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法上逮捕规则的共性分析

逮捕在刑事诉讼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各个国家逮捕制度有共性,也有差异。考察逮捕规则的目的,重在寻求共性。逮捕概念的共性在于对自由的剥夺;逮捕特征的共性主要存在于逮捕主体的法定性、对象的特定性、手段的强制性和羁押的临时性等方面;逮捕目的的共性主要是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进一步可分为保障证据和保全被告;逮捕种类的共性是有证逮捕和无证逮捕的区分。     

逮捕功能的异化及其矫正--逮捕数量与逮捕率的理性解读

我国实行逮捕与羁押一体化,实践中极高的逮捕率导致羁押普遍化,超期羁押问题亦一直存在,对国家、社会和个人而言都有损害.逮捕措施的滥用源于逮捕功能被异化.改革逮捕制度,不仅要解决超期羁押问题,走出"前清后超"、"边清边超"的怪圈,更要着眼于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条款,减少逮捕数量,降低批捕率.根本之道在于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矫正异化了的逮捕功能,改进逮捕审查决定程序,完善逮捕的替代性措施.     

追捕条件的反思与重构

现行法律对逮捕条件的设置过于抽象,难以把握,易导致逮捕的随意性。建议对逮捕条件进行全面修改,作分列式规定。首先,将证据条件修改为"基本犯罪事实已经查清";其次,根据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每个犯罪的法定刑,将犯罪划分为重罪、次重罪和轻罪,并相应规定应当逮捕、可以逮捕、不予逮捕三种情形。第三,相应地明确规定逮捕后的羁押期限。     

对“逮捕质量有缺陷”的分析研究——以鹤壁市淇滨区2003—2007年批捕案件为分析文本

2006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第一次详细明确了逮捕质量问题的认定标准，规定逮捕质量问题包括逮捕错案、逮捕质量有缺陷和办案程序有瑕疵。其中“批准逮捕后，犯罪嫌疑人被判处管制、拘役、单处附加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符合本标准规定，没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逮捕，经法院审理判处有期徒刑缓刑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属于逮捕质量有缺陷。为准确适用审查逮捕质量标准，避免逮捕质量有缺陷，并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及办案实际相结合，就我院2003—2007年批准、决定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最终处理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如下：     

刍议附条件逮捕制度

附条件逮捕制度是侦查监督工作的一项制度创新。现行的附条件逮捕做法尚存在一些问题,尽管试点工作已取得一定成效。为完善附条件逮捕制度,应由公安机关启动附条件逮捕模式,完善审查、决定、撤销逮捕的工作程序,严格限制附条件逮捕的适用对象及范围,完善错捕追责标准和机制。     

完善我国逮捕的救济途径和救济责任

在我国,逮捕制度的改革需要多方面着手,逮捕和羁押的分离、扩大逮捕替代措施的适用和改变羁押的场所,更重要是要建立有效的防御和救济途径,完善被逮捕人权利救济的责任以及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创造良好的诉讼环境,全面保护被逮捕人的权益。     

加拿大军队逮捕制度评介

加拿大军队在刑事诉讼中实行不同于地方的逮捕制度，适应了军队必须高度集中统一的客观需要。同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国司法权在武装力量体系中服从于军事统率权这一总体特点。根据加事大于1991年最新修订的《军纪法》，该国军队的逮捕制度由逮捕权、逮捕后的处理和有关羁押的限制等三部分组成。一、逮捕权逮捕权是合法逮捕的前提和根据。为使军队实行合法逮捕，加拿大《军纪法》对有证逮捕和无证逮捕分别提出了台活性要求。有证逮捕是依据书面逮捕证进行的逮捕。逮捕证是授予某人通病权的证明，是执行逮捕的法律依据。育证逮捕的合法…     

论逮捕

什么是逮捕?从宪法角度说,逮捕是一项维系统治和秩序的国家权力;从法律制度说,逮捕是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司法机关职能来说,逮捕是一项具体的司法活动或司法行为;对被逮捕者来说,逮捕是被剥夺人身自由的状态;从刑事法学来说,逮捕是惩罚犯罪、预防犯罪的重要对策和刑事强制措施。从汉语     

论逮捕制度的再定义与错误逮捕的认定

本文分析我国逮捕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逮捕条件过高给侦查实践造成严重障碍为基础,深入剖析出这一问题的症结在于我国对逮捕制度的定位存在严重偏差,所以本文从速捕制度的再定义出发,建议降低逮捕条件。错误逮捕与逮捕条件的改革也密切相关,逮捕条件降低后,错误逮捕的机率也降低了;此外,错误逮捕在国家赔偿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认定标准也在逮捕条件降低的基础上统一起来,避免了实践中出现对错误逮捕认定的混乱。     

轻罪案件中的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研究——以故意伤害罪为例

通过对1600余份故意伤害致人轻伤案件的分析,发掘了轻罪案件中的逮捕社会危险性审查模式。"构罪即捕"现象得到很大程度缓解,以逮捕为原则的刑事强制措施适用思路正在松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和妨碍诉讼顺利进行可能性是逮捕社会危险性审查的重点,犯罪行为严重程度对逮捕的影响作用在减少。近三年数据显示,逮捕社会危险性审查在逮捕条件中的作用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赔偿谅解和严重疾病是促成逮捕变更的关键原因。我国逮捕社会危险性审查模式存在一些问题,可能导致强制措施适用的不公。应确立社会危险性条件为核心的逮捕条件制度,适当弱化赔偿谅解在逮捕适用中的作用,限制违法犯罪史和社会联系的作用,并严格防范审前逮捕对量刑产生影响。     

逮捕前公开审查机制探析

刑事逮捕作为一种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一旦错误适用,必然侵犯的是当事人的人权。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和国内逮捕前公开审查机制的司法改革试验为逮捕前公开审查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法律依据和现实可能。在此基础上,本文借鉴国外逮捕、未决羁押的相关制度,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和国情现状,提出逮捕前公开审查机制的具体构建,以期望真正实现我国逮捕措施适用上的合理化,杜绝逮捕滥用,进一步推动审查逮捕工作的科学发展。     

美国刑事诉讼中逮捕和搜查

美国宪法规定"人民保护其身体、住宅、文件与财产之权利,以对抗无理由之搜查和扣押,不得被侵犯."根据这条宪法原则,在司法实践中,通过案例形成了美国刑事司法对于逮捕、搜查和扣押很详细的规定.本文详细介绍了美国刑事司法中的逮捕和搜查的法律根据,执行方法、有证逮捕和搜查与无证逮捕和搜查的各种区别.文章分析了违反法律规定所进行的逮捕和搜查引起的后果,并且对美国刑事司法中有关逮捕和搜查的一系列规定的历史和社会根源进行了探索.     

从实践角度谈逮捕的价值纠偏问题

从制度设计的初衷看,逮捕的根本目的是保证诉讼,但在实践中,逮捕却已沦为侦查的辅助手段。本文从理论、立法和司法三个方面深入剖析了其中的原因之后,立足中国逮捕实践的现状,提出当前的逮捕价值观亟需纠偏,呼吁以“人权保障”替代“打击犯罪”作为逮捕的首要价值,以期减少对逮捕的不当适用。     

我国行政告知制度若干法律问题剖析——兼论行政告知制度的完善

我国告知制度最早产生于刑事司法范畴,而非行政领域。1979年2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第5条规定：“公安机关逮捕人犯的时候必须持有逮捕证,并向被逮捕人宣布。逮捕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外,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应当把逮捕的原因和羁押处所,在24小时以内告知被逮捕人的家属。”     

逮捕率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为背景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逮捕率的下降趋势十分明显。据初步分析发现,逮捕数、逮捕率的下降与犯罪率的自然变化无关,相关逮捕制度和管理制度改革很可能是真正发挥作用的影响性因素。以C市为例的研究揭示,检察机关对逮捕瑕疵案件的考核控制的增强造成轻罪逮捕数量的急剧下降,这是导致逮捕数和逮捕率下降的关键性因素;由于指控式审核机制的作用,逮捕必要性审查对减少不当逮捕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效果低于预期;至于"司法化"的审查逮捕程序,无论是讯问犯罪嫌疑人,还是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对逮捕决定的影响均较为有限。为了进一步控制不当逮捕,需要对现行的逮捕审查程序进行全面改革,逮捕审查应从采取指控式审核转向综合式评估,从行政化的准司法程序逐渐迈向控辩式的司法程序;与此同时,为了兼顾保障诉讼的价值目标,也有必要对轻罪案件羁押控制的策略做出重大调整,以全程性速审程序的构建取代行政考核管理。     

关于完善我国逮捕制度的几点思考

逮捕是国家司法机构依照正当的法律程序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它的本质是有时限地剥夺被逮捕者的人身自由。鉴于保障人权的重要性和防止司法权被滥用、实现公正司法的价值追求 ,现代各国几乎都在宪法中规定了逮捕制度。在国际上 ,禁止随意逮捕、非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得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已经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潮流。中国对保障人权、依法适用逮捕问题一直予以高度重视 ,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对逮捕的程序均有明确的规定。但从不断完善逮捕制度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的逮捕立法及实践 ,笔者认为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缺欠 ,突出的是观念方面存在的缺欠。弥补这些缺欠 ,对于促进司法文明与司法公正是十分必要的。     

逮捕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为进一步规范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逮捕工作,有效解决逮捕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促进严格依法适用逮捕措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06年8月联合部署开展了对2005年逮捕工作的专项检查。从检查情况看,逮捕工作中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逮捕的实质性条件新探

本文从逮捕的证据要件、刑罚要件、必要性要件三个方面研究了适用逮捕的实质要件,并就如何完善我国现有的立法规定进行了探讨。同时本文还着重论述了变更型逮捕与一般逮捕所应具有的关系,以保障逮捕适用的合理性、正当性。     

逮捕中心化的危机与解困出路——对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整体检讨

逮捕中心化在司法中表现为逮捕率高、逮捕羁押期长、逮捕具有观念上的至上性。逮捕中心化给我国刑事司法带来了严重的内外危机,包括司法压制社会生产力创造性危机,司法过度消耗物质资源危机,司法再生产能力严重受损的危机,群体性扼杀司法公正的危机,人权危机等。其形成有环境、心理和制度效用三大死结,不破解之则难以走出当今的困局。学界提出许多较好的解困措施,但解构逮捕中心化不能仅等待立法,还需根据社会转型的价值内涵重塑人权观、效益观,在司法上用强力控制逮捕率。     

我国“逮捕”批准或决定机关之中立性分析

一、何谓批准或者决定逮捕程序中的中立性 对犯罪嫌疑人实施逮捕是刑事诉讼中为了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而规定的强制措施,逮捕意味着对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剥夺.为保证批准或决定逮捕机关正确行使批准或决定逮捕权,要求批准或决定机关具有中立或超然的地位,其目的是保证逮捕的正确运用和保障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不受任意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