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中的谣言风险及对策

谣言盛行,每每催生或伴生突发性事件、群体性事件和恶性事件,是为风险社会中的谣言风险。在某种意义上,谣言成为风险社会的重要风险源。谣言具有"社群共享"性质和"非理性"的一面,但是谣言也反映着社会精神状态,是一种表面扭曲但是底层真实的民意表达。近年来,高风险的领域也正是谣言的多发地带,这一契合性体现出大众对风险的感知和不安情绪。风险社会的信息化、网络化、媒介化特点使谣言的传播形态有所改变,为公共治理设置了难度和挑战。"辟谣"只是应急机制,积极培养公众对于谣言的"理性的怀疑意识",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论总体国家安全观下打击“东突”恐怖主义的治本之策:社会治理+全球治理

建国以来,"东突"势力从未放弃民族分裂的图谋。在"双泛"思想的驱动下,"东突"势力诉诸暴力恐怖手段,成为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恐怖主义风险源。从"东突"嬗变的历史及其表现出来的新特点表明,打击"东突"恐怖主义的治本之策在于: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实行社会治理+全球治理的双重治理。     

城中村违法犯罪影响社会稳定风险源研究

城中村是城市扩张过程中形成的安全薄弱区域,治安管理难度大、违法犯罪问题突出。为了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对城中村违法犯罪影响社会稳定风险源研究是必要的。为此,笔者以太原市城中村为蓝本,调查违法犯罪的基本情况,探究风险源,为公安机关从源头治理,加强公安基层基础精细化管理,提高社会治安治理水平,进行基础性研究。     

风险社会视角下农村环境问题研究

风险社会理论为考察当今农村环境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在传统的农村社会,农村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生活垃圾污染、牲畜的粪便污染、自然资源的破坏等。然而,在现代风险社会中,化学物质污染、"三废"污染、噪声污染已经成为现代农村新的环境问题,具有不确定性、扩散性、危害性大等特征。风险社会下农村环境问题治理的具体措施主要包括:建立防范机制,及时掌控风险;促进科技创新,提高治理水平;加强区域合作,共建和谐城乡等。     

流动人口社会风险治理：理论与路径

"流动人口"作为我国特定阶段的社会现象与社会转型产物,在经济社会发展与急剧变迁的背景下,伴生并蕴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流动人口社会风险作为我国转型时期一个重要的风险性问题,长期以来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与重视。传统的研究偏重于从流动人口管理或社会风险管理的视角进行审视,而缺乏从国家治理的维度对流动人口社会风险及其治理问题进行探讨与思考。科学研判并有效防范流动人口的社会风险问题,不仅是新时代社会风险治理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流动人口的社会风险类别和变化趋势看,流动人口的社会风险在客观上需从风险管理朝风险治理的方向转型;从国家治理的维度看,应实现流动人口社会风险从"善政"到"善治"的转化。通过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公共治理与风险防控体系,形成适应流动人口社会风险形态变化的公共治理结构与方式,对有效防范并化解其蕴藏的重大风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迁村并居与社会稳定风险关系的分析

工业化、信息化以及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加快了风险社会的到来,"收益—风险"的权衡取代了传统的"收益—成本"分析成为政府新的决策评价标准,研究社会稳定风险成为弥补传统项目评估的缺憾以及丰富政策评估体系的关键举措。城镇化快速推进加剧了风险种类的衍变以及城乡关系的变迁,而在此过程中的"迁村并居"一直被认为是风险的集合体、群体性事件的危机元。研究并预判"迁村并居"的社会稳定风险的积聚与化解成为预防和减少群体性事件、加快城镇化推进质量与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所在。"迁村并居"社会风险的积聚是多种潜在矛盾显性化的过程,其风险化解需要进一步建立完善的危机预警机制与风险预估体系,并且,强化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以及农村社会治理体系成为必然选择。     

我国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的政策思考

社会稳定风险是工程项目建设的内在属性,并且遵循着"技术生产—制度诱发—主观建构"的生成与演化过程.项目建设的施工安全、邻避效应开启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治理,然而社会稳定风险具有明显的动态性,同时还包含着风险程度与级别的差异化呈现,以及不同主体的差异化行动策略加剧了社会稳定风险的生产与演化.根据达伦多夫的理论阐释,将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程度归结为"低强度—低烈度、高强度—低烈度、低强度—高烈度、高强度—高烈度"四种类型.在此基础上可以进行主体分歧的弥合,以及实现社会稳定风险诱发变量的分解与阻隔.同时,我国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治理及政策导向有着鲜明的本土意涵,风险治理需要立足于工程项目技术风险及其"相处"问题,明确本土风险治理的制度环境,促进公众有效的风险沟通与权益表达正常化、规范化,才能实现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有效规避与常态化治理.     

政治锦标赛体制下基层政府政策选择性执行及整体性治理救治

在当今风险社会中,政府有着与生俱来的风险偏好,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风险源成为被关注的首选项.基层政府的政策选择性执行就是将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风险源作为首选项而演变成一种制度化的非正式行为,其组织基础和制度环境在于政治锦标赛体制.源于政治锦标赛体制的政策选择性执行将导致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碎片化、部门碎片化、功能碎片化、服务裂解性等为特质的碎片化政府的形成,其治理策略以整体性治理为理论工具,以公民需求最大化为导向,构建协调与整合策略工具箱,建构整体性责任机制,实现基层整体性治理.     

中国大型工程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悖论及其生成机理——基于对B市A垃圾焚烧厂反建事件的扎根分析

近年来,为防控大型工程上马引发社会冲突,我国着力推进工程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治理工作(简称"稳评"和"稳管")。但在实践中普遍存在"风险治理"与"风险制造"并存的困局。本研究通过对B市A垃圾焚烧厂反建事件的扎根分析,提炼出"大型工程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悖论"概念以理解这种现象,并进一步建构了包括"原生型社会稳定风险产生"、"政府社会稳定风险治理、公众应对与感知"、"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悖论形成"三个阶段在内的我国大型工程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悖论生成机理模型,指出悖论产生的根源在于风险治理四个环节的失当及其引发的公众风险感知加剧。针对于此,需从三方面予以改进以优化治理效果,防止悖论发生:(1)调整风险治理的价值定位,从"项目本位"转向"人本位";(2)完善风险治理的制度设计,通过决策开放嵌入民主;(3)加大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关注,为风险治理中的国家话语与社会话语之间搭建桥梁。     

新时期社会风险治理中社会组织的参与路径研究——基于江苏社会风险的视角

近年来在社会治理主体趋向多元化的前提下,我国的社会组织在环保、医疗、宗教、慈善、教育等领域都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江苏省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社会风险的探讨,剖析了新时期我国社会风险治理面临的紧迫现状并依据社会组织治理社会风险的独特优势,提出了优化社会组织治理社会风险的现实路径。     

论马克思的风险社会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在全球化社会背景下,风险社会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不可避免的境遇。各种风险席卷世界的各个角落、渗入到现代社会的"骨髓"之中。这急切需要理论的关注,挖掘风险社会产生的根源。笔者试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原著出发,在唯物史观的视角下,研究风险社会的演进逻辑,揭示风险的内涵,对马克思风险社会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进行阐释。马克思风险社会思想的研究有助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品质的提升,有助于当代中国社会风险的治理。     

风险社会下的刑法立场

风险刑法从"风险社会"出发,提出刑法应当成为风险控制工具,主张法益保护早期化和刑罚处罚范围扩大化。但是,风险刑法理论自身存在诸多质疑之处。首先,作为其理论来源的"风险社会"并非真实的社会状态,对于风险的理解也存在误区。其次,风险刑法将风险的人为性和不确定性作为其立论基础,但是从这两方面并无法推演出风险刑法之主张。再次,预备犯、未遂犯犯罪化以及危险犯的出现并不能反映风险刑法之趋势。最后,风险刑法自身内含与自由保障价值冲突的局限。因此,风险刑法有借"风险社会"之名,扩张刑法范围的嫌疑。我们应当正确认识风险社会所带来的法益变动和社会治理观念变革对刑法的影响,坚守刑法的谦抑立场以回应风险社会的到来。     

论城乡基层社会风险与群体性事件的辩证关系

城乡基层社会风险的持续积累、发酵,最终由偶发事件引燃成为群体性事件,在促进政府机构与民众反思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社会破坏力。但是群体性事件并不因为解决了群众的利益诉求、改善了行政管理质量而不再具有社会影响力,相反,它的示范效应反而成为其他群体性事件的风险源。那么,两者是如何相互依存、相互消长和相互转化的,成为本文的研究重点,以期能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有益的启示。     

论转型中国社会治理的复合性及复合治理

目前中国社会治理的"空转"成为常态,它是由外生原因造成。这种社会治理空转现象具有可修复性。社会治理"空转"可以划分为结构性空转、体制性空转和政策性空转三类。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两种社会形态的叠加与重合导致异质性、重叠性和形式主义成为所有公共行为共同具有的属性,即转型社会的复合性特征。过渡社会的异质性破坏了社会治理的同一性,重叠性破坏了社会治理的权威性,形式主义侵蚀着社会治理的法治根基,从而引发了社会治理的空转。复合型治理通过整合现有的治理模式,拓展社会治理时空,实现多种治理模式共存,可以满足社会治理多元性、异质性的需求,是根治社会治理"空转"的良策。     

风险社会及其治理机制论析

风险社会理论是西方学者基于对现代化、全球化引发的威胁力量作出的反思。“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使风险社会责任认定陷入困境，同时也对传统的风险治理模式形成挑战。在现代社会，单一的治理机制无法有效应对全球化时代的风险，整合政府、市场以及公民社会三大治理机制，构建多元参与和责任分担的合作治理成为一种路径选择。作为复杂性简化的一种有效形式，现代信任关系为合作治理的可持续性运转提供了机制依托。政府信任在整个社会信任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同时也是影响合作治理的重要变量，需引起特别关注。     

邓小平的风险思想及对我国社会治理的启示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由于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矛盾、风险与挑战。邓小平同志对风险做了一系列十分精辟的论述,形成了全面系统的风险思想。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重温邓小平风险思想,吸收其思想精华,探讨当前我国"社会风险"与社会形态、时代背景、文化心理、社会结构与发展模式之间的关系,对于克服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风险、保证国家安全、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把改革引向成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数据场域中社会治理现代化：技术嵌入与价值重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大数据背景下何以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以"场域理论"为理论基础,基于技术嵌入与价值重塑的视角归纳中国传统社会治理路径,即基于权力本位的"管控性治理路径"、基于服务本位的"回应性治理路径"与基于法律本位的"法制化治理路径",进一步对传统治理路径的局限性分析,得出其失灵的深层逻辑:目标趋利化和主体单一化致使其无法应对社会治理的隐性风险及无法奏效隐性风险的社会治理。鉴于此,提出将技术嵌入到传统治理机制中,构建社会治理的技术路径,并重塑社会治理的人本、效率、主体和技术的价值取向,以期促进大数据场域中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数字化治理的价值证成——基于风险社会的分析视角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数字化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结合新冠肺炎疫情,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数字化治理提供价值依据。风险社会时代的强流动、个体化社会结构和不确定性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的积聚,风险管理成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的核心内容。数字科技以其智能化、精准化优势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的内在价值契合,一定程度上纾解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风险。具体而言,数字科技通过在线沟通、在线组织和在线服务将物理流动转换为线上的虚拟流动,不仅以再造流动空间的方式满足人们需求,而且有效降低了因社会流动而导致的疫情扩散风险;智能物资调度平台、线上公益推动了资源聚合,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增强了社会应对风险的能力;大数据技术为追踪病毒传播路径、定位感染源及实行精准化治理提供了技术支持。正是因其解构公共卫生风险的价值,数字化成为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机制的基本方向。     

深化社会组织改革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社会组织与政府、市场(企业)被公认为当今社会治理的"三大支柱"。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等。社会组织发展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深化社会组织改革,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促进社会组织发育,成为推进社会建设与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课题。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型:挑战与变革

"治理"的概念兴起于20世纪末,它强调多元的分散主体达成多边互动的合作网络。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面临着社会事务日益复杂化和社会生活多样化的新形势,社会治理应成为未来社会体制建构的基本形态。本文对治理的基本内涵、我国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及改革路径进行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