、吸毒行为的刑事政策定位不清等问题。为有效惩罚、预防和控制毒品犯罪,应当转变观念,真正回归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调整刑罚结构,形成合理的毒品犯罪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基础;以刑事一体化思想为指导,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当前我国盗窃犯罪的现状和特点

盗窃犯罪是一种多发性犯罪 ,是当前危害我国社会治安的主要因素。与其他犯罪不同 ,盗窃犯罪是一种与人类社会同进步的犯罪 ,其犯罪对象、犯罪行为方式能够体现人类文明发展的节奏 ,并正成为决定我国犯罪增多与减少的关键。当前我国盗窃犯罪的表现出诸种形态和不同的行为方式。     

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不宜适用转化型抢劫定罪处罚

目前,关于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盗窃时当场使用暴力致人轻伤的案件性质判断,许多法律工作者对我国相关法律以及司法解释方面理解不一,有无罪说也有转化抢劫说。本文从立法原意、有章可循的司法解释以及我国现行的刑事政策角度支持无罪说。     

论我国刑事特情制度的完善

刑事特情在我国运用很广,但是我国有关刑事特情的立法却十分缺乏,实践中也存在很多问题.为了充分发挥刑事特情在侦破案件中的作用,有必要将刑事特情的使用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在刑事特情的工作性质、资格、建立操作程序、使用案件范围、权利义务以及管理和保护等方面予以改进和完善.     

刑事立法政策合理化涵义浅析

在哲学上对合理性问题的探讨,标志着人们的认识视野和研究重心由自然事实转向社会文化及其价值意义,这对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当然包括法学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社会学上,韦伯提出了“合理性”概念和“合理化”论。我国刑事立法政策应具有科学性、法治性、人道性、伦理性、本土性(符合国情性)等合理性内涵。科学性是刑事立法政策合理性的前提。法治性是刑事立法政策合理性必要前提。在我国,要实现刑事立法政策合理化,必须以实现刑事立法政策法治化为前提。在目前,由于我国的法治建设尚未健全,我国刑事政策合理化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着刑事政策法治化的含义。可以说“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刍议我国反洗钱刑事立法的完善

洗钱犯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和收益,扰乱金融管理秩序,破坏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是多种犯罪滋生的温床,我国反洗钱刑事立法从无到有,逐步完善的历程,纵观当今世界反洗钱刑事立法,来观察我国反洗钱刑事立法的现状,我国反洗钱刑事立法中还存在的缺陷,我国反洗钱刑事立法有必要进行完善。加速促进我国反洗钱刑事立法与国际立法接轨,构建反洗钱刑事立法体系为现实目标,以期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指导司法对洗钱犯罪进行更为有效的打击。     

大数据打防多发性盗窃案件探析

多发性盗窃案件在刑事发案中始终占较高比例,其高发低破态势制约了刑事案件整体破案率的提升。大数据的发展应用为打防多发性盗窃案件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打击犯罪层面,公安系统各类大数据信息平台为实现"由人到案"侦查模式的精确打击提供支撑。在防范犯罪层面,采用数据挖掘技术分析多发性盗窃案件发生的时空规律,预测重点时段、重点区域盗窃发案可能性,有针对性地进行巡逻防控,从而实现降低多发性盗窃案件的数量。     

大陆法系刑事反诉制度及我国刑事反诉制度构建

刑事反诉制度在大陆法系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诉讼法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规定,尤以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规定最为明确具体。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刑事反诉制度,但利用率极低,应立法明确刑事反诉,并对刑事反诉的条件作出严格限定,同时明确刑事反诉的相关程序。     

刑法修正案（八）中入户盗窃问题研究——以彭某入户盗窃案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进行了修改，新增入户盗窃行为以盗窃罪论处，且对入户盗窃没有数额和情节的规定。那么是否入户盗窃行为就没有数额和情节的限制了，只要是入户盗窃都一律按盗窃罪论处呢？文章从一个典型案例入手来探讨入户盗窃是否需要数额和情节的问题。     

医疗纠纷的刑事立法分析

医疗纠纷是由医患双方对诊疗护理结果及其原因的认定存在分歧而引发的纠纷,通常表现为患方质疑医方诊疗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我国医疗纠纷的刑事立法几乎是以医疗事故罪为基础而构建的。就医疗事故罪而言,其罪与非罪的认定存在"医疗行为论"、"信赖原则"和"医疗水准论"等分界理论的限制性判断,司法实践应充分认识到医疗行为的特殊性,审慎并积极认定医务人员和患者及其亲属的犯罪与刑事责任。刑事立法是解决医疗纠纷的重要根据,医疗纠纷的合理解决应注重加强刑事立法的完善。     

民事合法与刑事违法冲突之解决——以欺诈和胁迫行为的效力为视角

欺诈或者胁迫行为属于可撤销的民事行为,如果被害人不行使撤销权的,在民事法律上合法有效,但在刑事法律上往往已经犯罪构成要件。这就出现了民事合法与刑事违法的冲突。之所以形成这一冲突,民法与刑法在核心价值取向上的差异性、民事法律关系与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差异性、民法和刑法对被害人事后追认的态度不同是其理论根源。民事合法与刑事违法冲突之解决包括刑事政策、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三方面的径路。     

盗窃与抢夺的界分——以被害人为视角

"公开盗窃说"的观点虽然得到部分学者的支持,但是该观点主张的区分标准在逻辑上无法自洽,原有的通说观点面对公开盗窃说的批判也略显无力,两种观点均缺乏对被害人视角的观察。刑法长期以来根据"犯罪人—国家"的框架对犯罪进行分析,忽略了被害人应有的地位。对于有被害人的犯罪,从被害人视角出发厘清犯罪的界限是一条有效的路径。抢夺罪在立法上和观念上都重于盗窃罪,面对被害人公开夺取财物的行为给被害人带来的影响和威胁也重于未面对被害人而秘密侵害财产的行为,因此应当从被害人的视角出发,将公开面对被害人夺取财物的行为认定为抢夺罪,未面对被害人的窃取行为认定为盗窃罪。     

犯罪化基准论纲

曲伶俐在《法学论坛》2009年第3期撰文认为，犯罪化包括刑事立法上的犯罪化和刑事司法上的犯罪化。立法上的犯罪化是解决前实定法上的实质犯罪的犯罪化问题，司法上的犯罪化是实现实定法上的形式犯罪的犯罪化问题。立法上的犯罪化基准其根据是行为具有应受刑罚处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其原则是刑法的谦抑原则和合理性原则；     

刑事技术在农村盗窃案件中的运用

盗窃案件已成为刑事案件中的多发案件,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甚至人身安全。农村盗窃案件不同于城市,有其自身的独特性,现场勘查中对刑事技术的运用有一定的侧重点。灵璧县娄庄镇地处皖北地区,以北部村庄三起入室盗窃案作为研究资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案件经过现场勘查,在充分利用视频检验、足迹检验、DNA检验等刑事技术进行物证分析后,对足迹花纹进行串并案件,最终将系列盗窃案件成功告破。可见,农村盗窃案件虽有一定的共性,但也应根据农村实际,对案件特点进行分析,并找到切合实际的案件勘查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