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引导权及其运行机制——以“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为视角

在侦查机关设立"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是检察权进入侦查程序的创新实践,其权能基点是超越侦查监督权和公诉权范畴的独立权能,即侦查引导权。侦查引导权是检察机关被动性的间接侦查权和自主侦查权之间的机动空间,能有效实现侦查控制和侦查独立动态平衡。侦查引导权不同于侦查指挥权,是对被动性间接侦查权缺陷的弥补,侦查引导权中应处理好与侦查监督权和公诉权的关系。对于侦查引导权的具体制度设计,在确定"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的权力边界时,可以从实体边界和程序边界对其进行划分。     

对我国现行侦查模式的反思与重构

侦查程序是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最重要的阶段。侦查权行使不当或者滥用容易侵犯公民权利。如何构建一种能制约侦查权力,避免侦查权行使的无序和恣意妄为,以确保公民个人权利的侦查模式,就成为现代侦查制度的主要课题。     

关于反贪侦查权的优化配置研究——以与刑事侦查权的优化配置比较研究为视角

作为侦查权一种的反贪侦查权,既与刑事侦查权有着共同之处,也与刑事侦查权存在着不同特点,即两者行使的主体、客体和目的均有所差别.但是,无论是反贪侦查权还是刑事侦查权都可以细分为侦查启动权、侦查指挥权、侦查执行权和侦查监督权等四个方面微观权限,通过这四个微观权限将反贪侦查权和刑事侦查权分别作以比较研究,有助于更好地在理论和实践中进一步优化配置反贪侦查权,提高反贪侦查权效益.     

我国侦查权力配置格局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

在侦查权力的配置中,检察官指挥警察进行侦查活动,成为大陆法系国家侦查权力配置的规律性模式.近代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基本上是移植西方刑事司法体制的结果,在侦查权力配置方面也不例外,清末民初中国的侦查权力配置实行"检警合一".民国各个时期都沿袭了清末形成的"检警合一"侦查权力配置格局.新中国成立后,侦查权配置的理论基础发生变化,侦查权力主体呈现扩充样态.其中,检察机关行使的侦查权具有法律监督属性,决定了它与公安、国安等其他侦查主体有着本质不同.在法治视野下审视侦查权的主体,目前我国不宜实行检警一体的侦查模式.     

论侦查权的概念

目前我国司法界在法律用语上对使用“侦查”还是使用“侦察”尚存争议,直接影响对侦查和侦查权概念的界定。经考证,笔者认为在法律用语和司法实践中都应规范为侦查。由此,对现有侦查权概念进行归类与评述,认为侦查权概念应界定为:国家侦查机关,为实现侦查目的,依法定的侦查程序,运用特定的侦查手段开展侦查活动的权力。     

侦查权论

侦查是一种重要的诉讼活动,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任意侦查与强制侦查、公开侦查与秘密侦查、主动型侦查与回应型侦查。侦查权的理性根据在于它的基本价值、历史源流和现实条件。侦查权的发展最终形成其稳定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对上述基本问题的探讨,构成侦查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     

论侦查比例原则的构建

侦查比例原则是通过对侦查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的衡量 ,把侦查权限制在适度、必要的限度之内。确立这一原则是由侦查权的性质、特征以及我国侦查立法和实践的需要决定的。构建侦查比例原则应从改革和完善现有的审前裁判机制、区分任意侦查与强制侦查、改革和完善替代羁押措施三个方面入手。     

关于我国侦查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我国现行侦查体制是在长期与各种犯罪作斗争的历史产物。现行侦查体制存在着侦查权配置不合理、侦查管理体制效率不高、侦查权运行机制不健全和侦查权监督制约机制不到位等问题。因此,改革现行侦查体制的主要对策有：重新配置侦查权,优化侦查管理体制,创新侦查运行机制和强化侦查监督机制。     

公安机关现行侦查体制存在的问题评析

侦查体制是指侦查制度中的组织体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规则体系。我国公安机关现行侦查体制存在以下问题:从数量上看,侦查部门呈急速膨胀的趋势;从权力配置上看,"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侦查体制致使侦查办案易受地方保护主义干扰;从职能上看,兼具侦查权与行政权的双重职能,易造成权力的混淆和滥用;从运行上看,各自为战的侦查部门使侦查协作呈现出临时性或随意性;从结构上看,层级过多,侦查警力布局倒挂;从资源上看,侦查手段和侦查基础工作重复建设突出。公安机关侦查体制急需针对存在的问题加以完善。     

论我国侦查法制建设

我国侦查法制建设应以“完善侦查立法是侦查法制化的基础”和“树立侦查主体法制观念是实现侦查法制化的关键”的基本观点,来树立侦查指导思想、侦查活动性质、侦查活动任务方面的法制观念,纠正与之相对应的错误观念。在完善侦查立法方面,关于侦查原则、侦查权分配、侦查措施、侦查监督都要有新的具体设想。     

论我国立法权限划分

立法权限划分直接关系到国家法制体系的统一、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关系的处理以及法治建设的成败。目前我国立法冲突、立法矛盾的不断升级暴露出我国立法权限划分存在的缺陷,因此,我们必须在坚持立法权限划分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不断探寻符合我国国情的划分方式,并且在实际中不断加以完善立法权限划分。     

论议会调查权的配置与限定

调查权是议会监督职能的重要方式，议会监督职能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议会调查权的扩张，监督“监督权”应成为宪政研究不可忽视的问题。从宪政原理及各国议会立法文本分析，议会调查权力配置及规范应遵循民主制衡、法治原则、分权原则、人权原则以及比例原则。具体包括：调查权应受到议会民主控制；调查成员组成应体现议会民意基础，多数党成员应占优势；调查权限应由宪法或立法明文设定；调查权应保持充分克制，体现谦抑性原则。调查权配置及限制也与各国（地区）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必须结合这些因素理性客观对待。     

论城市绿化法的基本原则

城市绿化法的基本原则是指为城市绿化法所确认或体现并反映城市绿化法的本质和特征的基本准则，它贯穿于整个城市绿化法律体系，对于城市绿化法律法规的创制、执行、遵守和适用都具有普遍的指导作用，是城市绿化法的基础和核心。科学完备的城市绿化法基本原则体系应该是以人为本原则、因地制宜原则、公众参与原则、生态优先原则、科技兴绿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有机统一。     

现代侦查权力的规制原则与我国侦查程序改革

现代侦查权力本质上是一种宪法权力,宪政的基本原理决定了宪法权力是一种受宪法和权利规制的权力。因此,现代法治国家均要求侦查权力依循宪法权力的内在理路而具有规范化、程序化、可救济性等特点。规范化要求强制侦查措施贯彻法定主义和令状主义;程序化追求控辩平等与独立的程序价值,体现为比例原则和辩护原则;可救济性要求侦查权力的程序性违法行为得到相应的实体性和程序性制裁。     

论授权立法的法理性基础

作为一种法律制度的授权立法，是指宪法享有立法权的立法主体通过授权法的形式，将自己的部分立法权限授予行政机关或其他组织来行使其权力的法律制度。它反映着法律的一般原则和精神。授权立法的产生具有较强的时代特色，它具有维持分权原则与政府职能扩张之间张力的一种平衡精神。我国授权立法的突出特点是：授权立法的主体不够明确，授权对象较为多样；无具体授权形式；授权权限较大。解决授权立法现状要明确授权立法基本原则，明确授权立法的范围和期限，加强对授权立法的监督。     

侦查与侦查学若干基本问题探讨

公安机关(横向)侦查机构的设置和案件管辖分工应遵循积极整合、抑制分化的原则,(纵向)侦查体制的确立和职能定位则应遵循明晰事权性质、分级负责的原则;刑事侦查的方针应修订为:依靠群众,依托基础,注重协作,依法办案;刑事司法改革的推进和证据立法的完善必将给侦查工作带来实质性的影响,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应积极应对挑战,确立与现代法制相适应的新的侦查观念;物证鉴定体制应实行相对意义上的侦鉴分离,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侦鉴分离;侦查学以观念层面的本体基础理论、原理层面的本体基础理论以及相关学科的科学理论作为其科学基础,因此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科学性不容置疑。     

依法行政必须建立在科学行政的基础之上

依法行政必须建立在科学行政的基础之上。当前我国科学行政的实现程度比较低,落后的行政管理体制,已经构成了阻碍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主要矛盾。二者的冲突主要表现为职权法定化原则与管理权限实际界定的非规范性的冲突,法律保留原则、法律优先原则与“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冲突,责权统一原则与权限界定模糊的管理体制之间的冲突。为此必须从实现职权界定的科学化,正确处理垂直管理与地域化管理的关系,强化对抽象政府行为的审查等来实现依法行政与科学行政的统一。     

主权与环境--对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的思考

主权国家解决环境问题的过程就是主权与环境的关系从矛盾走向统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现代国际法的主权观念不是被抛弃,而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完善和提高,即国家主权原则和尊重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环境原则的并存,这种变化可使得主权原则在新世纪继续保持其应有的威力和影响.     

中国法治国法律文化的发展轨迹——以刑法文化的发展为视角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国家权力主义和刑法工具主义色彩极为浓厚，政治国家占据着垄断地位，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控制。法律文化的传播使我们看到，作为法治的根本标志之一的刑事法治，以刑法限制国家刑罚权，包括对立法权与司法权的限制，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权利是人类社会的长期追求和共同期待。因此，我们要建设法治国的法律文化，使法律真正起到平衡利益、为和谐社会保驾护航的作用。     

试论人大监督权与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保证司法的工作不受来自外界的不适当干预,才能保障法律的权威性。要实现司法公正也离不开对司法权的合理监督,而这种监督必须以尊重司法独立为前提。司法公正的实现,要求司法接受监督和司法保持独立这两项基本原则之间实现统一和协调。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司法机关进行监督应遵循适当的原则与方式,人大监督必须以尊重司法独立为前提,必须把监督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采取适当的方式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