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发展中地区整体外交研究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地区性整体合作不断拓展,2015年中拉论坛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对发展中地区整体外交基本实现全覆盖。对发展中地区的整体外交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创新之一,它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的手段体系,推动中国与发展中地区的合作全面深化,促进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的机制化发展,有力地化解了持续崛起的中国在发展中世界所面临的利益、身份和影响力挑战。与此同时,中国对发展中地区的整体外交,还有助于各地区强化集体身份认同,进而推动了各地区的一体化进程。面对国际体系加速转型、中国持续崛起、发展中地区不断发展的现实,中国对发展中地区整体外交仍面临诸多挑战,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前瞻性地完善其指导理念、战略思路和政策体系,推动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发展。     

试论新时期俄罗斯地缘战略的调整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俄罗斯适时灵活地调整地缘战略部署,开展多边外交,重塑大国地位,展示了新时期俄罗斯外交的新风貌。纵观这一时期俄罗斯地缘战略的特点,它经历了由战略收缩到攻守兼备、由防守到反击的变化。俄地缘战略的调整,客观上会推动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进展。中国要利用俄地缘战略调整的机会,深化两国的睦邻合作关系,扩大相互支持、相互借助的领域。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创新发展与学术话语体系建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理论,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体系。习近平外交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源自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理念与实践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同时也是对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扬弃和超越,具有更强的国际复合视野、进程导向和责任意识。面对当前中国外交思想研究学理化不足等困境,国内学界应当遵循人文社科理论研究的一般性路径,从问题化、方法化、概念化、体系化四个维度递进推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从而进一步深化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研究。     

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挑战、风险与战略应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决定了中国有必要进一步提升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广度和深度。2018年卡托维兹气候大会之后,《巴黎协定》进入细则实施阶段,而近年来全球气候政治的新变化,也给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带来了全新的挑战:既要直面英欧变局、美国"退群"与中美关系负效应、自主行动与履约等现实难题,又要应对低碳发展、国家间气候政治和群体间气候政治博弈等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需要在战略上应对全球气候治理"3.0时代"的挑战,并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将牙买加作为中拉经济合作的战略桥头堡来加以经略

<正>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两年内第二次访问拉美,将中拉关系推进到一个新的战略高度,拉美正成为中国全方位政治经济外交的重要板块,中拉论坛的创立又为中拉合作开辟了新的战略空间。随着中拉经贸关系进一步深化发展,需要全面考虑中国在拉美地区的战略布局,有重点地建立以经济为基础的战略支点。在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中,牙买加地理位置优越,制度条件规范,经济对外开放     

梅德韦杰夫的外交选择

2008年5月，正式就任俄罗斯总统后不久，梅德韦杰夫访问了哈萨克斯坦和中国，并将于6月初访问德国，这是一幅经过精心选择的外交路线图。按照俄罗斯的外交传统，国家元首的首次出访务必圆满顺利，因此一般首选关系较好的国家，而出访路线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其外交优先方向。梅德韦杰夫通过首访明确表达了对普京外交政策的继承和延续：独联体是俄罗斯外交的最优先方向；亚洲合作需要加强，中俄战略合作关系将进一步深化；俄欧关系亟待改善。它表明俄罗斯将在东西方之间采取更加平衡的外交策略。     

专家笔谈：大变局中的中国与世界

这组专家笔谈主要包括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及战略思考、大变局中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国际贸易摩擦、网络空间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中国在有关领域的应对策略等。对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思想体系,可以从国际秩序观、国际责任观和国家利益观三个方面思考。在外交战略层次上,对外工作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并加强战略缔造工作。面向未来,中国的国际战略要体现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理性定位,符合战略缔造的基本逻辑,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取向。在大变局时代,我们既要关注中国的变化,也要加强对国际环境的分析,并加强对国际经贸新形势的研判。中国今后的内外政策选择,将对未来国际秩序演变和调整产生深刻影响。     

中国周边环境与周边外交的战略选择

正近年来,中国周边外交奋发有为、积极进取,在外交实践和理念层面取得诸多重要成果。与此同时,中国周边外交也面临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领土领海主权权益争议等压力和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周边外交需进行系统的筹划和设计,根据形势变化进行进一步优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实现,提供更有力的周边战略支撑。     

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的根源、性质与挑战——自主性外交理论的视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内政与外交经历了较大调整,"奋发有为"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的核心特征。作为一个源于中国、包容世界的中国学派,自主性外交理论不仅是理解各国重大外交战略调整的综合理论,也是理解中国外交战略转型的理论工具。自主性外交理论认为,国家实力的持续增强是"奋发有为"外交的根本原因,同时,国家能力的快速强化和合法性的联动提升则是"奋发有为"外交的直接原因。与一般理论集中关注外交行为本身不同,自主性外交理论还注重阐释外交行为的性质。新时代的"奋发有为"外交不仅是一种进取的外交战略,而且是一种进步的外交形态。当然,"奋发有为"外交在国内外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因此,以韬光养晦为基础的奋发有为应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性选择。     

试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建构的三大使命

未来十年既是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确立的关键十年,也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建构的关键十年。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既要抓住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机遇创新发展,又要把握历史演进中的恒久因素合理坚持中国外交的既有理论成果或及时与时俱进地加以更新。这样,未来十年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建构便具有三大使命,即理论传承、理论更新和理论创新。其中,理论传承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总体思想的坚持;理论更新和理论创新则更多集中于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战略思想和政策思想。     

统筹外交——对提升中国外交能力的一项研究

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事业的90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独立自主、一元化领导、归口管理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外交经验,领导外交的能力不断提升。当前,中国外交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对外交能力提出了日益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内政外交界限日益模糊、传统外交与非传统外交交织发展、政府外交与人民外交比翼齐飞。面对新形势,必须转变观念,立体思维,立体操作,打造内外结合、各方互动、官民并举的统筹外交,进一步提升领导外交的能力。     

论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发展——理论建构与内核深化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努力,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业已取得巨大成就。在诸多全球化问题特别是国际经济危机的压力下,建构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理论体系既是合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要求,也是指引中国对外经济合作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更是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要求,同时也是完善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要求。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经历了探索期、调整期、融入期和引领期四个阶段性的发展,并已逐步形成区别于传统西方大国对外经济合作理论和实践的平等性、互利性、开放性和战略性等四大理论内核。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压力和中国对外经济合作战略的升级将为进一步建构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理论提供更大更好的机遇,尽管西方大国的压力、周边国家的猜疑和国内利益分配的压力也可能阻碍这一理论建构的进程。展望未来,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理论的发展需要围绕如何改善、强化和升级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以及如何将对外经济合作的成果外溢至政治、安全、思想等领域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中国共产党外交理论建设的百年探索和创新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中国外交的发展规律,历史、辩证地认识国情、世情,科学、理性地分析中国和世界的互动关系,形成了一系列反映不同时代特点、体现中国特色的外交思想和外交理论,其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建构了以内外一体的利益观、与时俱进的时代观和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观等为核心理念的总体思想,发展了以基本定位、战略主攻方向和善用机遇等为主要内涵的战略思维。中国外交坚持国家的社会主义属性、发展中国家地位和“结伴不结盟”的战略原则;在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关系和外交上形成和发展了“战略机遇论”。中国外交注重坚持基本原则和弹性灵活处理,维护核心利益和实现互谅互让,强调通盘考虑和主张分步实施外交目标;外交政策的国际对接注重原则对接、讨论对接、内涵对接。中国外交理论坚持实事求是和唯物史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将继续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发展,指引中国外交取得更大胜利,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0年中国外交回顾与展望

2010年是国际局势调整和重塑的一年也是中国外交迎难而上、积极进取的一年。中国克服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逆势而上，经济保持快速发展，GDP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份额和投票权上升至第三位，在国际体系中的权重和影响进一步提升，国际总体处境变得更加主动有利，对外战略资源和手段更加丰富，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发展势头令人羡慕。同时，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仍未摆脱危机阴影，     

大变局下印度外交战略:目标定位与调整方向

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印度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切身感受和独到观察.在印度政策界和战略界看来,冷战结束后形成的世界秩序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发生了深刻变化,多极化是必然趋势,中美将进入较长时期的战略竞争博弈阶段,大变局下的机遇要远远多于挑战.为此,印度深度调整外交战略,摒弃部分传统外交思维和原则,锚定领导型大国的国家定位,追求带有"印度印记"的国际秩序,构建具有"亲西方"倾向的大国关系,并维护地区"门罗主义",以实现"新印度"愿景.印度的这一外交战略调整将给国际格局及中印关系带来复杂影响.     

新时代中国外交理论建设与外交实践笔谈

从方法论、理论意义和制度创新三个角度把握新时代中国外交理论的丰富内涵和发展方向,是深化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和外交理论研究的重要保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丰富了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有力推动着理论范式的创新。这种创新表现为中国国际关系理念与价值创新、思维创新、模式创新和话语创新。我们需要深刻辨识中国全球伙伴关系战略对开创国际关系新模式的理论意义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对世界共同现代化的制度创新价值。21世纪的国际竞争具有新的特点,更多体现为纵向竞争、间接竞争、错位竞争。由于美国视中国为长期性的竞争对手,这使得国际体系中的大国战略竞争呈现长期化态势。我们应从更广阔的战略图谱中定位竞争,从管控竞争、化解竞争的角度去应对竞争,其中包括推动实现"真正的多边主义"。     

中国大国外交理论的国家特色和国际交汇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丰富的实践中形成新的理念和观念,并逐步整合成为系统的大国外交理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源于中国的优秀思想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和优秀的国际外交思想理论。中国集世界文明大国、社会主义大国和发展中大国三位于一体,这代表了历史的继承、当代的创新和发展的方向。外交理论同国际社会密切相关,国家特色通过国际交流而更具世界意义,中国为此需要在增强理论自觉和自信、超越传统思维局限和确定国际交汇合作方向等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展望未来,中国需要全面和辩证地处理好机遇和挑战、特色和共性、目标和能力这三对关系,从而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方面取得更大的进步。     

入世后中国经济外交的战略转型与政策调整

入世后中国的经济外交步入新的阶段,开始寻求在现行国际经济体系的框架下影响国际经济规则。中国在推动多边经济谈判进程、推行自由贸易区战略、应对国际经济摩擦、能源外交及"走出去"战略等方面大力践行经济外交。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外交政策环境带来重大变化,中国经济外交面临进一步提升的机遇,同时也必须经历战略性的调整和转型。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的经济外交需要兼顾海外直接投资与金融资产的全球配置,从原先侧重于贸易、投资等局部性、领域性问题向体系层面的建构和协调发展,立足东亚贸易自由化以及金融协同化进程,推动多边贸易体系、国际金融体系朝向更为公平、稳定、平衡的方向发展。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世纪以来中国对美外交思想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对美外交中形成了一系列方针和政策,这些方针、政策成为新世纪中国对美外交思想的理论基础。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缩小,两国共同利益扩大,分歧与矛盾增多,中国对美外交思想顺应这些变化做出相应调整。构建面向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是新世纪中国对美外交思想的目标。为此中方主张坚持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发展方向,相互尊重恪守诺言,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及相互尊重国家核心利益。在中国对美外交思想的具体主张上,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加强两国战略互信,明确两国关系定位和管理控制两国分歧。这些目标、思路和主张形成一个完整的对美外交思想框架。中美关系的未来依然面临很多挑战,中国对美外交思想需要与时俱进,从而构建更加成熟的面向21世纪的新型中美大国关系。     

中国外交价值与利益统一刍议

这次“伦理与价值:中国外交的困惑”研讨会,大家提出了很多需要探讨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如何处理外交价值与国家利益的矛盾,如何认识三个知识体系(中国古代文化、西方传统文化、中国革命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寻求其平衡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的看法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与中国现实国家利益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关键是要与时俱进、观念更新。革新观念,主要不是建构一些新名词,而是要在高端外交价值主导下,明确动机意图和行为政策,根据国内社会变迁与国际体系演变,将国家利益的内容、意义与排序不断进行调整,以适应21世纪形势发展的新要求…